李鸿章呵呵笑道：“只要和贤弟一样，老夫就心满意足了。”

　　张佩纶是何等聪明，出来后赶紧托人去求婚，中堂大人也就一口应承了。

　　不止如此，《孽海花》还继续演绎，说李鸿章夫人赵继莲知道了消息，大为恼怒，指着李鸿章骂道：“你这老糊涂虫，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高不成，低不就，千拣万拣，这会儿倒要给一个四十来岁的囚犯！你糊涂，我可明白。休想！”弄得李鸿章没法。

　　最后还是女儿明确表了态，说爹爹已经把女儿许给了张佩纶，“哪儿能再改悔呢！就是女儿也不肯改悔！况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老夫人见女儿肯了，也只得罢了。

　　这一段故事，足能以假乱真，只不过书中的李鸿章叫做“威毅伯”罢了。

　　张爱玲小时候在《孽海花》中看到了这一段，非常兴奋，连忙去问父亲。但是父亲一口否认，说爷爷当初决不可能在签押房内撞见奶奶，连所谓奶奶的诗，也是捏造的。

　　张佩纶在婚后，仍留在李鸿章府中住，与新夫人的关系琴瑟和谐。

　　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张佩纶在仕途上的命运，并未像外人估计的那样，就此可东山再起。

　　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不知何故，与这个妹夫水火不能相容，买通了几个御史，蜂起弹劾张佩纶。大意是，张佩纶遣戍释放后，不安本分，又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招致物议。随后就有圣旨下来，命李鸿章把张佩纶撵回原籍去。

　　那时太平天国已经败亡，战乱后的南京房产很便宜，不少闲官都在那里置业。李鸿章便让女儿、女婿搬到南京去住，还给了女儿一份陪嫁。

　　这份陪嫁，可不是平民之家的几个箱笼包袱，而是田地、房产和古董无数。总量之巨，无法估计，我们只知30年后，分到张爱玲父亲名下的财产，计有花园洋房8处及安徽、河北、天津的大宗田产。

　　张佩纶在南京买下的房子，是一处叫“张侯府”的老宅子，位置大致在现在南京白下路东段的南京海运学校一带。房子共有3幢，张佩纶将其中的东楼命名为绣花楼，专为李菊耦住，当地人都习惯称它“小姐楼”。——后来，胡兰成在与张爱玲恋爱时，还专门去看过这地方。

　　此后，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又遭败绩，大清国被迫签下屈辱的《马关条约》。李鸿章因之声名狼藉，甚至被国人以民族罪人视之。张佩纶大概有感于此，自此绝足官场，再不要那顶官帽子。

　　就在那一年，李鸿章油尽灯枯，在“三百年来伤国乱”的悲哀中去世了。

　　张佩纶晚年过得相当颓废，只以酗酒解愁消磨残生。老岳父死后一年多，寂寞中的张佩纶也追随而去了。

　　他遗下一子一女，大的7岁，小的才2岁。男孩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女孩就是张爱玲的姑姑。

　　可怜李菊耦37岁就守寡，终日闭门教子，心有戚戚，不久染上肺病，于1912年病逝于上海。

　　张佩纶的子女辈，对他的印象都不十分好。女儿张茂渊就是张爱玲那位大名鼎鼎的姑姑。后来曾对张爱玲说，这桩老少婚姻，“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

　　张爱玲在读中学期间，弟弟张子静有一次对她说：“爷爷名字叫张佩纶。”

　　她马上问：“是哪个佩？哪个纶？”

　　弟弟告诉了她，她觉得很诧异：这名字，怎么有点女性化？

　　又有一次，弟弟给她看历史小说《孽海花》，撂下一句：“说是爷爷在里头。”

　　爱玲翻开书，找来找去，找到了庄仑樵。读完以后大为兴奋，跑去问父亲，父亲只是“一味辟谣”，跑去问姑姑，姑姑说：“问这些干什么？现在不兴这些了。我们是叫没办法，都受够了……”说到这里，声音低下去，近似喃喃自语，而后又说，“到了你们这一代，该往前看了”。

　　“受够了”指的什么？官僚大家庭的生活，还不是陈腐一路，当事人都受够了，何劳今天的人替他们荣耀？

　　爱玲觉得不好意思，连忙辩解：“我不过是因为看了那本小说好奇。”

　　姑姑见爱玲执着，就讲了一点奶奶李菊耦的事。两位老人死的时候，姑姑年纪还小，所以提到爷爷张佩纶，她便断然摇头：“爷爷一点都记不得了。”

　　爱玲又去问父亲，父亲只是敷衍她说：“爷爷有全集在这里，自己去看好了。”于是爱玲就抱了一大堆书来看。

　　张爱玲的先辈，虽很辉煌，且从李鸿章这一脉来说，也可称贵族。但是，外曾祖父李鸿章和祖父张佩纶都是在历史上有过污名的，所以，张爱玲自小就和她的“贵族身世”自觉保持着距离。在她成名后，文化界曾有一阵掀起过《孽海花》人物原型的考据热，她完全不参与，对一班前清遗少及名士派文人也敬而远之。

　　她不会傻到处处以这些晦暗的东西来炫耀。

　　但是，她与这些毁誉参半的先祖，毕竟有着血缘的联系，在她的意识里，又另有一种不同于政治评价的情感评价。

　　她从长辈们的议论中，从祖父的文集中，对祖父张佩纶产生了一种特殊好感，认为他是个“真人”。祖父在官场中的旋起旋落，直至抑郁而终，也令张爱玲幼小的心灵感到震撼，觉得这是一种“人生的回声”。

　　家族曾经的辉煌与无可挽回的没落，在一个孩子的心中，种下的就是这样无以名之的伤感。从普世意义上来说，全社会肯定是在进步了，但是作为具体的家族后裔，没落的气氛是一直就笼罩在头上、渗透在血液中的。

　　张爱玲，就是这样一株先天阳光不足的根苗。

　　她小小年纪，居然有苍凉的“身世之感”，也就缘于此。

　　张爱玲在成年以后所做的，就是努力挣脱自己的家庭以及那背后的所有阴影，向着独立的路上走。

　　在晚年最后一部著作《对照记》中，她历尽人世沧桑，终于与自己的祖先全面和解了，真正理解了他们的“不得不然”。

　　她后来的话，说得很动情：“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然而戏剧性的是，这样的家世，恰恰又带给了她一笔无以替代的财富。没落家族的种种人与事，都成了她后来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形成了她别样的文学路数。

　　在这个过程中，张爱玲是幸运的。

　　因为，没有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没有一个青年女性以文学谋生、以小说名世的可能。而她身后拖着的长长阴影，又使她成为了无数文学青年中极为特殊的一个。

　　——腐土上，开出的是一枝惊艳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