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4)
周末母亲没课时,梅玲常到国际住宅区的中心看表演,或者到北京路去看电影。在“大世界”,只要花两毛钱的入场费,就能消磨一天,看古装或时装的中国剧、杂耍、听人说书或者看一场民俗表演,常常一起去看。这是单口朗诵的节目,配着小鼓的韵律,运用高度优美而动人的语言,以固定的调子说出来,动人的段落则像一首歌曲。在专家手中,这种单口艺术可以用不同的节拍、腔调、手势和表情从头到尾把握住观众,既使故事已听过了一百回。这些简短旅途代表她们的假日,她们常常在小饭馆喝半斤水酒才回家,十分满意同时也很精疲力尽。
梅玲如果喜欢一样东西,就会全心全意。“我简直为大鼓疯狂了,尤其是刘宝全。”她承认说,“最后几年,我母亲健康不好,她不能再看表演,我就一个人去,我母亲不大赞成。但刘宝全表演,我硬是非去不可。”她说,听刘宝全这位最好的鼓手说书,完美的字句和音调似乎抚慰了她的感官,激励起她的情绪。她喜欢伯牙和钟子期故事中描写河上月光的段落,优美的音节仿佛由字音和字意描绘出河上静月的美景。
梅玲现在忆起伯牙——和她面前的男士姓名相像——的故事,两个人热烈的友情,伯牙的琴音只有子期能欣赏,所以子期死后,伯牙就不肯再弹琴了。
“钟子期若是女子,那就好了。”博雅说。
“那就变成文君的故事啦,这就是文君的故事长,子期的故事短的原因。”
“我可以背出整本故事。”梅玲说。
“背一点吧,让我听听。”
一阵迟疑,梅玲终于屈服了,开始敲桌当鼓。她的声音又低又柔,当她念到河上月光的那段,自己也完全沉醉在其中。她的小嘴微斜,很像月光下的波纹。博雅被吸引住了。突然她稚笑一声地打住。
在这一段打岔之后,她又继续述说整个故事。
母亲在世的时候,她过得很快乐。她母亲因为工作过度、营养不良,健康一天天衰退,但是学校工作还得做,作文也得改。梅玲天生乐观,总是展望事情光明面。她母亲花了三十元的巨款,几乎是一个月的薪水配了一副眼镜,但是似乎也不能减除头痛的毛病,而头痛又带来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现象,梅玲常说母亲需要的只是休养一年,补充营养,症状就会消失的。她母亲只有四十岁,再过几年也许她嫁人,可以养活母亲,让她辛苦谋生多年之后好好休息一番。但是母亲的病情不断恶化,她没法休息,巷子里的噪音使她心烦。这时候梅玲才开始知道什么叫贫穷,也晓得金钱和幸福息息相关。
结局来得太突然了,她母亲患了三天的流行性感冒,没有就医,便过世了。当母亲开始发高烧、胸口发疼,梅玲吓慌了。她叫来一个中国西医,但是治疗没有效。母亲猝死的震撼对梅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突然体会到自己孤零零一人,又没有谋生的方法。她甚至没有想过母亲会这么早就去世,现在她想养活她,陪她度过晚年的模糊梦境也化为乌有了。
梅玲只有十七岁。她还住原来的房间,因为一个月只要六块钱房租。靠学校朋友们的奠 仪,她付完了丧葬费用,约还剩五十元。她对学校校长说,她很想教书,还把自己如何帮助母亲的经过告诉她,校长虽然同情,却告诉梅玲没有文凭是不可能的。她开始看广告应征秘书工作,但是许多工作都需中学毕业。她坦白说自己没上过学校,可是照样能把工作做好,但是每次有文凭的人就被录用。她一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接着她在报上登广告,愿意当“家教”,这更难了。有一次她和一家人会面,对方要她教孩子们学校的功课,尤其是数学。她对数学、社会科学或物理一窍不通。她只会中国文学和作文。有人要她教国文和英文,她一个英文字都不懂。最后她总算找到了国文家教的工作。孩子们的母亲起初似乎很和善,但是三星期之后梅玲就失去了工作。次日她回去拿八本留在那儿的书本,无意间听到夫妻吵架。她一进门就听到丈夫生气地说:“她是个好老师。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她唯一的缺点就是长得太美了。”既然已经丢了工作,她不管三七二十一走进去,拿了东西,说声“再见”便匆匆离去。
“我简直吓坏了,我的处境很严重。我一连几天满街去应征广告。为了省钱,只要不太远连电车都不坐。我看到有些广告征‘年轻貌美的小姐’当女推销员或医生助手。本来我不理这些,但是现在走投无路只好找些试试。一两次经验就够了。有一次我踏入一家单身公寓,除了一个年轻西式装扮的男士和模模糊糊的公司计划,没有一丝业务计划迹象。但是我仍充满希望,告诉自己情况再坏,去当小孩保姆总可以了吧。”
“就在这时候,”她继续说,“一些好运来临了。我曾经写过一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寄给当地一家报社的妇女版,结果被采用了。那个月月底,我收到通知,到报社去领五毛钱,但我得先刻一个印章,我花了一毛钱,坐黄包车要四毛,坐电车也要一毛左右。不过我若能写一千字,就能得更多。我开始提出其他有关妇女的问题,尤其是女人依附男性问题的文章。女编辑非常同情,她答应尽可能发表我的文章。”
“次月月底,我收到三元半的稿费凭单。口袋里装着自己的钱,我觉得格外骄傲和快乐。我到福州路一家饭店顶楼的戏院去,当时有一个叫张小云的年轻女伶正在那儿说书,门票两毛钱,我上了楼,经过二楼的茶室,看见一大堆人围桌喝茶。地方特别吵,你知道那地方若发生口角,都是由吵架双方的党派或村子里有头有脸的人出来调解。各阶层的观众都到屋顶戏院去,其中大多数是普通找乐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