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谈屑（一）
随着现代化的进展，现在有不少刊物，用电报约稿了。本来也没有那么急，写封信也可以办事，却常常拍电报。甚至刊物还没有创刊，就用电报把办刊宗旨、编辑条例等等，用一二百字，甚至五六百字的电文，拍给作者。
有人说，这样做，一方面表示隆重，作者受此隆重待遇，必有感动，感动之后，必有佳作。另外，也表示刊物仪态大方，不怕花钱。
电报约稿，在别人那里发生的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在我这里得到的反映，却不太理想。
我们这里送电报，不知为什么都集中在晚上八点半以后。
八点半以后这个时间，对一般职工来说，当然不能说是太晚，可能一家人正在围桌吃饭，电报送来，送接都比较方便。但我是有病又上了年岁的人，八点钟我就上床睡下了。正睡的迷迷糊糊，先是院里大声传呼，然后是通通敲门砸窗，邻居惊扰，鸡犬不宁。又加上我是一人孤处，家无应门三尺童子，披衣起床，开灯找图章，踉跄跑出，既怕跌倒，又怕感冒。送报人走了以后，好久安静不下来，甚至失眠半夜。这样一来，心里先有三分反感，写稿的事情，就受了影响。
我觉得现在的刊物，主要是提高编辑质量和校对印刷质量。如果刊物的内容空洞，编校不负责任，出版拖期，只是在约稿上现代化，其作用是一定有限的。
目前，小说的名目，越来越小了。有小小说、短小说、袖珍小说、一分钟小说、微型小说等等。小说的名目越来越小，而短篇小说仍是越来越长，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只是在名目上打转儿，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何况这种做法，是一种退却的，甚至是全线崩溃的做法呢！骛名者，必寡实，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同样。
我们的习惯，是立一个新名目，还要找到一个旧根据。例如微型小说，现在就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找到了不少根据，证明古已有之。是的，给微型小说找祖先，在中国古典文库中，是俯拾皆是的。虽然实质上并不一定相同。比起前些日子给意识流小说找中国祖先，总是容易得多了。硬拉中国古旧小说，称之为中国早已有之的意识流。那确是很牵强附会的。
问题当然不在于有没有中国祖先，有用的东西，纯属舶来之品，有何不好呢？我们不是都在用着吗？
立了这么多短小的名目，短篇小说的长风，并没有刹住，于是有人就主张再建立一种“中短篇”的小说形式，不知试验成功了没有？
长者自长，短者自短，并存也可。这都是就形式讲话。其实，长短并不在名目，而在生活内容。生活内容空虚者，其作品必长。因为他没有实质的东西，必须去现编故事，故事又须编得圆满、热闹，自然就长起来了。反之，有生活根柢的人，他的作品必短。因为他须从丰富的积累中，选择其最有意义，最有表现力的部分。
如果没有生活的实质，只叫他往短里写，形式虽然微型了，其内含也就濒于无形了。
1982年6月19日晚
自然生态之奥秘，现所知者虽甚少，莫能究其终极，然表现于生物者，其复杂微妙，已使人瞠目结舌。一物之生，必有依附。有促进其生长者，有破坏其生长者。有貌似促进，而实际破坏者；有表面对其有害，而实际对其有益者。有道有魔，道魔相生相克，形成壮丽的大自然，奇异层出，仪态万千。
文坛亦小自然也，亦有其自然生态。一个作家，如是一株植物，则根生于土壤，吐纳为氧氮。在它周围，或者在它身上，有蜂蝶、有虫蚁、有细菌。有风、有雨、有雹。有养护、有践踏、有修剪、有摧折。如系动物，则虎前必有伥，腥膻者，必有蝇飞蚁附。千年万年，都是这个样子。
大家看过《红楼梦》，贾政身边有几位清客。他这几位清客，和《金瓶梅》里西门庆身边的帮闲，大不相同，然其生活方式、生存目的则一样。贾政当然算不上一个作家，但他确是一个权威。在他那个文坛上，总是由他拍板算数的。
清客在旧社会，是一种行业，并不是人人都干得来的。他要有一定的政治嗅觉，知道该到谁家去，不该到谁家去。要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还要有一定的专长。其中有的人，如果努力发展他的专长，也可以自立成家，不再当清客。但多数人就以此业，了此一生。
除去文化修养，他还要有社会经验。特别要懂得人情世故，其中主要一点，就是拍马捧场。
贾宝玉在大观园吟诗题匾那一段，就充分表现了清客这一行的真正功夫。每一发言，都要看贾政的脸色，还要照顾到宝玉的情绪。在老权威和青年作家中间，折中迎合，两方面得其欢心，这是很不容易的。
清客一途，其鼎盛时期，随着八旗子弟的消亡而消亡了。
但随着新势力的兴起，有些人又复活了。在文坛上，这种人也是不可少的，也属于自然生态的一部分。想叫他不活动，是不可能的，也不一定是有利的。
但在这些人的包围之下，主人是要保持清醒头脑的。因为，凡是清客，都是走家串户的，并非专主一家。他到甲家，则为甲家之清客；到乙家，则又为乙家之清客。在你这里，说的是一番语言；在别处，说的就又是另一番语言了。
1982年6月20日晨
近日，在一家地方报纸上，看到把程伟元，排印成了程伟之，这可能是排错了，校对和编辑，对这个人名生疏，看不出错来。又在一家地方出版的文艺理论小报上，看到把章太炎的名，排印成了“炳鹿”，赫然在目，大吃一惊。一转念，这也无需大惊小怪，编辑不知道章太炎名炳麟，在当今之世，实乃平常。又在一家销路很广专为文学青年办的杂志上，看到把一句古诗“乐莫乐兮新相知”，排印为“禾莫禾兮渐渐相知”，初看甚费解，特别是“渐渐”二字。后来一想，这很可能是原稿的字不好辨认，因此把乐排成了禾苗的禾。但既是一句诗，本来是七个字，现在排成“渐渐相知”，明显地成了八个字，就没有引起编辑同志的注意吗？又听说，这家刊物有会签制度，即一篇稿件，要经过众多的编辑人员“会签”意见，发生了这样重大的错误，怎么也看不到个更正呢？（可能要有更正，笔者尚未见到。）
总之，现在印刷品上错误太多了，充分表现了常识的缺乏。青年人从这种刊物上，得到一点知识，先入为主，以后永远记着章太炎名“炳鹿”，岂不是贻误后生吗？
当然，在有些人看来，这都是芝麻粒小事。知道章太炎名炳麟，不一定就会升官晋爵，不知道，也许会官运亨通。当然读书和做官，是两回事，不读书，照样可以做官，甚至可以当刘项。但当编辑，也是如此吗？可能，可能。因为编辑还可以升组长，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主编，主编，官阶在眼前，正是无止境呢！把精力时间，用在读书上对前程有利，还是用在拉拢关系上和培植私人势力上有利，有些人的取舍，是会大不相同的。因此，刊物也只好编成这个样儿了，销路日见下降，自有国家填补，自己的官阶，可是要一步步登上去，不能稍有疏忽的。
有些人确实对文字疏忽大意，对宦途和官级斤斤计较，甚至“盯”和“瞪”两个字的含义也分不清，而历任“编辑部具体负责人”、“编辑部主任”之职，平日如何看稿，就可想而知了。
1982年12月30日下午
我还记得，在十年动乱后期，作为门面，“四人帮”在各地恢复了文艺刊物，名称一律是文艺之上，冠以地名。封面、版式、内容，都是清一色的，排列在报刊架上，整齐划一，而一本一本翻过，实在没有不同特点的新鲜内容。
“四人帮”倒台以后，各省市的大批判组、创评组之类的名义取消，刊物也逐渐改易了一些名字，或以名胜，或以花朵，看来是有些差异了，但是版式大小，内容编排，还是有划一之感。在文章编排上，一般都是四大类：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各有固定地位，固定页码，固定负责人，编辑部成为一种割据之势。当然作品的内容和“四人帮”时期，已有很大差异，但如果永远保持这样一种“千刊一面”的状态，也有些和刊头经常呼喊的“革新”、“创新”的口号，不大协调。考其原因，是刊物的名称虽换，而编辑部的体制，则仍是钟箎不移，庙貌未改。新出的大型文艺刊物，如双月刊、三月刊之类，在版式编排上，也有这种仿照行事的现象。
近年读文章，姑无论对内容，如何评价，对文章题目，却常常有互相因袭的感觉。例如杂文，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从……谈起”这样的题目，散文则常常看到“……风情”之类。
最后一个时期，小说则多“哼、哈、啊、哦”语助之辞的题目，真可说是“红帽哼来黑帽啊，知县老爷看梅花”，有些大杀风景之感。当然，文章好坏，应从内容求之，不能只看题目，但如果“千文一题”，也有违创新、突破之义吧？
曹雪芹写了一部小说，翻来覆去想了那么多的题目，列之篇首，各有千秋，使人深思，不忍舍去。我们既然“创造”出来一篇作品，何不再费些功夫，创造个与前人不同的题目，反而去模仿别人已经用过的甚至用滥的题式呢？
当然，我们过去在政治生活中，曾有过人云亦云，顺杆爬，踩着别人脚印走的时期；在经济生活中，也曾有过吃大锅饭，穿一色衣服的时期。但这些随大流的思想，不能应用于今天的文化，今天的创作。其理甚明，就无须再说了。
1983年1月5日下午新的一年试笔
凡是有记忆能力的人，凡是关心文坛事业的人，都能记得，这些年，在一些评论家的笔下，赞扬了多少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他们笔下，经常使用的赞美词，是创造了某种典型，某种英雄人物，和某一方面的史诗，或者客气一点说，历史的画卷。典型、史诗、画卷，差不多可以从每一篇文学评论中看到。在我们的印象里，小说创作，典型人物到处是，史诗画卷，毫无疑问地汗牛充栋了。
可是，今天读了一位评论家对小说创作的估计，却用的是：“呼唤史诗的时候已经到来”——这样带有保留性的词儿。
这是怎么一回事？前此所说的那些史诗，都不算数了吗？
只是到了呼唤的时候。呼唤史诗和肯定了那么多史诗，相差远矣。而呼唤是很难保证的。可以一呼即出，也可以千呼万唤始出，也可以呼而不应，始终不出。
这种带有保留的提法，究竟比那些胡吹乱捧，慎重可靠得多了。这样提，也不一定就产生悲观的结果。正像胡吹乱捧不一定能产生乐观的结果一样。因为一部长篇小说，能否成为史诗，并不是一位评论家或几位评论家，一呼即出，一言可定的。史诗要出来，也不一定等人呼唤。你呼唤它，它也许出不来，你不呼唤它，它也许就出来了。总而言之，出现一部真正的史诗，像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文学典型一样，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也不是评论家随心所欲的事，而是时代和社会的推动，作家认真努力的结果。
作品不是史诗，怎样吹，有多少人吹，也吹不成史诗。或者当了几年“史诗”，又被人们忘记了，这算什么史诗？典型人物，也是如此。
评论家拿着“典型人物”、“史诗”，去送给作家，好像也不费什么力气，又不花钱。其实这种作法，不只无助于典型、史诗的到来，反而会阻碍典型、史诗的产生。
因为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部史诗的产生，谈何容易？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所谓史诗也者，也是屈指可数的。
对评论家来说，给作家指出些切实可行的路，对作品说些实事求是的话，比站在高处，吹大话，瞎指挥要好得多。对作品乱加封号，只能助长作家的轻浮，于创作是不利的。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下一番苦功。这样评论家再去呼唤，就有些把握了。
有一种理论，把人物性格的复杂化，提到了最高度，可以说是有了复杂化，就有了小说创作的一切。
这种理论，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我对典型性格的理解是：既是典型，就是有一定范畴的型。既是有一定范畴的型，就是比较单纯的、固定的、不同于别人的型。
我们无妨举些例证。比如说贾宝玉，这是大家公认的典型人物，他的性格，就是贾宝玉的型，它有什么复杂性呢？林黛玉的性格，也是如此。如果在林黛玉的性格以外，再加薛宝钗的性格，王熙凤的性格，这样复杂是复杂了，那这三个人物又如何区别呢？又何以能称得起典型性格呢？你的性格也复杂，他的性格也复杂，那不成了性格的大锅饭吗？
按照这种理论的含义，可以认为他指的是：凡是人，性格中既有善，亦有恶；既有美，亦有丑；既有英雄，亦有鄙卑；既有慷慨，亦有自私。只有这样，才叫复杂，才是真正的典型。这种理论，能够成立吗？能够向青年作家推荐吗？
这种理论，我虽是第一次系统地看到，它的出现，实际已经有好几年了。在它出现的时候，正是一些人忽视现实生活对文艺创作的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有些青年，认为只凭主观想象，也可以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也可以塑造出成功的典型。有这种想法，又碰上了这种理论，于是凭空设想，把人物写得很复杂。这种复杂，当然不是根源于现实，而是随心所欲，剪贴拼凑而成。都是沿着亦好亦坏，亦英雄亦不英雄的路子去写。一时文坛上出现了那么多反现实主义的作品，甚至是有害的作品。
现在大家都在重新强调现实生活对创作的重要性了，仍然强调这样一种理论，不是很大的矛盾吗？
因为，人为的简单化固然可以产生概念化的作品；人为的复杂化，同样也会产生概念化的作品我读过一些青年作家的小说，在他们把人物写得单纯一些的时候，我觉得是真实可爱的，在他们着意把人物复杂化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失败了。
所谓典型，其特征，并不在于复杂或是简单，而是在于真实、丰满、完整、统一。复杂而不统一，不能叫做典型，只能叫做分裂。而性格的分裂，无论在现实生活中，或是小说创作上，都是不足取的，应该引以为戒的。
所谓复杂，应该指生活本身，人物的遭逢，人物的感情等等而言，不能指性格而言。在这一方面，过多立论，不只违反生活的现实，对创作也是不利的。
1983年1月29日下午
自从司马迁说，要把自己的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以来，文学事业与名山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虽然司马迁并没有把所作《史记》，真的送到名山去埋藏。他的作品，以其特殊的成就，没有等到他死，就流传开了，而且一直流传下来，成为人人必读之书。
唐朝的白居易鉴于文人的事业，常常被兵火所消失，他在生前把自己的诗文编辑好，抄写五部，分送五大名山，藏于五大名寺。真有效果，他的集子，完完整整地流传下来了，未失一字。白居易一定含笑于九泉，庆祝自己措施的得当。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是逃到深山里，读书并写作的。他潜心读书，然后写出心得，发挥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他的著作，细密而精到，是只有在深山之中，断绝一切尘念，才能写出来的。
《红楼梦》据说也是在北京西山写出来的。
看来，山和文学，确实有一种美好姻缘，就像它和水的关系一样，在互相呼应着，在互相促进着。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这一辈人的文章，也是在山里写出来的，虽然那里说不上是名山，我们的作品，也说不上是名文。
近年来，各个出版社，各个杂志社，如果所在省、市，有名山名水，每逢适当季节（庐山、海滨则宜夏，岭南则宜冬），总是约请各地名流作家，到那里集会十天半月，一方面是尽地主之谊，另一方面，是请作家们给出版社或刊物，写些稿子。作家们或单身、或携眷到达之后，居停于宾馆别墅，徜徉于名胜古迹，杯酒交欢，吟风弄月，自有一番盛况。开支多少，所得几何，因未曾主持过，也未曾恭逢其盛，不得而知。但从透露出来的消息看，稿件是没有多少收获的。作家们游的谈的虽然很热烈，临散会，顶多交一篇游记或即兴诗，就飘然下山去了。当然，长线钓大鱼。既有此番情谊，以后也许寄个中篇小说来，也说不定。
还要摄影留念，其镜头焦点，多集中到一些女性新秀的身上。
刊物没有像样的头条稿件，就从外省外市，约请一位当前很红的作家来，把他请进当地高级宾馆，开一个房间，日供三餐美食烟茶水果，为刊物创作“头条”。交卷之后，并在宾馆门口，摄影留念，特别把高级宾馆的牌子，也收入镜头。
以作此番写作的纪念。
因为没有被人请去过，所编刊物，本小利薄，也没有到外埠请过名人，所以此中滋味，不得而知。
现在一些作家的居住条件差，也是知道一些的。但高级宾馆，就那么适于创作吗？想来也不尽然。姑不论，宾馆之内，人来人往；食堂之内，乱乱哄哄。加上身为客人，人生地疏，如果是我，虽有沙发软床，华灯地毯，也是安不下心来的。
当然，听说还有一种特别高级的宾馆，那里面是花木满园，闲人免进，远离市廛，鸦雀无声，最适宜于构思。这种仙境，因为未得亲见，不能揣摩，每天要花费多少钱，所写出的文稿，能否抵消得过姑且不论。如果是个乡土作家，一进这种所在，不是要成为刘姥姥，还能写出东西来吗？
曹雪芹曰：茅椽蓬牖，绳床瓦灶，未能妨我襟怀。可见，创作贵有襟怀，有之虽绳床瓦灶，也无妨文思泉涌；无之，虽金殿皇宫，也无济于事的。
有的刊物，等而下之，小气些，他们把当地的业余作者，集中在一家不怎么样的招待所里，限期叫他们写出“头条小说”。这简直是采取科场制度，成心叫业余作者受罪了。
但如果有人真的写出了成功之作，刊在了头条，一炮打响，随即获奖，一举成名，那又怎么说呢？那就让我们高呼宾馆文学的胜利吧！
1983年3月18日午后
我看过一部小说的提纲，主人公是一位“识时务”的女人，最早的丈夫是一个反动军人，革命到来，她立刻改嫁一个革命军人。反右时，他的丈夫遭难，她改嫁一个左派。“文化大革命”时，她改嫁一个造反派，随后又改嫁一个什么派。
作者把她叫做运动夫人，一生处于不败之地。
但听说这小说终于没有写成，因为作者虽对社会人情有所感慨，他自己并没有多少这方面的实际体验。另外这种设想，也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一个女人的时光有限，多么好的如花美眷，也逃不脱似水流年。她的一生，也只能运动两次到三次，再多就不好找对象了。
他的小说虽然没有写成，却使我想到：近几十年来，在文学作品中，也有一种类似“运动”的情况。
应该申明：在革命历程中，文学作品为宣传服务，平心而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更是不可厚非的。每一个革命时期，每一个革命任务的执行，有些及时的短小的文艺作品加以配合，是理所当然的。这里指的不是这种文艺作品。
这里指的是：作者本来对革命也没有多大热情，对革命的理论和实际，也没有多少理解和实践。他只是为了解脱自己当时的处境，想得到一种飞升，随即揣摩上面的意旨，领会当前的形势，连夜赶制长篇小说，企图一炮打响，一举成名。这种作者的功夫，主要不在艺术，而在揣摩。他的文学修养，也只是读过几本甚至几篇小说，特别是革命历程和本国大同小异的那些国家的小说。记住一些小说程式，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然后加以融会贯通，使之洋为中用。
这种小说的生产，众所周知，主要是为了“爆炸”，所以他特别注意的是政治上的应时。而政治有时是讲究实用的，这种小说的出现，如果弄对了题，是很可以轰动一时的。
这种小说，成功以后，还经常伴随着一阵庸俗的社会学：
有真人真事作根据呀，时代突出的典型呀，到所写地点参观访问呀，找模特儿听取先进经验呀，顿时举国若狂，像大寨和小靳庄当年造成的声势一样。
因为这种小说，其产生并非根据现实生活，艺术上更没有经得起推敲的素质，不过是应合时尚的中彩之作，所以时间不长，就被证明不是那么回事。从它那里吸取的经验，不只不先进，而且用不上，用上就坏事。热闹一阵也就完事了。
人们对文艺毕竟是宽容的，不像对大寨经验、小靳庄经验那么认真。作者名利双收之后，却以为这毕竟是一条成功之路，就又去揣摩新的应时的主题去了。
这种小说，就可以叫做“运动文学”。
最早的运动小说，基调多是歌颂，人物多是英雄。“四人帮”时期，登峰造极，英雄人物达到不食人间烟火、毫无个人私欲的程度。最近一个时间，则伴有揭露，或以揭露为基调。人物性格变得复杂化，具备各种情欲，特别是性方面的情欲。但总起来说是个“正派人”，他所反对的不过是那些顽固保守势力。
这可以说是运动小说的第二次运动。但运动来运动去，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四人帮”时代的小说模式，虽然已经改头换面，而其主题先行一点，确实已经借尸还魂。但这一情况，实际也是运动小说“成功”的契机。
揣摩小说，谈不上什么现实主义，这一方面的有为之士，也很少谈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反映现实的。而揣摩小说是空中楼阁，是拆烂现实，装潢的西洋镜。
揣摩政治气候的小说，站不住脚，紧跟政治形势的作品，也常常以失败告终。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经营一部长篇小说。最初的主题是写反右，形势一变，随之改为反左。形势又变，又恢复反右。改来改去，终于把一部小说，改得没有东西了。
以上，并非忽视政治。政治对现实生活，影响巨大。文学作品只能反映现实生活中已经受到的政治影响，而不能把自己对政治的揣摩，罩在生活的上面，冒充现实。
然而，运动小说，还是会运动下去的。
1983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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