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谈屑（二）
前不久，见到一家报纸，登了启事。大意是说，他们的报纸，是作协的机关刊物，领有该处主管部门的出版许可证，却被某省邮局，列入非法小报，予以没收，为此提出抗议。看后哑然失笑。因为这家理论刊物，理论登得不多，却接连不断登载“通俗小说”，这些小说给我的印象，并不大好。邮局扣留，也算是事出有因吧。
作协办的，有许可证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大报”。
有的文学刊物，改名不到一年，又要改换名称了。去年，刊物换名之风甚盛，一般是换为“某某小说”或“小说某某”。那时小说的销路好些。有的刊物初改名，销路确是上去了千把份，但不到几期，就又掉回原数。如质量不提高，改头换面，究竟不是长远办法。而改来改去，尤其不像话，有失体面。什么买卖，也得讲究货真价实，只换门脸招牌，解决不了问题。
据说，在“通俗小说”中，“公安小说”，销路一直不错。
有几家这样的刊物，生意兴隆，主办的人，也兴致勃勃。这种小说，古时称做公案小说，外国叫做侦探小说。当前有的叫案例小说，侦破小说，法制小说，其中都有犯罪行为，而以桃色案件为多。
有一家这样的刊物，约我写篇文章，我久久未能应命。原因是，我的想法，和他们的刊物，恐有抵触。
我以为读书兴趣，虽有人认为是一种消遣，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心理的表现。社会心理就是社会意识。目前这类小说，就其内容来看，有些不一定能够达到宣传法制，惩恶劝善的目的。恕我直言，有的作品，甚至与这一目的南辕北辙。有不少的人，喜欢看这类作品，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一家刊物提出的“同名小说”，是越写越不带劲了。可还有别家刊物在模仿。模仿别人，在平常日子，也被认为是一种不高明的举动，在提倡勇于创新的时代，却常常走别人的脚印，这是什么道理？
前几年，提出“问题小说”，有作品，有理论，热闹了一阵。现在又在大办“小说唱和”，以为只要是名家出面，再弄些花色，刊物就可以多销，且看结果吧。刊物既是“商品”，买主就要看看，是否货真价实。
听说各地新华书店积压的武侠小说太多，卖不动了。国家出版局也在警告：纸张全叫这类书占去，好书出不来了。给人的感觉，是晚了一步。早一点抓就好了。
事到如今，也听不到什么地方开会赞扬“通俗文学”了。
那些理论家在会议上，胡乱吹捧了一阵，看见行情不妙，就又改写别的文章，吹捧别的新事物去了。才热闹了几个月，这股新浪潮就灯火下楼台，冷落了下来。不知这些积压的书，如何处理，经济效益又由谁人负责？
几个月前，风起青萍之末，一哄而来，致使一些敏感的理论家，认为是新的文学崛起。崛起得快，败露得也快。
又是三十年代。那时，就是一些皮包书店，野鸡书局，偷版漏税，也是出版一些对读者有益、有用的书，甚至革命的书，大书局不敢出版的书。没有听说谁家专印坏书、无聊的书以欺世获利。鲁迅与北新书局为版税，发生纠纷。鲁迅有一次对人说：李小峰不好好办书店，却拿出钱来，去办织袜厂。先生这话，是有些苛责了。北新书局还是印了很多好书，如果开列一个书目，那是要使当前的一些出版社，相形见绌的。如果是指该书局不按期给作家版税，自当别论。开袜子厂，是没有错的。书是人民需要，袜子也是人民需要，属于国计民生，至少是有利而无害的。
不久前，有些出版社，拿出大量资金，消耗大量纸张，去印无聊的，低劣的，甚至黄色有害的“通俗小说”、“武侠小说”。竞相仿效，你追我赶，一印就几十万册。书店也争相订货，书店几乎成了通俗小说专卖市场，形成“无侠不订货，无案不代销”的局面。其结果，流毒难以清算，这比起开办袜厂，问题就复杂得多了。
开书局，办出版社，总得有些识见，总得为文化事业着想吧，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也是不讲协调，不按比例办事的结果吧。
现在，妇女为了戴耳环，又在纷纷穿耳。自残身体，以求美观，本是一种原始举动，在多少年前，就反对掉了，现在又成了时髦，真是奇怪。从国外贩来的洋人估衣，不知道是死人穿过的，还是病人穿过的，现在也成了时髦货。青年人穿在身上，走在街上，去跳舞，去求欢，就不怕贻笑大方，传染细菌吗？
翻开一本文艺理论刊物，其中有些理论；翻开一本介绍外国小说的刊物，其中有些篇目，也给人以外国估衣的印象。
理论是用新鲜名词作装饰，小说是用标题刺激读者。
读了两篇小说，是写人的原始本能的。就是把人物放在一种近于绝望的环境里，让他作本能的表现，互骂，互打，互咬。问了一位小说编辑，他说这种写法，还有一种理论。可惜我忘记了那个新名词。我看的这两篇，只能算是模仿，还不能算是创作。外国小说中，有不少是写人的本能的，当然其中也有高下之分。三十年代介绍来的，苏联拉甫列涅夫写的《第四十一》，在当时是很有名的。我记得育德中学的图书管理员，一次在大会上讲演，就是讲的这篇故事，全场哄动。
小说写一个红军姑娘和一个白军军官，在孤岛上相爱，一到救生船来，才各自意识到了本来的阶级。如果是在那些年，会有人说它是人性论或阶级调和论的。但这篇小说，在苏联好像一直平安无事，就因为它有那个不可动摇的结尾。
我读的这两篇小说，时间，环境观念不清，不知是发生在什么年代，什么特定的环境。只是写人的类似动物的本能，写人物的幻想、梦境，也是仿效外国小说的。
创作与模仿，怎么看得出来？创作的色彩是鲜明的，而模仿的东西，常常是模糊的。创作有作家自己的生活根据，而模仿只是根据作家读书的印象和得出的概念，经不起推敲，又谈不上创作的个性。
前几天，读了一篇理论文章，谈到鲁迅写的《故事新编》。
鲁迅的《故事新编》，就其历史知识，文学手法，哲学思想来说，都不是轻易就可以否定，更不是轻易就可以超越的。
至于他当时为什么写这个，这就很难说了。因为，我们距离鲁迅所处的时代与环境，究竟是生疏了。对于当时鲁迅的思想和心情，如不设身处地，为逝去者着想，更难得其要领。
单就小说而言，自然是鲁迅初期的创作，更有现实意义，更与时代的脉搏相呼应。但如就杂文而言，则鲁迅死前之一日，其作品仍为革命文艺中最现实的。他的心，他的血液，正接连多灾多难的祖国的呼吸。他的一言一动，成为那一时代，对青年最有号召力、吸引力的号角之声。这一点，就是当时的革命作家，也都甘拜下风，尊为前导，后之来者，就不用多谈了。
现在，有些人对鲁迅的作品，抱冷漠态度，这原因很复杂，是多方面的。十年动乱，把鲁迅奉为主神的陪坐之神，强拉知己，无限制地印刷其著作，并乱加驴唇不对马嘴的解释，引出反作用，是原因之一。
鲁迅初期的创作，确是勇于借鉴西方的东西，以丰富自己。但是，他的借鉴，是通过外国文学的革命的或进步的内容，涉及其形式与技巧。这一立场，直到他死前，所办《译文》仍为主流。其间着力介绍弱小民族战斗作家之作，是与祖国当时的处境，息息相关的。对于批判现实之作，也多有介绍。总之，以为鲁迅借鉴外国，只是追求创作的“现代化”，那是无稽的瞎子摸象之谈。
鲁迅的《故事新编》，也并非都是晚年的作品，其中有的还是他早年之作。一个作家的着力点是多方面的，就是他那战斗的主要方向，也不能不受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一些寓言、讽喻之作，一些看来短小、无意义之作，在每个大作家的文集中，都有录存。因为对作家本人来说，这些作品，仍是关系其一生的重要资料。
鲁迅一生，虽战斗姿态凌厉，但对待文学创作，则非常谦虚谨慎，从未自放狂言，以欺世盗名。
近来一些文艺评论，唯心主观的色彩加重了。有些虽谈不上什么哲学思想，但在文字上，编造名词，乱作安置，把文艺现象，甚至创作规律，说得玄而又玄，令人难以索解。层次呀，结构呀，转化呀，渗透呀。本来是很简单的东西，一两句就可以说清楚。叫他们一说，拐弯抹角，头下脚上，附会牵强，连篇累牍，说个不完。这种文章，貌似很新鲜很洋气，很唬人，拆穿来，除去新名词，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不过把过去人云亦云的道理，变个说法，变个道道而已。此风已影响到文艺教学，那些讲义，有很多是辞费，使学生越听越糊涂。
经过很多人的努力，经过很长一个过程，我们的文艺理论，才逐渐克服了欧化、生硬、空洞、不通俗、脱离实际种种毛病，现在又有旧病复发之势。再加上哲学思想，逻辑概念上的混乱，有很多文章，实在是叫人读不下去了。
与之相呼应的，是创作上的所谓“现代化”。脱离现实，没有时空观念，动物本能描写，性的潜意识，语言粗野，情景虚幻。这样的文艺作品，中国人是不习惯的。对于现实，对于人生，都不会有好处，却为一些作家所热衷，所追求，为一些评论家所推崇，所赞赏。也不知是何道理。
1985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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