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家庭里感受到的是一种非常低沉的气压。等到一切拾掇清，该烧的烧了，该沉的沉了，张教官的父亲才叫媳妇安排着客人睡觉。家里只有两条炕，变吉哥愿意张教官和媳妇去团圆一夜，那媳妇怎样也不肯，她把春儿拉到自己屋里去了。变吉哥、张教官，老人，三个人睡在西屋。

　　春儿和张教官的媳妇，早早吹灭了灯，可是不断的小声说话儿。这个媳妇给了春儿一个很好的印象。

　　“你认识字不？”春儿问她。

　　“小的时候，跟着哥哥念过一本头册。”媳妇说。

　　“在村里参加了工作没有？”春儿问。

　　“参加了妇救会，”媳妇说，“有时也帮着集合集合人儿，统计统计数目字儿，我不知道那叫不叫工作。”

　　“叫工作。”春儿说，“你为什么不出去？”

　　“出去是好，就是舍不得家呀！”媳妇说。

　　“你当家的在外边，舍不得谁呀？”春儿说。

　　“舍不得我这立柜、红箱、梳头匣子、镜子、花瓶、小吃饭桌儿；舍不得我睡觉的这条炕。”媳妇一边念叨一边笑，“庄稼主儿过日子，就是这么一堆呗！”

　　话音还没有落下去，街上忽然响了一声枪。

　　枪在街里乱响起来，听枪音又不像打仗，有的冲着天上打，有的冲着地下打，有的冲着墙，有的冲看门子窗户。这是土匪绑票的枪音。

　　在临街的高房上，有人大声喊叫：

　　“枪子儿没眼，有事的朝前，没事的靠后！”

　　接着砰砰的就是一梭子子弹。

　　“这是叛徒高疤的声音！”春儿吃惊的说。

　　张教官的父亲，叫起张教官和变吉哥，开门跑出来，砸了媳妇的窗子一下，就都上房跳到村子后面去了。

　　媳妇拉着春儿出来，说：

　　“我们也从房上跑，后面就是沙岗。”

　　她扶着春儿上了小耳房，春儿刚要回过身拉她上来，从西邻的房上，跳过一个土匪，端着枪问：

　　“别跑，谁是女学生？”

　　春儿没答话，转身就往下跳，一枪打过来，子弹贴着她的耳朵穿过去。

　　春儿栽到沙岗上，荆棘刺破了她的手脸。她等候那媳妇跳下来，她听见一声尖叫，那媳妇叫土匪捉住了。

　　街里，枪声夹杂着乱腾腾的叫骂、哭喊、哀求。土匪们架着绑住的人往村北去了。

　　春儿赶紧藏到一个刨了树的土坑里。土匪们从她身边走过去，到了最高的沙岗上，放了一声枪。春儿听见高疤打骂那些被绑的人：

　　“喊叫！叫家里拿现洋来赎你们，你们都是抗属，不然就毙的你们这里！”

　　沙岗上接二连三的喊叫起来，里面也有那媳妇的脆弱的声音。春儿心里多么痛苦啊，那媳妇是为了让她快跑，才晚走了一步。不然，是会跑出来的。这是高疤新从张荫梧那里学来的政治绑票吗？

　　高疤不断往村里打枪，过了好久，从村里出来一个提着灯笼的人，一边走一边大声咳嗽：

　　“朋友们！我是烧窑的张老冲。我给你们送钱来了。这不是，放在这棵大臭椿树下边了。”

　　“多少？”高疤大声问。

　　“四八三百二。”张老冲说，“白天刚叫日本抢了一下，硬货实在太缺。”

　　“你当过牲口经纪，连行市也不懂？”高疤喊叫，“牵你一条骡子，你得给多少？”

　　“咱们赌场上不见，酒场上见，”张老冲说，“看我的面子！”

　　“你这老家伙，还有什么面子！一个票儿再添二十，少一个，就叫他们抬门板来吧！”

　　这是一个女人。春儿听出是俗儿的声口，差一点没有呕吐起来。夜猫子叫的难听，如果一只公的和一只母的在一个桌面上唱和起来，那就更要命。

　　“女镖客！”张老冲打着哈哈，“在团长面前，你该给我帮个好腔才是，怎么还打破桃？”

　　“那就放下吧。”俗儿说，“你回去告诉村里，高团长这回不是绑票，是筹划军饷。”

　　“是。”张老冲提起口袋来摇了摇，洋钱在里边哗哗的响着，说，“过来拿吧！”

　　高疤过来提上口袋，喊叫了一声，又放一阵枪，就带着他的人马奔公路那里下去了。

　　张老冲打着灯笼，在一个拔了坟的大坑里，找到了那些遭难的人，给他们解开绳子。

　　春儿回到家里，那媳妇扑到她怀里痛哭着说：

　　“你带我出去吧，家里呆不得了，我什么也不要了。”

　　张老冲提着灯笼，对张教官的父亲说：

　　“不要难过。咱们宁叫财帛受屈，不能叫人受屈。钱财是倘来之物！不过，我要说大兄弟一句：可能是你拿书换杂碎肉的时候，走漏了风声！”

　　听说春儿她们要走，又自报奋勇，送她们一程。他对春儿说：

　　“女同志，昨天有幸，我们见过一面。我自己再介绍一下：我叫张老冲，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好赖人儿。好事儿里面有我，坏事儿里面也有我。我认识高疤，我可不赞成他。这叫什么，日本人刚刚放火杀人走了，他们就来绑票，这叫趁火打劫！还说什么筹划军饷！这算什么军头？我，可也不是什么正经人，我从小赶趟子车，后来当牲口经纪，现在烧窑，也拉过宝局，也傍虎吃过食儿。可是我赞成抗日。高疤这回专绑抗属，又图财害命，又破坏抗日，证明他心肝都黑了，以后我就不招惹他，你们可别把我也看成他们一起。”

　　“你们村里那些民兵哩？”走出村来，春儿问。“唉！”张老冲说，“从一修公路，日本人又这么一闹，村里的工作有点儿泄气，同志，要打几个胜仗才行啊！这也不能怨老百姓，谁经过这个年月？可是，我们不能悲观失望。当一辈子人，顺水能凫，呛水也得能凫。看事情，就像交朋友一样，要往长远里看。当人家红火了，你才看见人家红火，那不算能耐；在他不红的时候看出他能红，这才算眼力。你们别看我无二八非了一辈子，我可不是个轻易就随风转舵的人。你看高疤今天夜里横不横？四条人命在他手心里攥着，愿意打就打，愿意骂就骂，别人不敢吭声，这算不算威武？可是我说他不行，他一百个不行，他没有好结果。日本人就不用说了，那更是暴横绝短。可是，依我看，它像我们村边常常刮着的旋风一样，谁也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起来，只要留心，谁也能看到它的灭亡。它旋的越凶越快，消灭的就越麻利。日本没有根，它是没头没尾的旋风，在中国地面上做梦。它虽说找到了高疤这些人，这些人既是我们这一带的败类，就绝不会成事。反过来看，我们八路军找到的净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是这一带地方的真正的财宝，结实的根。从人上看，八路军一准能成事。看见日本人修了一条公路，烧了几间房，有几天看不见八路军，或是看见八路军打了一两次败仗，就说抗日不行了，我绝不相信这个。天南海北，我哪里也去过，什么人物我也见过。我见过品正操吕司令。我见他，不是在他带领了多少支队，手下又有多少司令的时候。我见他，是在去年七月间，他不愿意南撤，带着一支小队伍往回翻的时候。那时候，人们每天看见的是队伍往南逃，谁也没想到队伍会往北开。我正在安国东长仕庙上拉着宝局，一天晌午，我站在那大庙的山门高台上吹凉风，看见他带着队伍从正南下来了。这队伍，鞋袜不整，脸上都有饥色，走的实在又困又乏。吕司令走在前边，脸晒得很黑，步眼很大。他看见我站在庙台上，就问：老乡！这是什么村庄？离城几里？我说：东长仕，离城八里。吕司令叫队伍站好，在我站的那个大石牌坊下边讲了几句话。这一段话，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段话是说我们要抗日，就不能怕艰难；我们的力量虽然小，可是有群众支援。他讲的很短，可是力量很大，我看见那些军队立时精神起来，结了结鞋带，就奔安国去了。到了县衙门口，把两门子小炮一支，就收编了伪商团一百多枝枪，这队伍越闹越大，后来打着野外，在十二村解决了土匪高建勋，我都亲眼见来着。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认定吕正操这个人，行！”

　　老头子一路话语不停，送出春儿她们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