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运动起于“五四”，随同“社会改造”运动而来，当时认为谈思想解放和改造，与工具大有关系。旧工具难表现新思想，因之才有“新文学运动”，所以这件事也可以说即“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运动。然而这个运动在湖南得到便利的发展，却还有个前期——酝酿期作背景，培植了承受这个新运动的心理或情绪基矗谈它时，似乎得从“五四”上溯到清末民初。外来影响当为梁任公先生，年纪还不到三十（一说二十八岁），即来湖南主持实务书院讲新学。讲学在当时实多忌讳，虽得力于湘抚江西陈宝箴及其公子三立先生的支持，努力促其实现，则为吾湘熊希龄先生。（然对于新问题的认识与发现，且企图从一较新的学术观点上，用一种较新的方式加以处理，这种有创造性革命性的工作，前辈值得我们特表敬意的，实应数谭嗣同先生。他是为此而献身成仁的思想家之一。）辛亥革命的大动力，为留日学生和新军。配合留日学生的革命潮流，当时重要文化活动是“文明戏”，最重要的组织为“春柳社”。（“文明戏”三个字在当时实如字面意义，代表启迪新知而灌输文明，并无轻薄鄙视意味。）欧阳予倩是这个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的主要角色。欧阳先生对话剧的贡献，是中国近代戏剧运动史第一章上必须提到的名人。至于记叙这个时代留学生的种种活动，写得有声有色，人物性格背景突出，“五四”前最有号召力一个小说作品，实应数湖南新化人“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先生写的《留东外史》。这个作品连缀当时留日学生若干故事，用章回谴责小说体裁写成。一般来说，虽然因为对于当时革命派学生行动也带有讽刺态度，常常被人把它称为“礼拜六”派代表作品，亦即新文学运动所致力攻击的“黑幕派”作品之一看待。然吾人若能超越时代所作成的偏见来认识来欣赏时，即可知作者一支笔写人写事所表现的优秀技术，给读者印象却必然是褒多于贬。且迄今为止，即未见到其他新作品处理同一题材，能作更广泛的接触，更深刻完整的表现。

　　“五四”运动发生后，湖南人的反应，表现于抗日爱国行为，激烈程度于全国中首屈一指。虽然这种极端性近于三楚青年的本性，然亦有扩大此动力原因与背景。重要的是长沙几个中学校的主持人，自由开明思想的浸润和办学严肃认真的态度，影响极大。易寅村、黎锦熙先生主持省一师范，目下在延安掌握一切的毛泽东先生，就是当时一师优秀学生之一。常德省立师范则因培养了整个湘西二十余县的师资而著名。这个学校不仅培养过许多优秀教师，同时还产生许多革命家，滕代远即出身于这个学校。彭施涤先生主持桃源女师许多年，以头脑开明对学生有显著影响。男女同学运动，女子剪发运动，都出自这个学校，不久即推广全国。此外省中私立中学如胡子靖老先生主持之明德中学，平时学课虽以谨严见称，然学生活泼性即从未减少；兑泽、嶎云等中学无不各有所长，学生活动能力，且因相互竞争而得到更多表现机会。这个向前、向上感情激荡，反映于文学运动，则为报纸杂志的兴起与普遍流行。对于写作且能守住一个基本原则，即工具重用必用在社会重造理想上。所以在这个情形下，虽并未曾产生如何知名作家、重要作品，实产生了许多革命斗士。

　　学校中自由开明思想影响及教学方面，与社会发展相配合。外省教员如王鲁彦、赵景深两先生，是以世界语专家或作家身分来教书的。至如本省主讲文史的教员，如曹礼吾诸先生，可以说湖南有这种思想开朗、学识丰富、坦白热忱的教师，实为湖南的光荣。诸先生在教学上的贡献和影响，比起近三十年来所谓达官伟人的政绩与事功，是远过百十倍的。

　　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有十年试验期间。这个运动期的理想之一，是多数人能有勇气从学习观点上试用手中一支笔。至于如何用笔，在当时大有助于一般中学教员国文教学和初学执笔从事写作的，或应数孙'Z工先生编写的《新诗作法》、《小说作法》、《散文作法》一类辅助写作读物、启蒙书。这些为中学生示范参考书，目下说来似无何等价值，但在当时一般社会是有它的广泛意义的。特别是对于在省市里中学生和中学教师，重要性十分显明。因为在示例中称引了十分丰富的中外名着，至少是丰富了师生对于文学的常识的。文学运动的初期，以团体言，以北大师生为主的“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实为两个具全国性有进步意义的领导组织。文学研究会受出版机构的控制，无形中成为独占局面。文学研究会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一部分在翻译。法国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的全集，是由专攻法国文学的湖南李青崖先生一人译成的。检讨近三十年新文学运动各部门成就时，也就不言可知了。至于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能与中国读者见面，却应感谢田汉先生，尽管译文方面不够完善，创始之功不应抹杀。

　　新文学运动的发展，翻译介绍实有巨大贡献。袁昌英女士是湖南留法女作家最露面的一位，也是目前治西洋文学女教授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文学研究会的文坛独占情形，有它的贡献，也有它的弱点。最大弱点是倾向一致性。谈人生文学，虽具体，含义仍不够明确。使文运受到拘束，不易作更多方面试验与发展。当时无名作家在此种独占趋势中，欲抬头更不容易。“创造社”因之以“破藩抉篱”为目的，自张一军，纯粹用文学研究会作为对象，建设一种新的作风。属于创造社前期几位主要作家中，成仿吾先生以一个批评家充满湖南人坦白、豪放、雄强、泼辣精神，来写新的批评，打破独占趋势，正式提出以社会主义文学为目标，使新文学运动走向一个更宽广的道路。

　　吾人论及现代中国文学时，尽管怀着再大成见或偏见，也不能疏忽或抹杀他一支笔所成就的事功。

　　新文学戏剧运动在试验中发展，受当时理论观念拘束过大。笔下总忘不了“问题”，因而不能见出如何特别成就。直到民国十五六年以后，始有两个作家从抒情方式写独幕剧。田汉先生是南方写独幕剧成绩值得肯定的一位有贡献作家。也是“五四”以后对剧运努力使之学术化，职业化，又使之与政治发生联系，最热忱和最有勇气而得到相当成功的一位。另一位是了西林先生，他是苏北人。

　　民国十五年左右，革命前期，中国一般思想新旧的矛盾对立，以及其不自然混合，形成文学运动的一种新要求。这要求在北方产生若干小文学团体，狂飙社是当时比较泼辣有生气的一个小团体。湖南黔阳人向培良先生，是那个团体中写批评有希望的一位。可惜因时代变动过剧，还得不到较好的发展，团体一分解停顿，个人也埋没无闻了。

　　新文学运动虽概括了文学各部门，各部门的一致发展实不平衡，亦若不相联系。企图将诗歌与戏剧合而为一来写诗剧的，是白薇女士。她的《琳丽》的出版，在民国十五年以前，曾一度被认为十本大作品之一种，同类作品中，无可并提的。相似而不同，由儿童歌剧起始，转而为职业歌舞团活动，与文学运动游离，与初期电影结合，论成就亦热闹一时，论作用影响实不大好，则为黎锦晖先生的《毛毛雨》一类的作品。

　　新文学运动中小说部门，自鲁迅先生用乡村风光为背景写成他的《呐喊》《彷徨》后，当时湖南青年作家从中取法，使作品具有一种新的风格，得到鲁迅称赞的，为黎锦明先生作品。又罗恺岚、彭家煌诸先生，也是前期有成就的小说作家。

　　新文学运动诗歌部门，在民国十四五年可说是新月社诗派的前期。就中有个作者，以文字排比，格律严谨见称的刘梦苇，是湖南人。民十六年北伐，谢冰莹女士用军队生活作背景，写成了《一个女兵的日记》，曾被林语堂译成英文，得到相当成功的，也是湖南人。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因杨振声、郁达夫两先生应聘主持中文系讲现代文学，学生文学团体因之而活动，胡云翼、贺扬灵、刘大杰三位是当时比较知名而又活动的青年作家。刘大杰先生近十年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及中国魏晋思想研究，综合前人意见，整理排比，编了几部书，有相当贡献。

　　在出版方面则主持中华书局的舒新城先生，在出版业中，曾对国家作出极大的贡献。抗战以前，且对新文学的出版，也感到兴趣，做出了成绩。

　　新文学运动工作之一种，即用新的方法认识遗产。从这个观点出发，对白话小说的前期唐代白话小说的发源于讲经中“俗讲”研究，作出极大努力，为学人称道，认为有特殊成就的，当为向达先生的工作。向先生在这方面努力治学，生活素朴，为人诚恳态度，尤足为吾湘年青朋友师法。

　　民国二十年左右，在国内小说作家中有两位湖南作家，最为读者所熟习，即张天翼先生和丁玲女士。丁玲女士可说是大革命后女作家中获得读者注意最多的一位。也是左翼女作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张天翼先生，则作品素以从语言中表现中层分子人物性格身分见长。文字风格独具，诙谐中有悲悯情感浸润，为一般作家不可及。所作童话，虽因笔下讽刺分量多于抒情，依然为叶圣陶先生写《稻草人》后一个现代童话作家代表。对于现实敏锐的讽刺，是充满战斗气息的。

　　就个人所知，大略来说，湘人对于近二十五年新文学运动的努力，已作出相当贡献，无负于时代所给予的机会。许多人对于工作的谨严态度，说来都值得我们充满敬意。至于工作的成就，有些作品无疑是必然能留传下去，成为这一历史阶段进步里程碑的。个人于此，有一点小小感想，即楚人历史传统的激情，极容易形成性格上的孤立性和悲剧性，竟若自然分定，无可避免。在文学运动上，或尚可以异途同归中见出进步成绩。在军人中则“互不相下”与“人自为战”，长处与弱点已平分。在政治上则易创始而不能守成，能得人信托而不善适应机会。在读书人中，却似乎正如屈原说的臭草与香花杂植，好的极好，坏的也就极坏。譬如说民初有热心民主革命的黄克强、焦达峰、宋教仁、熊希龄、范源濂，同时也有对帝制特感兴趣的××和主持曹锟贿选的猪仔议会的彭允彝。当前有法学家周鲠生，经济学家杨端六、伍撝干，法学家戴修瓒，科学家胡庶华，史学家余嘉锡、向达诸先生，同时也有周佛海这种叛国投敌的人物。这种“极端”继续与扩大，“五四”十年后，已造成湘中青年大规模牺牲。此后，还可能有许多不易克服的种种困难出现。稍不谨慎，即可使国人的热血，在本国土地上再度横流。“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三户虽能亡秦，然在一崭新的时代中，楚人求所以自存，在教育设计及其他许多方面，实值得有心人重新加以注意！二十年来吾人所有痛苦经验，实为湖南人应当在一较新观点上、较远理想上，重新学习如何“合作”与“团结”，把各方面分散了的“抽象”或“具体”力量，重新好好结合起来，显明长处能加以发展，显明弱点能尽力克服，明日方可望有一真正的转机！否则，即或将军满街、伟人满湘、志士满天下，到头来恐仍不免为某种人用“政术”或“柔术”个别击破，收拾净尽！欲家乡一切稍稍象样合理，即不可得。据个人书生之见，打败仗要翻身，打胜仗想建国，都得各方面有心人知所以把团结放在第一位，才有希望，而不至于使千万人民的鲜血白流，一面使得下一代人感到在血泊中举足的困难！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作于云南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