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首届巴金研究会看到第八届，总觉得整个巴金研究界没有很大的突破，甚至可以说有点平庸。更严重的是，整个巴金研究界对突破这种平庸缺乏想法，这是个问题。

　　我刚刚出了一本书，第一章叫《没有巴金的文学史》。1990年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吸引读者，中国出了很多现代文学史方面的书籍专著，但是整个读下来可以发现，除了鲁迅以外包括巴金在内的其他新文学先驱者们都没有受到本应有的重视。

　　我猜想现在的文学观有一个机制在起作用，就是企图把巴金一代的文学先驱者排除出去。这正反映了他们一种肤浅的看法：由于缺乏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巴金没有思想深度，甚至认为他晚年的文字都缺乏必要的修饰。

　　其中一个问题是对《随想录》缺乏有影响力的评价，甚至最起码的评价方向都没有提出来，这导致了研究的贫乏局面。我觉得“文革”结束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现在年轻的读者对《随想录》感到陌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就是陈思和提到的他们对那个年代的陌生。

　　《随想录》的叙述是隐喻性的，如果对这个叙述策略感到陌生的话，对《随想录》当然也尝不出味道来。

　　我比较认同隐喻的说法，他用非常巧妙的方法来针对现实，战斗性非常明显。哪怕是非常细节都有很深刻的东西。特别是《病中集》，巴金的语调非常沉重，结合1983、1984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像小说诗歌这样的文本，从某种角度上说是比较容易解读的，因为小说有起码逻辑和理性结构，但是《随想录》不是小说，完全脱离这种限制，完全是自由自在的，随感随想，写到哪儿就是哪儿，现场感非常强，如果脱离现场，确实是非常难以解读。

　　《随想录》的内容非常丰富，原始阶段的研究者把这些内容一个个地挖掘出来。但这只是研究的一小部分，以后怎么办？比如说研究某篇文章与现实有什么关系，这只是研究的一个片断。这些片断合起来后是否就是对《随想录》的系统的完整的研究，我还是有些怀疑的。

　　从意识形态化研究走出来的研究如果是以反意识形态为前提，它实际上还是意识形态化研究。

　　我和巴金有过一些接触，是1997年，福建泉州黎明大学有一个巴金文学研究所，从1985年开始每年暑假我都过去做研究，巴金是1927年第一次去那里的，正是他无政府主义思想鼎盛时期。1985年左右那里一些知道当年实际情况的老人还在世，我们跑过去采访他们。通过他们的关系找一个叫陈范育的女士。她是1919年杭州第一届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与柔石、冯雪峰等都是同学。她与巴金1927年在泉州认识，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年轻时有共同的理想。1941年陈范育女士去世，巴金马上发表了悼念文章。

　　我通过泉州的关系，认识了陈范育的女儿。她女儿保留了大量的手稿，最有价值的一个是日记，大量涉及了柔石；另一个是诗歌，与湖畔诗社有很大关系。以前这种反映五四青年生活和思想的第一手资料非常少，我下了决心将他们整理出来，花了几年时间，1997年在上海出版。陈思和说这应该请巴老来题词。

　　1997年的巴老还能写字，写了“陈范育日记”几个字，病情很不稳定，字抖得厉害。我在国内还预写了一篇悼念巴老的文章。后来我面见巴老的愿望没有实现，陈思和为我传达了巴老的一些感想，说我做了好事，应该表扬。我想在巴老漫长的一生中应该接触了很多个像陈范育这样的人物。

　　陈范育是一个教育家，一生坚持教育的立场，据说《寒夜》里的汪明宣就有陈范育的影子。《病中集》是巴金最后的一集，巴老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就要结束了，将自己一生的遗憾和内疚借怀念旧友的文字表达出来，这样的味道越来越浓。像陈范育这样一生默默坚持自己的岗位却没有什么大名气的品德正是巴金最为崇敬的。

　　最后巴金走的道路和他们走的道路是不同的，巴金想弥补两条道路的距离却又弥补不了，这种萧条和悲凉的气氛在第五集中是非常明显的。这是我的解读，也是解读的可能性之一吧，我有这样的体会，才会有这样的解读。像《怀念叶飞鹰》就写得非常沉重，他非常怀念这个圈子里的朋友，却没有好好地表达出来，巴金的遗憾肯定是很多的。这种遗憾是一般研究的角度读不出来的，还是应该把这种个人的体会和解读拿出来，成为公共的财富，作为公共财富的前提，这样才能把对巴金的整体研究提到一定高度。

　　历史可分为事实的历史和被叙述出来的历史，这是两码事。被叙述出来的历史文本往往会变形，这种危险性应该警惕。否则后来的研究者很容易被幻影或权力的意识形态迷惑，很容易人云亦云。

　　历史永远是应该重写的，永远在不断更新中。官方公认的文本是一个历史，这个历史固定下来后，必须有民间的力量来重写。怎样解读《随想录》也是相似的情况。我们要不断更新我们的解读，这也是对原本的不断重写。如果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