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从他的风度上感到可靠的松驰。他像一个全身端严起来等待人家来替他拍照的人，听见镜头遮蔽器一响，才恢复他的自然。他拿他的书给我看。

　　“我在柏林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他说。“后来我又在牛津读了一个时期。但英国人对于哲学没有很大的胃口。”

　　虽然他把话说得像有点歉意，但显然他还蛮高兴说一件大家多少不能同意的事。

　　“我们曾有过一些对于思想界略具影响的哲学家。”我提醒他。“休姆和伯克里？当我在牛津时这两位哲学家在那儿任教，他们深恐会得罪他们的神学同事。他们不会追求他们思想的逻辑结论，因为怕危及他们在大学社会里的地位。”

　　“你曾研究过哲学在美国近代的发展吗？”我问。

　　“你是说实用主义？它是那些对不可思议的事想相信不疑的人的最终避难所。我喜欢美国的石油甚过美国的哲学。”

　　接着还有更多类似的尖酸话。我想毛姆的人物造型是真实的（我曾立誓不用批评家所爱用的空词套语“有洞察力”那个字），他说：“他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只能满足他所谓的‘智慧只能在儒家经典范围内找得到’的那种想法。”

　　有一次我的朋友看见辜鸿铭在真光电影院，他的前面坐着一个秃头的苏格兰人。白人在中国到处都受到尊敬，辜鸿铭却以羞辱白人来表示中国人是优越的。他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中国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面的是一个苏格兰人时，他用他的烟斗及张开的尖细的手指轻轻地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静静地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不得不按中国的礼貌来做。辜鸿铭被中国人熟悉，可能是因为他对立妾制度有隽妙的辩护。他说：“你见过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可是你看见过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吗？”在我们之中也曾传说如果你想看辜鸿铭，不要到他的住宅，到八大胡同红灯区便可以看到他。这不是一个老浪子的姿态，而是一种对某些重要哲学主张的信念。他劝那些无知的西方人去逛八大胡同，如果他们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可以从那里的歌女身上，证实中国女性本质的端庄、羞怯、及优美。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辜鸿铭曾任张之洞的“通译员”，（张之洞是十九世纪末叶，主张维新的伟大满洲官吏之一，是使长江一带不受拳匪扰乱的一个重要角色。）我曾见过辜鸿铭，他留着薄薄的头发，在中央公园独自散步。有人会以为他是一个走霉运的太监，或者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多么孤独骄傲的心啊！虽然如此，但我觉得不配去接近这位精通马太·安诺德、罗斯金、爱默生、歌德及席勒的专家。尽管当陈友仁（后来在一九二八年担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和辜鸿铭一九一五年在《北京新闻》（一份陈所编的英文日报）大开笔战的时候，我在圣约翰大学里就对他颇为仰慕。辜是一个众所共认的保皇党及失势的支持者，而陈却是一个革命党。两者都精于谩骂，而且无懈可击地精通英文。陈称辜是江湖术士及抄经文士，而辜却称陈是走狗和一知半解的印度绅士（一个失去国籍，半英国化的印度人），因为陈生于千里达岛，说中国话像外国人。当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发见辜鸿铭在德国的那段日子还很有名气。他那本小书“Veteidigung　Chinas　gegen　Europa”（如果我还记得清楚，有一个德国人曾将他这本书译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在文化界知者甚多。这本书写于一九一五年，大战爆发后不久，虽然他用很不含糊的话来谴责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但他把大战首先归咎于卑劣的英国帝国主义及伦敦的暴民崇拜。他说了一些同情德国人的话，说他们“热爱公义”，整洁而有秩序，有“道德性格”。他精通歌德及席勒，而且是大腓特烈及俾斯麦王子的伟大仰慕者，所以虽然他在美国是完全籍籍无名，他的话德国人很喜欢听。

　　辜鸿铭是一块硬肉，不是软弱的胃所能吸收。对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尤其像是充满硬毛的豪猪。但他的深度及卓识，却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他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作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了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那些外国的汉学家译得很糟，中国人自己却忽略了这件事。把中文翻成英文是困难的。观念不同，思想的方式不同，而更糟的，是中文文法的关系只用句子的构造来表示，没有字尾变化，且没有常用的连接词及冠词，有时更没有主词。因此中国哲学的“源头”，直到今天，仍被覆盖在似雾的黄昏中。结果使剑桥大学前任中文教授赫伯特·吉利斯说孔子可能只是一个好吹牛、平凡、陈腐的三家村老学究。在哲学观念上翻译的陷阱是很大的。仁的真意（benevolence？mercy？humanity？manhood？）义的真意（Justice？right？righteousness？）礼的真意（ritualism？courtesy？goodform？socialorder？）甚至还不被人了解。

　　谈到这里请大家宽恕我介绍一段经过翻译的迂回累赘的话。它是采自詹姆士·来兹的儒家经典的译本，已被编入为麦克思·缪勒所编辑的《远东的圣书》中。来兹作了一次对文字的盲目崇拜，一种真正的外国远古气氛，比意义更是显明忠实的标志。孟子所说的在中文刚好是十二个字，当军队列阵拿着利矛坚盾攻袭敌人城堡的时候，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the　weather　less　important　than terrain，and　the　terrain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army　morale．）如果有人宁愿逐字直译，那就可把它译为“sky－times　not　so　good　as　ground－situation；

　　ground－situation　not　so　good　as　human　harmony．”对于任何中国孩子“sky－times”是指天气而不能作别解；“ground－situation”是指地势，而“human　harmony”

　　是指士气。但按照来兹所译，则孟子是说：“opportunites　of

　　time　（vouch　safety　Heaven　are　not　equal　to　advantages　of　situation　（afforded　by）　the　Earth，and　advantages　of　situation　（afforded　by）　the　Earth　are　not　equal　to　（the　union　arising　from）　the　accord　of　men．”（天所惠赐的时间上的机会不如地所提供的形势上的好处；而地所提供的形势上的好处不如人的团结一致。）辜鸿铭的翻译却永远站得住，因为它们来自对两种文字的精通，以及对于它们较深奥意义的了解，是意义与表达方法二者愉快的配合，辜鸿铭的翻译是真正的天启。受过马太·安诺德、喀莱尔、罗斯金、爱默生、歌德、及席勒等人的陶冶，辜鸿铭自信在他之前，没有人能像他这样了解儒家。他的中心观念是绕着雅与俗的问题转。雅是意指孔子对于君子的理想；而俗，用罗斯金的话，简单地说就是“身体与灵魂的死硬化”及缺乏感觉。使他的治与乱的辩论成为有效是由于白人帝国主义一方面用武力攫取中国的土地，另一方面它的使徒（当然包括某些基督教的传教士在内）又武断地说“中国是信邪教的”，他们具有开化中国文化的使命，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拳匪之乱以后特别明显。用“门户开放”的名义，公然抢夺中国土地而伴以他所谓“英国的芜词滥调”来谈及文化，当白人在《北中国每日新闻》辱骂皇太后的时候，辜鸿铭大大地被激怒。他狂猛地抨击他所谓“伪善的英帝国主义”，攻击那些迎合伦敦人经商攫取钱财及“暴民崇拜”的天性，更抨击英皇帝“吃人的殖民政策”。他说他们集竖子、小人于一身，他们的灵魂十分需要拯救。这是充满了激动及报复心在内的国家主义，加上一种忠心拥护帝制反对民主的偏见（喀莱尔的影响）。

　　辜鸿铭认为，拳乱是人民之声。这些议论在他一九○一年出版的《总督衙门来书》一书中表露出来。这时他正处在从迷惑中醒觉过来的心态。当然，拳乱是由传教士、鸦片、及战舰等三项因素所引起，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记得因为杀害一个教士，中国要偿付威廉大帝青岛港口及山东全省的铁路建筑权。白色帝国主义是无约束的。当中国的统一受威胁时，辜鸿铭只是用全力来批评及攻击英国暴民崇拜的宗教及该撤走的殖民政策。他著《近代传教与新近动乱之关系》一书，声音喊得天般高。《总督衙门来书》包含了一篇最长的文章——《中国问题的新近纪录》（初在横滨《日本邮报》发表）。这篇文章已证明对英、法、德、美等国的文化及其衰颓作了一次历史性的考验。他的声音是尖锐的；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充满了烈酒般的讽刺。下面这一段话，是他对在中国的英国人轻微的嘲弄。

　　自贝康思菲尔特爵士死后，英国贵族阶级再度成为无望，他们的领袖索尔斯柏利爵士，遇见了一位有伦敦人才智的伯明罕青年。这个伯明罕的伦敦人曾企图以模仿贝康思菲尔特爵士的帝国主义旗号来谄媚英国贵族的优越感，并想在高处挥舞这个旗子以取悦安格鲁撒克逊族的自信心！真的，如果美好的英国老贵族的情景不是这般悲惨的急需金钱、理想、和主意，一个小伯明罕的伦敦人用他安格鲁撒克逊自信心的破布来领导，将会造成像苏格兰“一个兰恩血统的一文不名的少女”一样滑稽的情景①，他把自己人生。

　　①此文及下面一段引用文是采自１９０１年在上海出版的《总督衙门来书》。——引者自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