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巴金祖籍嘉兴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嘉兴市人民政府、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共同主办。在上海参加完前一天举行的巴老追悼会，陈思和、李存光、陈子善、李辉等60多位学者，连夜赶往嘉兴，按照原计划参加这次会议。

　　本次研讨会为期三天，研讨会主题是“巴金与当代”，分为“巴金的创作和思想对当代文学发展的作用和意义”、“经典化的巴金创作与当代思想文化的沟通”、“新发现的巴金文献资料与当代思想文化关系”三大议题。

　　“我以为，今天我们对巴老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生前的愿望和目的，不打折扣、完完全全地实现。”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学者李辉动情地说。

　　　　　　　　　　为赠书向国图讨说法

　　10月25日下午3时半，嘉兴阳光大酒店三楼。在复旦大学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陈思和、吴福辉发言完毕以后，主席台上的主持人李辉神情激动，以巴金文学研究会的名义发表声明：要求国家图书馆向全社会公布三年前巴老赠书流失的调查结果和处理结果。

　　2002年12月1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以《谁亵渎了巴金？———巴金赠书流失家属追索手稿》为题，刊发了国家图书馆流失巴金赠书事件的报道。事件披露后，国图方面经历了从否认到承认的过程。

　　在巴金的家属给国家图书馆发函要求“归还父亲捐赠的手稿：《春》、《秋》、《寒夜》、《憩园》、《随想录》的第五卷及《家》的散页”以后，国家图书馆派专人到上海，与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儿子李小棠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他们解释因工作原因造成了图书流失，并承诺将对分散在不同的书库中的巴金赠书进行清查，核实流失图书数量，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然而，时间一晃就是三年，国家图书馆仍未兑现它的承诺。直到巴老去世，国家图书馆方面再没有跟巴金家属就此事进行沟通和说明。李小林说，“自从那次见了面以后，他们一个电话也没有打过，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

　　作为巴金研究者，在人民日报社从事编辑工作的李辉，当时是在北京潘家园旧书市场上发现国图流失的巴老赠书的。流失事情被国图方面确认以后，他曾经以《人民日报》的名义，采访国家图书馆的负责人。

　　“当时，他们对我的承诺是，一定会认真清查此事，并对外公布调查结果，给躺在病床上的巴老、巴老家属和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新闻界一个交代。结果到现在，国家图书馆方面对此没有任何回答和解释。”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李辉仍然感到愤怒和不解。

　　巴金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曾经到国家图书馆去暗访过。他到了图书馆，按照巴老给国家图书馆的赠书清单，要求借阅。结果工作人员对他说，“你借的书，有的有，有的没有。”

　　“为什么没有？”周立民反问。后来他得到的结果是，巴老的赠书，有的不在馆里，根本就找不到。周立民因此怀疑，国图方面根本就没有巴老赠书的完整清单，另外也没有认真统计过书刊的分布情况，更没有进行有效的保护和管理。

　　巴金赠书流失一事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在研讨会场内，一位原想学习巴老赠书的知名的文化老人表示，宁可把自己的藏书当废品卖，也决不捐给(国家)图书馆。

　　李辉、周立民的发言引起了研讨会现场70多位学者的强烈回应。来自俄罗斯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教授罗季奥诺夫对记者说，他是头一回听说这样的事件。“无论在俄罗斯还是中国，发生这种事都是难以想象的，图书馆这样对待巴金的书是非常不正常的。我希望这些书会尽快地找到。我也不能想象巴老这样受人尊重的作家捐赠的书会流失、被卖掉。”

　　曾经与巴金有过几十年友谊的学者欧德罗夫耶曾捐书给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辟专室把他捐赠的书集中到一起，以欧德罗夫耶的名字命名图书室，向读者开放。

　　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坂井洋史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绝对不应该有的事，这样的事情在日本没有听说过。假使有发生，社会舆论会有非常激烈的反应，这个图书馆的领导将因此引咎辞职，直接的责任人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向国民道歉，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来自韩国水原大学的学者李喜卿认为，“即使是一本很普及的图书，可是因为是名人所捐，有名人签名，它就有了无形的价值。研究者可以凭此了解名人的阅读过程，了解他的精神、思想构成，并对他的学术成就进行价值判断。”

　　会场内的气氛因此变得严肃。众多学者纷纷就此事发表意见，要求国家图书馆方面信守诺言，公布调查结果并改善图书管理工作。

　　据悉，巴金文学研究会将在近日向国家图书馆致函，要求尽快公布对此事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年，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吴福辉仍然记得，1985年3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西三环边上的万寿寺挂牌成立。在文学馆开馆当天，巴金在会场刚一坐下，就从裤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当时的馆长杨梨。杨梨打开，发现里面有纸钞也有毛、分的硬币。巴金认真对他说，“我刚得到一本书的稿费，给文学馆。”

　　　　　　　　　　文学馆？资料馆？

　　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晚年的梦想。有感于“文革”否定了一切，作家大都被打成“牛鬼蛇神”，作品被否定说是“毒草”，全国只保留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巴金认为，在“文革”里被打倒的那些作家对文学是有贡献的，需要有一个机构来介绍这些作家的生平、作品。另一个原因就是“文革”之后，很多现代文学的资料被销毁了、遗弃了、丢失了。

　　“可以说，建现代文学馆就是为了反‘文革’，肯定被‘文革’否定了的现代文学。”现代文学馆前馆长舒乙说。

　　从1979年开始，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想法就出现在巴金的脑海里。1981年2月14日，在为香港《文汇报》写的《创作回忆录》之十一《关于“寒夜”》和《创作回忆录·后记》中，巴金最早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一倡议于1981年3月12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刊载，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81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通过了巴老建议，上书中央，请求建立现代文学馆。

　　经由巴金的奔走呼号，1983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成立。1985年3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西三环边上的万寿寺挂牌。1996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奠基。

　　为解决经费问题，不拿一分钱工资的巴金前后捐了25万元人民币给现代文学馆，还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图书、杂志、手稿、书信、照片7765件捐给了文学馆。

　　在巴金的感召下，茅盾亲属将茅盾全部遗书和生前用过的实物赠给了文学馆。在巴金的劝说下，唐献出了作为一个文学收藏家的收藏：杂志1.5万册，图书3.5万册，其中许多是孤本。

　　如今，现代文学馆共有藏品30余万件，其中书籍17万册，杂志2100种、9万余册，手稿10970件，是国内最大的和最权威的文学手稿库。

　　“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来时我还把梦境当作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在《随想录》中，巴金这样说。

　　吴福辉对记者说，在那个著名的建议中，开始还有“资料”两个字，但是在筹建过程中把“资料”两字去掉了，因为这样能够承载更多的内容。

　　巴金心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由作家自己组成。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书、手稿、信函等等，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一个总结，是让大家认识文学，认识中国人民的“心灵美”的地方。

　　“现在的文学馆是一个局级行政单位，似乎成了一个安排干部的场所。它的发展、变化和巴金最初的设想有很大的距离，更像是一个文化的景观，那么豪华，是用来参观展览的，谁出钱谁就可以使用。我们当然要对巴老的东西有所发展，但方向应该是往他的本意发展，成立文学展览馆也不错，但你建得那么豪华，那么多编制，却没有一个研究部，成立这么多年，在现代文学研究上也没有什么成果。”李辉对文学馆的现状是“爱之切，恨之痛”。

　　“现在文学馆把巴金的手印刻在门上，上面还铸有巴金的印章，而且在门口还立了他的雕像，我觉得巴金清醒的时候未必同意这样做，因为他不要在文学馆突出自己，他是个不突出自己的人。但是，现在的文学馆给人的印象很不好，好像文学馆是为巴金而建的。”

　　邵燕祥认为，文学馆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塑像中，缺少了胡适和陈独秀这样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的旗手，这是一个巨大的缺陷，这意味着我们对历史真实的回避和躲闪，是不符合巴老意愿的。下个月，文学馆总面积达1.6万平方米的第二、三期工程即将起动，李辉希望文学馆能够真正踏踏实实地准备做些学术研究。

　　　　　　　　　　“文革”博物馆的可能方案

　　在10月25日上午开幕的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画家郁风落泪了。“巴金就是民族的良心，一想到他就不敢去做坏事。巴金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趁着大家对那段历史还没有遗忘，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多搜集相关物品资料。”

　　在接受《凤凰周刊》的采访时，巴金的女儿李小林说，“文革博物馆是爸爸惟一未了的心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冰心的女儿吴青也表示，“巴金舅舅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建立文学馆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但是，这两个目标只实现了一个。”

　　1986年，巴金在《随想录·“文革”博物馆》一文中，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思。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最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有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

　　“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我们总应弄出个眉目来吧。”“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因为怕历史重演，巴金连晚上做梦都感到恐惧。

　　1995年6月23日，巴金在杭州的疗养住所为《十年一梦》增订本新写了一篇简短的序：“十年一梦！我给赶入了梦乡，我给骗入了梦乡。我受尽了折磨，滴着血挨着不眠的长夜。多么沉的梦，多么难挨的日子，我不断地看见带着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萧珊。梦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扑来。在痛苦难熬的时候，我接连听到一些友人的噩耗，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的。梦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我不是战士！我能够活到今天，并非由于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这一年，正是“文革”30年，年过九旬的巴金再次发出的声音。在这一年里，巴金还给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一书写了后记。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分为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出版，收录了数千张历史照片，是迄今为止关于“文革”历史的资料最齐备、叙述最有力度的著作。

　　巴金不仅答应将自己写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用颤抖的手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在接见这本书的编写者时，巴金说：“这件事应该做。”

　　郁风到现在还保留着一件旧衣服，在“文革”中坐牢，她穿了7年，之前丈夫黄苗子也曾经穿过。每到周末，她会收到一些针线，在时间静止的监狱生活里，一针一线地缝补，这曾给她带来莫大的快乐。郁风认为，在“文革”博物馆没有建立之前，现代文学馆应该担负起搜集展览“文革”时期物品资料的责任，她表示，她愿意捐出这件珍藏的衣服。

　　邵燕祥说：“巴金一生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厚的遗产。接近它、清点它、继承它，是思想界、文化界首先要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可以让人们反思历史。我们纪念巴老，最好的方式是实现巴老的意愿，开拓、营造一个让说真话畅通无阻的空间，使说真话成为社会氛围和普遍心态。”

　　李辉的建议则更加具体：“在文革馆不能成立之前，文学馆是否可以承担巴老在《随想录》中提出的文革博物馆的部分功能，比如它至少应该成为文化艺术界的文革博物馆。现在文学馆有那么多的展厅，我们是不是可能拿一个展厅，作一个永久性的展览，这是我的一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