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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想象我们百年的文学史、文化史如果没有巴金的存在会怎么样。他不仅用文学形象给我们提供了百年历史的画卷，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人格和精神为百年的民族提供了一个让后人认真解读和研究的范例。

　　对巴老这个人和《随想录》，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评价和说法。我想说的是，其实外界的理解可能都存在偏差。就像巴老对自己的身后事，也是有预料和无可奈何的。比如他在写怀念沈从文的文章里说过的：他是可以安静地走的，但我想我是不可能的。因为沈从文当时只有几个亲友送别，我想我那样做是做不到的。

　　巴老一生都觉得很苦闷，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想做的许多事情都做不成，但必须接受它，他一直是在被许可的范围内从事活动，包括现代文学馆，在整个1980年代也是这样的，不断地派他出国，但同时他对现实继续批判。

　　有人说他一直在和现实妥协，但我觉得社会是在不断妥协中进步发展的，有时候，妥协是能促进社会的发展，甚至促进事情的解决，巴金是在退两步进一步中求得生存求得发展，在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对历史来说，有些话其实不必完全说透的，我们得学会看文字背后隐晦、曲折的表达，甚至有时候选择的题目，内容和你要表达的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这个东西是表达出来了，这就要求读者要有耐心，设身处地地理解，才能读出味道。

　　我觉得巴金晚年的贡献是有建设性的，巴老的去世基本上标志着1980年代初开始的启蒙时代结束了，他不仅仅只是一个五四时代的记忆，能让我们触摸到五四时代，而是回到我们记忆更深刻的1980年代，他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作家、思想者，他的去世，这个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现在对启蒙时代的批评也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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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界看来，巴老的文学地位很高，在政治上也身居高位，可是对他本人来说，这些并不能让他轻松和快乐。在这几年里，巴老身不由己，他没有办法摆脱，他不是那种拍案而起的人、奋起抗争的人，他习惯少说多做，用直接的方式悄悄地去改变社会。

　　很多人希望巴老能够成为一个烈士或者英雄，可是巴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成为这样的人。他不会为明白的东西不顾家庭、不考虑周围的环境，不顾一切地像张志新那样作为一个勇士、志士去捍卫他的理想去牺牲。

　　在1990年代初，他当时身体已经不好了，社会上的很多文章靠别人念给他听，他神志一直很清醒的。有人认为，在一些历史关头，他本人应该有一个更坚决的选择，这可能对他本人的历史地位提高很多。但是这一点也是有原因的，也是不能苛求的。

　　他不是那种现在青年思想家提倡的献身、大义凛然，就是因为他是矛盾的，在清醒中感到痛苦，如果他不清醒，他就不会感到痛苦。就是因为在清醒中痛苦，软弱中透出的勇敢，勇敢之后又转为软弱或者沉默，这种矛盾的性格对于文学家来说恰恰能够产生文学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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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人拿巴老的《随想录》和韦君宜的《思痛录》相比，得出的结论是《思痛录》比《随想录》要深刻得多。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对巴金和《随想录》的评价我们不能脱离1980年代初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思想解放运动刚开始，就受到“左派”的打压，有多少人在当时保持沉默，为什么恰恰是巴金，他在那个时候站了出来，对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内的问题进行发言和批判？

　　在这里，时间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说的话可能十年前不能讲，而在十年后就可以讲。时间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是第一位的，同样一个东西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说出来，具有不同背景和不同含义。我记得很清楚，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晚报》工作，当时我去拜访胡风，在报纸上给他发表了一篇700字的文章，里面提到一句话，胡风正在给他的评论集写长篇后记，此书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结果文章见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干了，当时出版社的领导人正是韦君宜，他们说还没有出版这本书，发公函给《北京晚报》，要求我们在报纸上更正。后来领导要我写个答复，我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公函。我当时写了回复，但心里也不是很舒服，这根本就不是个事情吗？可是韦君宜那么在意，对胡风还是持有异议。后来这本书还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我的意思是，在当时对待胡风问题上，韦君宜的态度和周扬他们一直是一致的，而当时巴金已经在肯定胡风的文学成就了，并表示对他的支持。也就是说，在巴金对“文革”进行反思的时候，韦君宜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思想高度并没有达到巴金思想的高度。但是，为什么她在1990年代又写了《思痛录》呢？这就要看她自己在1990年代的思想变化了，也就是说她的觉悟和转变是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基础上开始的，和很多人一样，韦君宜的思想解放、转变是在1990年代以后，加上她身居党内高位，在文化界一直做领导的，有延安整风的经历，亲身经历了很多政治事件，所以她对党内斗争残酷性的反思才那么深刻。

　　和她相比，巴金一直是个党外人士，是上层政治的局外人，不管在什么时候，巴金永远保持的是一种边缘人的批判态度，不管是批判胡风也好，反右派也好，他只是一个表态，并不是一个参与者、领导者。比如巴老谈赵丹的临终遗言，说“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批评，但是巴老连写三篇文章为赵丹辩护，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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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是一个有理想和思想的人，对社会的认识确实是很深刻。1962年，巴金在上海发表了一个演讲《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那个时候美联社为此发了消息，对他的评价很好。

　　即使巴金曾经被革命的洪流卷入，他自己也陷进去了，但是挣扎出来的他没有像别人那样躲避、回避政治，而是从自我出发，从自我批判上升到群体、民族、历史的反思。这样的反思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萧珊的死让他大彻大悟，从而有了更大的勇气，去面对政治和社会。

　　萧珊去世之后，巴金开始重新校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那时不让他用本名，接下来他就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接下来是写《随想录》，那时流行的都是“伤痕文学”，都是在控诉“四人帮”，但那个时候他很快就进入了自我批判，认为对“文革”的形成，每个人都有责任，他的眼光已经看到“文革”前了，“文革”的形成不是一日的工夫，是多少年的延续，他已经把对1950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放到他的视野中了，这样的思想深度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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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老在“文革”里写的检讨书和揭发信，我当时都看到了，有一大包，我估计有20万字。

　　“文革”之后，政府把这些材料退给他了。可以说，这些材料和他后来提出建“文革”博物馆是很有关系的。

　　我当时就问巴老，你看过这些信吗？他摇摇头说，“我不敢看。”我接着问他，这些东西可以发表、出版吗？他沉思了一会，过了两三分钟，说，“等我死了之后再发表、出版。”我说不要紧，我们可以开始整理，他回答说，那我想想看吧。

　　为这些检讨书和揭发信，从1996年到1997、1998年，我连续三年为这个事情问他，希望能够先整理完放着，最后出版。最后一次是在巴老病重之前，我当时在上海，连续两天去他家。我对他说，要不先写个序放着，然后再出版。那个时候巴老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已经九十三四了，他对死看得也很淡，在他面前我也并不隐讳说他死。第二天，我去问他，“巴老你想好了吗？”他回答我说，“你怎么这么急啊？”我笑了，“你的性格不是比我更急吗？”他当时想了一会，没有回答我，一会说，“我想想看吧。”

　　巴老的意思是我可以考虑这件事情，但没想到他很快就发烧了，就切气管了，就再也没有可能和他谈这本书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