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周芬伶说得更直截了当，她说：有些人为张爱玲写传，“着重其‘贵族’身世，然而我看张爱玲一生从未有钱过”。

　　因此，渲染张爱玲“贵族身世”的荣耀，基本没有意义；况且她又不是活在李鸿章的时代！

　　相反，在辛亥剧变以后，晚清时代的荣耀，怕也不是什么金字招牌，更多的是给人带来负罪感与没落感。毕竟时代在进步，在民国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张爱玲，从“簪缨世族”承袭而来的，料想也是负面的东西为多。

　　张爱玲的祖上，固然是世宦之家，但是随着大清国的穷途末路，家族的景况明显地呈一个下滑线。等到张爱玲这一辈，这个前朝名门之后的家庭，就更像一座阴暗死寂的老房子，只能窒息掉所有活泼泼的生机。

　　我注意到，张爱玲只有在完全挣脱了家庭的阴影之后，才获得了她最鲜活的生命，蓬蓬勃勃地绽放开来！

　　她渴望挣脱这个冷漠的家，只想自食其力。

　　张爱玲的内向孤僻，她被人所指的“自私”，她的远离精英主流，无不与家庭的阴影有关。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喜爱名人，就看名人的一切都是好。

　　我们先来看看张家的这根老藤，有些枝蔓，倒也很有些意思。

　　张家的祖籍，是直隶今河北省。丰润县。

　　张爱玲的曾祖父张印塘（1797-1854），字雨樵，是“丰润张氏”几辈子里第一个做官的人，咸丰年间曾任安徽按察使。就其本人的操行来说，是个极为清廉、耿直的好官，只不幸生逢乱世，结局很是凄凉。

　　在这里必须一提的，是这位张印塘大人与李鸿章的结交。张印塘和李鸿章曾在合肥、巢县一带并肩作战，两人意气相投，遂结为至交。

　　张印塘后来与太平天国的西征军交战，因战败被革职，留营戴罪效劳。此后目睹局面日益崩坏、同僚好友败亡，心中越发郁闷。于次年，在徽州今安徽黄山市。病死了。

　　那时候，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年方7岁，是个刚够学龄的小孩子。

　　在辗转流离中，张佩纶发奋苦读，23岁那年考中了举人，第二年又中了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

　　他做了官后，敢于直谏，因而名声大起。后又担任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成了中央监察部门的副职长官。

　　那时李鸿章已是威名赫赫的北洋大臣了，念及旧日袍泽之谊，对张佩纶也很器重。

　　青年时代的张佩纶，是个旧时官场上典型的“清流”人物，耿直自负。不仅在正史上有名，而且还被写进了通俗小说，成为文学人物。

　　清末有著名的“四大谴责小说”，专写官场黑幕，其中之一的《孽海花》就绘声绘色地写了他的“事迹”。书中有个人物叫“庄仑樵”，就是影射张佩纶的。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佩纶连上数十道奏章，力主抗法——对洋鬼子不打哪成！

　　朝廷就派他到福建马尾港去督军。

　　可惜一仗打下来，福建水师全军覆灭！

　　战后追究责任，他被革职发配到边地察哈尔、张家口效力。

　　他先后有两任夫人，都是病死的。到1888年，张佩纶戍满回到北京时，已是一个光棍汉了。

　　就在这灰头土脸之时，在天津的李鸿章向他伸出了援手，将张佩纶收入幕中，协办文书，掌握机要文件，当了个心腹师爷。

　　入幕半个月后，张佩纶又有了奇遇！

　　李鸿章决定把女儿李经璹小名菊耦。许配给他，并且当下就办妥了订婚仪式。这一年，张佩纶年已41岁，李菊耦才22岁，两人相差19岁。

　　这桩婚姻，当时就有很多人侧目。即使拿现代的眼光来看，也很不般配。张佩纶年纪偏大不说，还是个罪官，仕途前景很渺茫。从留下来的照片看，相貌上也无甚过人之处——八字胡，目光无神，体态偏肥，不过是常见的清代官员颟顸模样而已。

　　而李菊耦在那个时代虽是大龄女子，却是个地道的美女，标准的鹅蛋脸，眉清目秀，双眸如漆，透出一股清新可爱的书卷气。

　　这段奇缘，曾朴在《孽海花》里也有妙笔生花的渲染，有如他老人家当时也在场一般。

　　曾朴写道，一日，张佩纶有事一头撞进李鸿章办公的签押房内，忽见“床前立着个不长不短、不肥不瘦的小姑娘，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

　　在旧时，同事之间也是要避家眷的，张佩纶来不及收脚，早被李鸿章望见，喊道：“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庄世兄。”那小姑娘红了脸，含羞答答地向张佩纶道了个万福，就转身飞快地跑进里间去了。

　　张佩纶与李鸿章谈着公事，忽然瞥见桌上有一本诗集，趁老太爷不注意，他便偷偷拿过来看。见里面字迹娟秀，诗意清新，知道是那小姑娘的手笔，不觉就有些倾倒。略一翻，见有两首七律，题目是《基隆》，读过一遍，当下顿感触目惊心。

　　诗的意思，大致是既有讽刺、又很替张佩纶惋惜——若只安分做个论道书生，不去冒冒失失请缨杀敌，也就不至狼狈若此了。

　　张佩纶看了，“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地落了下来”。李鸿章就笑道：“这是小女涂鸦之作，贤弟休要见笑！”张佩纶惟有满口称赞，李鸿章便顺势托“张贤弟”给女儿寻觅佳婿。

　　张佩纶道：“要如何条件，才肯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