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姓白的家里，高疤换上一套便衣，在灯光下面，对着镜子一照，恢复了他一年前的模样。他脸上的疤一红，叹口气说：

　　“干了一年，原封没动，还是我高疤！”

　　姓白的站在一边说：

　　“走吧，到那边你就阔起来了！”

　　由姓白的领着，他俩翻过石佛镇大堤跑了出来，没有遇到岗哨。这样晚了，路上已经断绝了行人，在堤头的一棵老榆树上，有一只夜猫子叫唤。

　　“我们要先奔子午镇，”姓白的说，“到田大先生那里一下，你也可以顺便告诉家里一声。”

　　“白先生，”高疤说，“我不明白，你是给日本人做事，还是给中央军做事？”

　　“其实是一样。”姓白的笑着说，“原先我是投靠了日本的，当了汉奸，觉得有点对不起乡亲。中央军过来，田耀武对我说，我走的路子很对，还推许我是一个识时务有远见的人，叫我也给他们做些事情，这样一来，我的路子更宽，胆量也就更大起来了！”

　　“我是个粗人，”高疤说，“现在的事情，真有点儿不摸头，从今以后，希望白先生随时指点。”

　　“其中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姓白的说，“你这样看：中央军和日本，合起来就像一条裤子，我们一边伸进一条腿去走道就行了。这个比方你不懂，我们再打一个：你原先不是一个走黑道的朋友吗？你的目的是偷，是发财。我们不管别人说长道短，不怕官家追捕捉拿，有奶便是娘亲，给钱就是上司，北边的风过来向南边倒倒，东房凉儿没有了，到西房凉里歇去，中国的事情越复杂，我们的前途就越远大！”

　　“白先生真是一把老手。”高疤说。

　　“这一篇书叫汉奸论。”姓白的笑着说，“你学会了，就能在中国社会上，成一个不倒翁！”

　　两个人讲究着到了子午镇村边，由高疤引路，避开自卫队的岗哨，把姓白的送到田大瞎子家门口，他回到俗儿这里来。

　　田耀武也刚偷偷的回到家里。他的母亲正把李佩钟通知离婚的信，交给他看。田耀武说：

　　“你们不要生气，她乍不了刺儿！”

　　“人家是县长啊！”他娘说，“衙门口儿是她坐着，还不说个什么就是个什么？天下的新鲜事儿，都叫她行绝了，头回是审公公，二回是捕她父亲，这回是传自己的男人去过堂！”“她传她的，我不会不去？”田耀武说，“我们不承认她们这份政权。论起官儿来，我比她大着一级哩，我是个专员！我是中央委派的，是正统，她是什么？邪魔外道，狗尿苔的官儿！”

　　“对，”田大瞎子说，“不理她这个碴儿！”

　　“可是哩，”他娘有些怀疑，“你做了官儿，你那衙门口儿在哪里呀，就在咱家这炕头儿上吗？”

　　“我们就要进攻县城，把她们赶出去，”田耀武说，“这不是白先生来了，你和日本联络了没有？”

　　“联络过了。”姓白的说，“我还给你们引来了一个向导高疤，明攻明打，恐怕你们进不去，就叫他带头，冒充八路军，赚来这座县城！”

　　“你们在村里，也要做些工作，”田耀武对他的爹娘说，“要尽量破坏八路军的名誉，在村里，谁抗日积极，就造他的谣言，叫群众不相信他！”

　　“反对共产党，造八路军的谣言，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田大瞎子说，“我研究了一年多，也想不起什么高招儿来。现在不像从前，那时候共产党不公开，红军离咱这有十万八千里，你编排它什么也行。眼下共产党就在村里，八路军就住在各家的炕上，你说它杀人没人信，说它放火看不见烟。村里穷人多，穷人和共产党是水和鱼，分解不开。像我们这样的户，在镇上也不过七八家，就在这七八家里，有很多子弟参加了抗日工作，他们的家属也就跟着变了主张，现在人们的政治又高，你一张嘴，他就先品出你的味儿来了，有话难讲。”

　　“田大先生的分析，自然有道理。”姓白的说，“可是我们也不能在困难面前认输，群众也有反对他们的时候，妇女出操，碰球开会，演戏扭秧歌，男女混杂，那些当公婆的就不赞成，当丈夫的也有的会反对，我们就要看准这些空子，散放谣言，扩张群众对他们的反感。再如征粮的时候，做军鞋的时候，扩兵的时候，都要看机会进行破坏。”

　　“白先生很有经验，”田耀武介绍说，“他在东三省破坏过抗日联军的工作。”

　　“常言说：没缝还要下蛆呢，”姓白的说，“有缝你再拉不上，简直连个苍蝇也不如。干部也好打击，男的积极，你就说他强迫命令，女的积极，你就说她有男女关系，无事生非，捕风捉影，混乱黑白，见水就给他搅成泥汤儿！”

　　“我看那个叫春儿的，就是个好对象。”田大瞎子说，“咱们那小做活的芒种，是她鼓动着参加了八路军，那天作战受伤，现在她家里养着。我看这就是个好题目，一敲两响，既破坏了八路的名声，又打击了村里的干部！”

　　“这些事儿，”田耀武的母亲说，“我不好出头。我得去找俗儿。”

　　“就去找她。”姓白的说，“她丈夫成了我们的人，她自然也得是我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