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上的腐朽和生活上的糜烂

　　到了明朝，由于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使地主阶级越来越腐朽，对土地财货的追求也越来越不择手段。尤其在明朝末年，大官僚、大地主对于农民、工商业者甚至中小地主的掠夺极为苛暴，生活穷奢极欲到了惊人的地步。首先是明皇室，皇帝在北京西苑养了一只豹，竟用２４０人，占地１０顷，每年支粮２８００余石，地租７００两白银。明神宗结婚，用接济边防的银子９万两做织造费，采办珠宝用银２４００万两，营造三殿仅采木一项就用银９３０多万两。不仅皇室，外封的藩王也极为腐朽，扰民尤甚，他们任意侵夺人民的土地财产，甚至抢夺民女，肆意蹂躏，不合意者还勒令女家以金赎回。一些官僚也是这样，明世宗时的大学士严嵩对内勾结宦官，对外榨取贿赂，当时朝廷的积储不足边防一年的军费，而严嵩一年所积可支边防几年。神宗时的大学士张居正，在政治上虽有些作为，但生活也极奢侈，他有一次南归，用轿夫３２人，沿途地方官供宴，食品达百种，他还嫌“无下箸处”。

　　明朝的整个统治机构是十分腐败的，皇帝不理政事，这在历代王朝中尤为突出。自宪宗至熹宗１６０多年间（１４６５～１６２７年），皇帝和大臣见面的次数约略可数。宪宗在位２３年，仅召见大学士万安等一次，只说了几句话就在万安高呼万岁之声中退朝了。武宗在位１６年，一次也没有召见大臣。世宗、神宗在位都达四五十年，都是２０多年不视朝政。《明史钞略》记载了万历二十一年皇太后万寿时，神宗特别御皇极门，朝贺毕，曾在暖阁召见了王锡爵，君臣有这样一段对话：

　　……上曰：“朕知道了。”锡爵又奏：“今日见了皇上，不知再见何时？”上曰：“朕也要先生每常相见，不料朕体不时动火。”爵对：“动火原是小疾，望皇上清心寡欲，保养圣躬，以遂群臣愿见之望。”

　　以上所述“不时动火”，实际上是长期纵欲、气虚体弱的缘故。又万历十七年辅臣叶向高请辞，即宣谕“朕自入冬以来，动火头晕。又害怕眼风，服药调摄。……”这也显然是纵欲过度的后果。

　　神宗以后，光宗继位，他因病服了太监崔文升药，更重；又服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红丸，在位仅两个月就死了。而继位的熹宗则终日在宫中舞斤弄斧，以做木匠活为游戏，把朝廷完全交给宦官魏忠贤主持。

　　这样，整个朝廷机构就不能不陷于瘫痪状态。神宗时，朝廷和地方官当中有很多空额，欠缺不补，大臣可以任意弃官归家。明朝末年，内阁大学士一度仅方从哲一人，六部尚书、侍郎仅剩四五人，各省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吏也多空缺，这正像一台大机器，零部件残缺不全，而且有不少零部件锈了，烂了，坏了。当时，因吏部、兵部无人掌印，文武候选官员几千人不能领凭赴任，久困京师，往往拦住大学士的轿子苦苦哀求，但也无济于事。

　　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们为了获得并保持职位，极尽卑鄙龌龊、寡廉鲜耻之事。而一旦获取官位，则大肆榨取民脂民膏，大捞一把。严嵩当权时，朝臣自愿当他的“干儿”、“义子”的达３０多人。张居正卧病时，上自六部大臣，下至诸杂职外官都为他设醮以献媚。至于官僚们巴结当权宦官的情形，更是丑态百出。明代官场中，贿赂公行，贪墨成风。神宗时，吏部因送贿者太多，竟用抽签的办法决定官吏的选任，一时竟称为“至公”。

　　到了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虽一度想澄清吏治，振兴社稷，但已力不从心。明代国运将倾，人才薄劣，崇祯帝又秉性多疑，在为帝的１７年中，竟易相５０余人、刑部尚书１７人、兵部尚书１４人，总督被诛的也有７人之多。这样走马灯式地更换大臣，形势是难以稳定的，即使有再好的措施也是难以贯彻的。政治上的腐朽、衰败必然带来生活上的糜烂、淫乱。在明朝，政治上的腐朽、衰败在历史上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在生活上的糜烂、淫乱也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在中国历史上，隋炀帝的荒淫无耻臭名昭著。从隋炀帝以后，后妃嫔御之多，前几章已经述及，而明代与前朝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太祖初有天下，也想革除弊习，于洪武三年命工部造牌镌戒谕后宫之词悬宫中，规制天子及亲王后妃宫人等，必须选择良家之女聘娶，不拘处所，勿受大臣送。这样，后宫之盛稍减，但宫人仍然很多。隋炀帝于后妃嫔御１２４员以外，原订有尚宫局、尚仪局、尚服局、尚食局、尚寝局、尚工局等６局，管２４司，除司乐、司膳员各４人外，其余各司都只有２人是女官。到了明代，此制仍存，而且人数增多，６局２４司，每司多则２２人，少亦８人，外有宫正司７人，掌纠察宫闱戒令谪罚之事，又有女史４人记功过。这样，宫内女官之数已不下３００人了，此外还有后妃群妾、大量宫婢彩女。

　　不过此制实行不到四五十年，永乐以后，职移宦官，只存尚宝数司，但宫女之数仍不见少。

　　前面已经叙述，明朝的皇帝多不理政事，而在生活上，他们挖空心思地寻欢作乐，躲在内廷过着荒淫的生活。

　　在明朝诸帝中，最荒淫的是明武宗，即历史上所称的正德帝，从公元１５０６年至１５２１年，他在位１６年。他沉迷于喇嘛教，并从喇嘛僧处获得大庆法师的称号。他不仅每天专心于诵读藏文经文，还在内廷建立豹房和一些邪淫寺院，里面住着乐师、回教徒和喇嘛僧侣等人，他就每天和这些人淫乐、嬉戏、纵酒，完全不理国家政务。

　　当时，有个色目人叫于永的，善阴道秘术，武宗把他召入豹房，谈得十分投机。于永见武宗好女色，就说回回女体型好、美艳、灵巧，比中原女子强多了，引起了武宗的淫欲。当时有个叫吕佐的都督也是色目人，于永矫旨索取吕佐家的回女善西域舞的１２人献给武宗，武宗十分高兴，歌舞连昼夜。武宗对此还不满足，只要知道诸侯伯家有回回籍的妇女，都召入宫，驾言教舞，把漂亮的长期留下，供他玩弄。后来，他听说于永的女儿漂亮，又要于永的女儿，于永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不愿送女儿入宫，而把邻人白回子之女冒名顶替地送进宫去，可是，这犯了欺君之罪，他成天提心吊胆，佯为风痹，固死乞去。

　　明武宗对宫内的淫乐生活还不满足，喜欢外出游幸，他游幸到哪里就蹂躏到哪里。在宣府时，每昏夜出游，遇高屋大房，便撞入人家，或者索饮，或者搜其妇女。车驾到的地方，近侍就掠夺良家妇女供他玩弄，有时塞满了几十车，日有死者，左右亦不敢闻，且令有司饩廪之，这样骚扰百姓，百姓多有逃亡者。有一次，武宗将去扬州，先遣太监吴经至扬州，选民间的好房子改为提督府，以便驻跸。吴经去了扬州，大肆搜索处女和寡妇，把老百姓都吓坏了，惊慌地“突击”嫁女，拉着个寡男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一夜之间差不多把所有的少女都嫁光了，而且还有一些人乘夜夺门出城逃匿。当时的知府蒋瑶冒万死之罪，向吴经恳情，情况才稍微平定一点。但是吴经记清了寡妇和倡优家之所在，在夜半派了几个人骑马促开城，传呼皇帝驾到，命令大街小巷点烛如昼，率领官兵到所知道的人家抢劫妇女，如果发现有逃匿的，则破垣毁屋，直到搜到为止，当时，全城寡妇几乎无一幸免，哭声震动远近。后来，吴经又把所抢来的一些妇女关到尼寺中去，有些妇女绝食而死，以示抗议，尸体就堆在尼寺中。知府蒋瑶只好把她们的家人找来，悄悄地收尸埋葬。吴经的所作所为，显然得到明武宗的指使和支持，明武宗每到一处，如果听说那里的官员在事先教人尽嫁其女或藏匿妇女的，就把那个官员捉来，加以重刑。即以扬州知府蒋瑶来说，是当时一个十分难得的有些正义感的官员，对百姓起了一些保护作用，竟被用铁链锁缚，过了几天才被释放，受了不少罪。

　　武宗有个宠臣叫江彬的，为虎作伥，推波助澜，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他是宣府人，史称他狡黠强狠，善骑射，武宗召见大悦，擢都指挥佥事，出入豹房，与同卧起，命统四镇军，帝戎服临之，与彬联骑，权势莫比，廷臣谏者皆得祸。就是这么个人，多次引诱武宗远游。有一次他对武宗说，“宣府乐工多美妇人，且可观边畔，何郁郁居大内，为廷臣所制？”武宗很同意，就微服出游，去昌平。被一些大臣发现了，马上去追，武宗不听。到了居庸关，巡按御史张钦不听圣旨，闭关不纳，武宗只好回来。后来令人替代了张钦的职务，又去那一带玩了。江彬先为武宗建镇国府第，辇豹房、珍玩、女御充实其中；还导引武宗在夜里撞入人家，强抢良家妇女。

　　武宗越玩心越野。有一次他托言边关多警，要以“总督军务”的名义北行，许多大臣泣谏，武宗不听。于是江彬导引武宗由大同渡黄河，次榆林，至绥德州，到总兵官戴钦的府第，看到戴钦的女儿，就要过去了。在归途中又大征女乐，见到一个乐工杨腾的妻子刘氏，又淫心大发，又要过去了，很加宠幸。在乘船的时候，湖广参议林文赞不知道这是皇帝的船，乘船一冲而过，武宗大怒，止住他，上了他的船，把他的一个妾抢走了。

　　由此可见，明武宗的荒淫实在比隋炀帝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明代诸帝中，在位４８年之久的明神宗是一个很爱好荒淫生活的人，他的臣下曾给他上酒色财气四箴，说他四病俱全，非药石所可治。他好货贪色，匿近宦寺，搜求珍玩，广征宫女，忌贤怨直，无所不用其极。万历十二年时，御史孟一脉奏疏中云：“近再选宫女至九十七人。急征一时，辇下甚扰”。一年中已选妃近百，足见后宫佳丽之胜。明人笔记中记有神宗与宫女淫乐之事说：

　　夏日，明月高悬之夜，与后宫嬉。令人自轻罗制成之囊中，放出流萤无数。再令宫女以轻罗团扇争相扑捉，若流萤落于谁簪上，则是夜帝必幸之。故宫女争以香水洒于簪上，以待流萤。

　　秋日，帝题唐人王建宫词前二句于红叶上，令宫女题该词后二句于另一红叶，一起放入御沟，若遇两叶相叠，令人取观，如成全首宫词，则书后二句之宫女，是夜必获帝幸。

　　冬日，于洛阳殿大池，注满香汤，挑选柔肌雪肤之宫女，同浴于池，效鸳鸯戏水之乐。浴罢，则坐于锦绣上拥美饮酒，谓之“鸳鸯之会”。

　　一个皇帝，３０多年不理政事，而干的都是以上这些事情，国家怎能不亡！所以史家论曰：“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确是至论。

　　明朝皇帝们耽于女色，一些权贵们更是变本加厉。例如嘉靖时的权臣严嵩吐痰，不用痰盂，而要侍女的口去接，一口咽下去，名为“香痰盂”。他夜间小便的夜壶，用黄金铸成，并且制成美女型，化装涂彩，华美诱人，小便时如性交状。

　　二、皇帝与春药

　　到了明朝，政治上的腐朽和宫廷生活的淫乱可以说到了顶点。这个时期的宫廷秽乱有两大特点，就是太监的受嬖幸和春药的广泛使用结合在一起。太监问题将在下一节阐述；而春药之盛行则是科学技术有较大发展并迎合了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需要的缘故。如果打开中国古代最科学的药典《本草纲目》，可发现其中几乎有一半的药物起了壮阳补肾、以利性生活的作用。作此书的大医药家李时珍是明正德至明万历间人（公元１５１８年至１５９３年），这正是春药的发展以及朝野对这方面的需要发展到巅峰的时候，这种需要、这种风尚必然在当时的一些有关著作中反映出来。

　　中国古代的春药由来已久，汉有“昚（慎）恤胶”；魏、晋有“五石散”、“回龙汤”（又名“轮回酒”）；唐有“助情花”，唐人梅彪的《石药尔雅》就收有石药几百种；宋、明有“颤声娇”、“腽朒脐”（即海狗肾）；清有“阿肌苏丸”；这些都是见之于史的春药，而“红铅丸”更是明代宫廷的代表性春药，“红丸事件”是明末三大宫案之一。

　　其中，“慎恤胶”是迄今所知的中国最古老的春药，但对药的成分今人已不得而知了。伶玄的《赵飞燕外传》云：“得慎恤胶一丸一幸”，意即服丸一粒，可对一次性交起作用。有记载说，汉成帝和赵合德性交，把“慎恤胶”吃多了，所以一命呜呼了（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同时，古人认为以酒与此药同服，效果更好，如姚燮《复庄诗问》卷六《闲情续诗》有句云：“合欢拟借屠苏酒，续恨应无慎续（恤）胶。”钱钟书对此句评论说：“意谓‘续弦胶’，而囿于平仄，妄以慎恤胶当之，遂成笑枋。”“续弦胶”是用于胶粘弓弩的，和“慎恤胶”是两码事。古代的春药是始自宫廷，后传入民间，这是没有疑义的。

　　古代春药和一些房中术士、道家炼丹有密切关系。《后汉书》所载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等方士“或饮小便，或倒悬”，后人读之可能以为疯癫，其实，这“饮小便”就是喝名为“回龙汤”的春药，在魏、晋、南北朝时颇为流行。在那个时期，还流行“男女合气之术”，而加以“服食闭炼”。“服食”即“服石”，是一种春药，又名“五石散”、“五石更生散”、“寒石散”，据说是魏名士何晏开始服用的。清人命正燮《癸巳存稿》七云：“通鉴注言寒食散盖始于何晏，又云炼钟乳、朱砂等药为之。言可避火食，故曰寒食。”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千金翼方》中也有“五石更生散”，其主要成分为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矿等五石。《本草纲目》于“钟乳石”、“石英”、“石脂”条皆云：“益精益气，补不足，令人有子，久服轻身延年。”《抱朴子·金石篇》也言五石，种类略异，但云“长生不老”则是相同的。《全晋文》二十六王羲之帖有云：“服足下五色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太平广记》二四七又云：“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

　　但是，历史也有记载，“服石”有副作用，如《晋书·哀帝纪》云：“服石过多，遂中毒，不识万几。”《晋书·贺循传》云：“服寒食散，露发袒身，示不可用。”

　　至于“颤声娇”，据记载是以“未连蚕蛾、凤仙妒、五味子”几种药合成的，其中主要是“雄蚕娥”，《本草纲目》云：“雄蚕娥，气热性淫，主固精强阳，交接不倦。”

　　从明朝中叶开始，有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接命神方”开始流行，这就是红铅。这也是一种春药，而它竟是以少女的月经制成的。明人张时彻的《摄生众妙方》所载“红铅接命神方”中说：“用无病室女，月潮首行者为最；次二、次三者为中，次四、五为下，然亦可用。”这是说月经初潮时排出之物最可贵，第二、三次的次之，第四、五次的更次之。以后，在龚廷贤的《万病回春》中，说得更玄了，要求选择眉清目秀、齿白唇空、发黑面光、肌肤细腻、不肥不瘦、颜面三停、长短相当、算其生年月日约为５０４８日前后的少女（这是由于古法有５０４８日得首经之说）。当然恰好在这一天首次来潮的少女极少，所以《万病回春》中又说：“若得年月日应期者，乃是真正至宝，为接命上品之药。”

　　取得红铅后，还要经过许多繁复的工序，制成许多小药丸。其功效据《摄生众妙方》说：“此药一年进二、三次，或三、五年又进二、三次，立见气力焕发，精神异常。草木之药千百服，不如此药一二服也。”真是说得神乎其神，但是实际上女子的月经排泄物中并没有什么特殊成分，自然不会有什么疗效。所以在明代后期闹腾了一阵子，到清代就无人问津了。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对红铅一直是持断然的拒斥态度的，他在《本草纲目》中写道：

　　妇人入月，恶液腥秽，故君子远之，为其不洁，能损阳生病也。……今有方士，邪术鼓弄愚人，以法取童女初行经水服食，谓之先天红铅。巧立名色，多方配合，谓《参同契》之金华，《悟真篇》之首经，皆此物也。愚人信之，吞咽秽滓，以为秘方，往往发出丹疹，殊可叹恶！

　　李时珍虽对红铅持否定态度，但对另一种长生药物秋石却予以肯定，例如在《本草纲目》卷五十二中就有“秋石四精丸，治思虑色欲过度，损伤心气，遗精小便数”之说。秋石与红铅有些类似，是由男女童尿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物质，至少在唐代已经出现了，如白居易诗中有“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的句子。微之是唐代大诗人元稹的字，白居易说他虽炼秋石，但还是未老而亡，对此表示遗憾。这说明那时以秋石为长生药。宋代的《苏沈良方》对秋石也有记载。到了明代，有人以秋石为长生药进献给皇帝。

　　过去有些人以秋石为壮阳药，实际上可能是长生药中多少有一些壮阳的功能。但服秋石能否长生（延长寿命）也难说。明朝有个叫顾可学的人，罢官１０年，不甘寂寞，于是贿赂严嵩，自荐有奇药。嘉靖帝闻知后，立刻降赐金帛，将顾召至京师。顾献秋石，说服后可以长生，帝“饵之而验”。但是嘉靖帝也只活了６０岁。

　　到了２０世纪，对秋石的看法仍有分歧。１９６３年，英国的李约瑟和鲁桂珍两位博士宣称，他们业已证明：“在公元十至十六世纪之间，中国古代医学化学家们以中医传统理论为指导，从大量的人尿中成功地制备了相当纯净的性激素制剂（秋石方），并利用它们治疗性功能衰弱者。”他们写了许多文章、专著，在世界上引起巨大轰动，一时“秋石是性激素”之说大为流行，并几乎成为定论。

　　但是到了１９８１年，台湾大学教授李广定发表论文，否定“秋石是性激素”之说，从而引起争论。迄今为止，国内对此事的最新研究是张秉伦、孙毅霖对秋石方的模拟实验及分析。他们的结论是：

　　（秋石方）不是甾体性激素制剂，而仅仅是与人中白具有类似功能的、以无机盐为主要成分的药物。

　　不管怎么说，秋石在明代也着实闹腾了一阵子。它与红铅有异曲同工之妙，古人认为从生命力旺盛的少女月经与童尿中提炼物质，可以“滋补”人体，如此而已。从明代所流行的春药看来，这些春药最初可能有“优生保健”的理想成分，对医家来说，可能有一些性治疗的作用，但封建统治者则以此用来为淫乐服务了。

　　明代春药之泛滥宫廷，从史料看来，似始于明宪宗执政的成化年间。《野获编》“士人无赖”条云：

　　国朝士风之敝，浸淫于正统而糜烂于成化。当王振势张，太师英国公长辅辈，尚膝行白事，而不免身膏草野。至宪宗朝，万安居外，万妃居内，士习遂大坏。万以媚药进御，御史倪进贤又以药进。至都御史李实、给事中张善俱献房中秘方，得从废籍复官。以谏诤风纪之臣，争谈秽媟，一时风尚可知矣。

　　这里提到了“万妃居内”，她和宪宗嗜春药有一定的关系。据查史传，万贵妃生于宣德五年（公元１４３０年），４岁就选入宫廷，因为她是宣宗孝恭皇后的孙女，１５岁入侍青宫。宪宗３岁时被立为太子时，她已２０岁。宪宗即位七月大婚，年仅１８，而万妃已３５岁了。她时时恐惧年老色衰而失宠，就勾结太监、廷臣献药进媚，以固结君心。就凭这一点，她始终没有失去皇帝的欢心。

　　至于前文所说的“万安居外”，万安是成化年间的一个大臣，《野获编》记载说：

　　又若万文康，以首揆久辅宪宗，初因年老病阴痿，得门生御史倪贤秘方，洗之复起，世所传“洗鸟御史”是也。万以其方进之上，旁署臣万安名。宪宗升退，为司礼大珰覃昌所诮责，此其罪又浮于嘉靖朱盛顾诸人，即严分宜（嵩）亦未必肯焉。

　　这样，皇帝处在一群佞臣和别有用心的女人中，就迷上春药，不可自拔了。当然，归根结蒂，还是皇帝自身贪图淫乐这一内因在起决定作用。

　　这种“献药进媚”的情况，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间，可谓登峰造极。《野获编》“士人无赖”条云：

　　嘉靖初年，士大夫尚矜名节，自“大礼”献媚，而陈洸、丰坊之徒出焉。比上修玄事兴，群小托名方伎希宠，顾可学、盛端明、朱隆禧俱以炼药贵显。而隆禧又自进“太极衣”，为上所眷宠，乃房中术也。

　　除了朱隆禧进“太极衣”外，还有赵文华进“百花仙酒”，都御史汪鋐献“甘露”，督抚吴山、李遂、胡宗宪等进白鹤、白兔、白鹿、白龟等，都和房事有关。然而，其中最突出的、影响最大的是陶仲文。

　　陶仲文是黄冈人，曾受符水诀于罗田万玉山。嘉靖中由黄梅县吏为辽东库大使。邵元节把他推荐给皇帝，他以符水、春药大大得宠。明世宗移居西内，日求长生，不上朝，不祭宗庙，不见大臣，而常常见陶仲文。《野获编》“秘方见幸”条云：

　　陶仲文以仓官召见，献房中秘方，得幸世宗。官至特进光录大夫、柱国少师、少传、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录荫至兼支大学士俸。子为尚宝司丞，赏赐银十万两，线绣蟒龙斗牛鹤麟飞鱼孔雀罗缎数百袭，蛮玉带五六围，玉印文图记凡四。封号累进至“神霄紫府闸范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见则与上同坐绣墩，君臣相迎送，必于门庭握手方别。至八十二岁而殁，赐四字谥。其荷宠于人主，古今无两。

　　时大司马谭二华受其术于仲文，时尚为庶僚，行之面验。又以授张江陵（居正）相，驯致通显，以至今官。谭行之二十年，一夕御妓女而败，自揣不起，遗嘱江陵慎之，张临引恸哭，为荣饰其身后者大备，时谭年甫逾六十也。张用谭术不已，后日以枯瘠，亦不及下寿而殁。盖陶之术前后授受三十年，一时圣君察相，俱堕其彀中，叼忝富贵如此。汉之慎恤胶，唐之助情花，方之蔑如也。

　　看来，陶仲文不仅迷惑了皇帝，而且迷惑了不少大臣，甚至迷惑了那个世称贤明的宰相张居正，实在是一个罪魁祸首。他进药得宠，也有许多残忍荒谬的做法，如《野获编》“进药”云：

　　嘉靖间诸佞幸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邵（元节）、陶（仲文）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颜盛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去头尾（回龙汤饮法），炼之如鲜盐以进。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

　　至穆宗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宫所盅，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

　　又《野获编》“宫词”条云：

　　嘉靖中叶，上饵丹药有验，至壬子（三十一）冬，命京城内外选女八岁至十四岁者三百人入宫。乙卯（三十四年）九月，又选十岁以下者一百六十人，盖从陶仲文言炼药用也。其法名“先天丹铅”云，又进之可以长生。

　　由于陶仲文这样得宠，为许多人艳羡不已，于是方士、道士、官吏一哄而起，“假借圣旨”以征逐女色，为进药而四处张罗。许多人招摇撞骗，欺压百姓，民不堪其扰。《野获编》“诈称佞幸”条云：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１５５５年），有麻城吴尚侥伪为中书充奉恭诚伯陶仲文命往云南定县取“龙涎（香）”。至梯悬霞而上，从石乳隙中取物三条，云是龙涎，见麟甲异物风云之状。黔国公以下大吏争赂遗之，事发论斩。

　　三十八年，又有龙虎山道士江得洋，伪称奉诏往四川鹤鸣山挂幡降香。沿途索赂，至荆州府，为知府徐学谦诘发其奸，得其所取少女无算，并从行诸役就执，唯得洋逃去，竟不获。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１５６６年），这个荒淫无度的明世宗死去，太子朱载垕即位，是为穆宗。政事倚靠内阁，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都还有些政绩。而穆宗本人也很荒淫，在位仅六年，也以服春药死，只有３６岁。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而受禁毒的都是老百姓。《野获编》记载了这样一件惨绝人寰的事：

　　顷年，又有孙太公者，自云安庆人，以方药寓京师，专用房中术游缙绅间。乃调热剂饮童男，久而其阳痛绝胀闷，求死不得，旋割下和为媚药，凡杀稚儿数十百矣！为缉事者所获，下诏狱讯治，拟采“割生人律”。或以为未允，士大夫尚有为之求贷者。会逢大赦，当事恐其有词，与奸人王曰干等同毙之狱。

　　为了制春药，竟阉割了数十百稚儿，这实在是令人发指。但是，有明一代这类事并不是个别的，下一节再详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