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真拿我当自己的亲弟兄，真要救我的命，你给我一碗尿喝，我喝了马上就走。”刘荃这样说着的时候，不知怎么竟流下泪来了。

　　叶景奎什么也没说，就照办了。

　　他把自己身上的皮带解下来，帮着刘荃把棉大衣用两根皮带绑缚在身上，爬行的时候免得皮肤被擦伤。

　　“快走吧，”他说：“自己当心。”

　　两个兵帮着把刘荃托起来，送到壕沟外面。刘荃也没有说再见，就挣扎着向阵地外爬去。

　　这区域整个地像一个庞大的拖拉机刨过了，把泥土全部彻底地翻了一遍。一根草都没有。遍地都是烧焦了的苍黑色。

　　一望无际都是那黑苍苍的原野。他想起叶景奎来。在这样无边的荒凉中，还会有人间的温暖，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事。他想他这辈子不会再看见他了。但是谁知道呢，人生何处不相逢。也许他们都会活着回来，又会遇见也说不定。但是他想起崔平与赵楚，又觉得还是从此不再遇见的好。再来一次三反、整风，他们说不定也会互相诬告陷害，自相残杀。

　　往前挪动一步都是痛彻心肺，但是他竭力忍着痛往前爬。那荒原上光塌塌的，一点标志也没有，他疑心他一定已经迷失了方向。有时候隐隐听见炮响，他就停下来仔细听着，辨别前线在哪一方。

　　他到哪里都被痛楚的火焰烧灼着。原野那样广阔，但是似乎是有一条蜿蜒的火的小径在前面等着他。

　　爬到广原上燃烧着的一缕野火，静悄悄地在地面上延烧过去，有时候像是熄灭了，却又冒出一缕红红的火焰，蜿蜒前进。

　　但是终于熄灭了。

　　两个放哨的南韩兵士走过那里，看见地下躺着一个人，仅只是一捆烂棉花浸透了血。

　　但是他还呼吸着。两个兵士抬着他走的时候，他渐渐清醒过来了。他们正在过河，那小河蓝汪汪的，水面上浮着的一块块薄冰流得很急，叮当作声。他知道那水一定是寒冷得啮人。那两个兵士自己涉水过去，却把他举得高高的，不让水溅到他身上。刘荃当时也并不觉得惊异。他只想喝水。他喉咙完全喑哑了，想做一个微弱的手势也力不从心。那小河在他下面，也就像壕沟上的蓝天一样地遥远。他一阵天旋地转，又失去了知觉。

　　在南韩军队的司令部，有看护给他把伤口消了毒，包扎了一下。他们给了他小半碗饭，半杯水，警告他不能多喝水。由译员问了他的名字，又问他怎么会往联军的阵地后方出现。

　　然后他们用吉普车把他送到汉城，那里有一个联军的医院。医院里的人把他的衣服全脱了，周身洗涤过，伤口腐臭得可怕。刘荃自己以为决无生望，在共方看见伤势比他轻得多的，也都被认为无法治疗，不给医治。

　　他照了X光，经过验伤的痛苦，又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他是躺在床上，病室里排列着许多床，都是各国的伤兵。他身上已经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和联合国兵士穿的一样。他隔壁床上也是一个中共的战俘，是广西人，彼此言语不大通。那人似乎伤势比他还要沉重，一点东西都不能吃，但是他们不断地给他血浆，一天给他打许多次针。

　　他们两人都打了许多配尼西灵针。医院里对他们的待遇完全和联军的伤员一样。他们吃的维他命丸与安神药只有比别人多，因为他们伤势比别人严重。

　　医生和看护都是外国人，各国的都有。他们对自己的伤兵常常喜欢说两句笑话，但是对战俘永远是冷漠而认真的态度。“你不能喝水。”一个女看护说，她拿了一句口香糖来给他。“把这个放在嘴里嚼着，就不想喝水了。不要咽下去。”她大概是美国人，砖红色的瘦削的脸，眼镜后面的眼睛像淡篮的磁盘。她吃力地做出咀嚼的样子，怕他不懂。

　　医生给他箝出了几块榴霰弹片。他身体还太虚弱，禁不起脑部开刀。装伤兵的火车把他转送到釜山的战俘医院。

　　他背部有一个创口顽强的不肯合口。在釜山，联合国的医生从他腿上割了块肉下来，移植到背部。手术经过良好，两三个月后，医生认为他已稍稍康复了，脑部可以施手术，就给他开刀，取出一块炮弹片。

　　他在这间房间躺了这样久，一切都十分熟悉了。墙与天花板都是木板搭的，漆成乳黄色。有时候他无聊到极点，竟去数天花板下的铁钉。有些钉子没有十分敲进去，凸在外面，又有些钉上的漆剥落了，可以看得出钉头来。根据它们排列的方式可以计算出整数来，但是数着数着就胡涂了，又得重新来过。

　　他不能翻身，但是背后那排窗户与窗外的景物也都在眼前，历历如绘。那铁丝网，那木板搭的瞭望塔，架着机关枪。场地上从早到晚都有卡车轰隆轰隆开出开进。

　　有太阳的日子，阳光照到房间里来，每天淡然地按时前来，也像医生与看护一样。但是刘荃注意到那阳光渐渐地越来越早了，也照得更深入。他觉得这很重要，表示光阴是在消逝着，已经由冬入春了。他虽然无法知道眼前这条狭路究竟有没有走完的一天，但无论如何，只要知道时间的确是在过去，也就感到一种安慰。

　　他的过去是悲哀而遥远的，他的现在是空无一吻，他的将来又是那样不确定，靠不住。在这样的日子里，只有很少的几件事常在念中，对于他是像宝石一样地珍贵。他时时想起叶景奎对他的友情，还有那两个南韩兵士高举着他渡河，在浮冰中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