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介绍《诗刊》

　　××先生：

　　上礼拜接到你们的来信后，又接到高先生夏先生两人来信，信上说及你们为什么想办这个刊物，且如何希望大家帮忙来维持这个刊物发展这个刊物。我曾请高先生转达各位，我可以在名分上作贵刊长期撰稿人，按期写一点文章。假若这样真对于大家有益，对刊物需要，我很高兴作这件事。我觉得北方实在需要一个好文学刊物，——作者需要，读者也需要——且觉得只要大家能合作努力，可以把刊物办得象个样子。因为我们大家都明明白白，当前是住在一片被恶邻困辱也近于被家长所遗弃的土地上，这地方当前与将来的种种，是特别值得国人关心的。即单单以这个大城一百五十万住民而言，人事上如专家学者的沉默努力，有血性人的悲愤呼喊，无心肝的汉奸的暗中活动，负责当局的委曲求全，大小商人借特殊环境的竞争牟利，小市民的苟安旦夕，以及四郊农民普遍的挨饿待毙，来表现描写，无事不可以着笔。这种作品毫无可疑可以成为中国多数人一种警告，一种兴奋剂。希望放大一点，也许还可以使多数人从当前观察推测明天，知道我们这一片土地一部人民未来命运将必然受些什么迫害，成个什么样子，如今用个什么方法，又可能有些什么转机，留下多少光明希望。虽说每个人一时成就有限，作品未必都可变成预言，读者各有所业，好作品也不容易变成人人经典。但事很明显，就是一个作家一个刊物，在当前却许可它对这个民族的忧患，多负一分责任，且保留一些解除这忧患的理想。

　　如今大家既然要来办个刊物，当然要想法来把这刊物办得有生气，有意义，而且希望它能够支持长久。不过如此一来，我第一次为这刊物执笔，似乎觉得有点困难了。

　　困难处是因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观念，这观念因年龄性情更显得隔绝，不易沟通。我担心你我之间对当前社会看法也许不尽一致。不尽一致本不妨事，若不一致处容易变成相左，要说话，当然就有了点“应怎么样”的问题了。我是个从二十过三十的人，明白一个人因年龄不同，社会环境不同，感情和观念如何在不断地变动。又是个需要有客观分析能力写小说的人，所以对这种因生理与社会影响的变迁，自然更多关心和理解。我知道二十岁左右的你们需要的是什么，但是也明白你们只能得到的是什么。就对从事文学创作说吧，倘若要我说一点意见，我说得老实一些，在你们情绪下容易变成浇冷水。我说的浮泛一些，仿佛当前给你们打了点气，事实上却很可能毁去你们将来的成就。对读者言，也有类似的情形。我想这刊物既然是大家要办下去，出版处又是在北方，要它办得好，办得有意义，而且要它能够长久支持，它的办法或者还值得讨论讨论。就我经验所及，先来谈一谈这个办法。

　　新文学运动发生以后，办杂志和出小刊物，北平本是最理想地方。因为北平是全国文化中心地，不特有很多基本作者，而且也有很多基本读者，所以新文学运动基础在北方，新书业发轫也在北方。但这种事到后却有了变迁，从民国十五年起，中国新兴出版业在上海方面打下一个商业基础后，北平这个地方就不大宜于办文学杂志了。在先前，办杂志的事原本近于一种“文学票友”的彩排，用私人财力经营，所收入纵某一时除贴补外还略有剩余，也说不上赚钱。待到把它一放在商业立场上，和上海新书业竞争后，办杂志就必然赔本。在印刷技术上落后，在广告技术上落后，再加上一个在思想情趣上落后，因此纵有冒险者抱有雄心和勇气，想在北方支持他那个刊物的生命，把一期一期原稿从编辑部送过印刷所，又从印刷所把刊物一捆捆取送往各书店书摊，到派给读者选择时，便发生了困难。原因易明，读者多是年青人，人人照例活泼跳动，富于情感而容易为有刺激性名词着迷，即或人在北方，需要杂志也常常是南方具商业意味的新刊物，有新插图和新论调刊物。一切要新，要奇，要广告上说明这是如何新如何奇，方能吸引住眼睛和感情。一个老老实实的刊物，即或在上海出版，纵还有些同样老老实实的读者，沉默的办下去，少则三月五月，多则一年二年，因经济周转不灵，当事者弄得精疲力渴，也依然得完事大吉，何况还在北方出版。因此在这个大城里虽冒险的陆续有人，结果，则异途同归——完全在商业上失败，同归于荆这种事值得我们引以为例的，周刊如《骆驼草》，半月刊如《沉钟》，月刊如《学文》、《水星》、《绿洲》，两月刊如《文学评论》。鉴往可以知来，这事实我们当然得把它认识得清清楚楚。如有人想要在北方办一个刊物，且希望这个刊物能有一年以上的寿命，似乎先得设法凭自己力量能支持这个刊物一年的寿命。没有这个力量惟希望侥幸成功，这希望实在渺茫。若目的在大多数读者来支持一年，也得有个完美方法，使这些读者乐于出面支持。

　　如今且假定凭私人力量和热心读者共同帮忙，已经能够把这个刊物支持下去了，可是这刊物应当如何编辑，方能够比别的刊物显得更有生气更有意义而且得到那个广大读者群？是照《文季月刊》的规矩，还是照《译文》月刊的统一？

　　是照《宇宙风》的综合，还是照《诗刊》的纯粹？是积极的有为，还是消极的有为？对当前社会是注重事实，还是重理想？这些看来好象不成为问题，事实上却是每个预备办刊物的人应当考虑到的问题。尤其是在北方出版的刊物，照目前上海任何刊物办法，似乎都不大相宜，必须有个性，有特性，方能存在，方值得存在。个人私见，以为这刊物的诞生，对支持它的读者若无何等把握，本身力量总还是准备充分一点较好。否则刊物不妨缩小点，免得有头无尾，难以为继。其次属于编辑方面，目标宜于“团结御侮”为前提，综合在北方多方面有力作家共同来发展它，较有意义。至属于同人写作态度方面，以用严正的方式作有建设性的努力，较容易得到普遍好影响。无意义的属于个人的盲目攻击，咬文嚼字的杂耍，能减少尽量减少。这点平凡意见如果还不十分可笑，且与各位本来目的不甚冲突，就算它作为我个人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

　　沈从文敬复

　　十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