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经济、文化都很发达，妓业也在发展，达到了一个相当鼎盛的时期。这种情况的产生具有多种复杂的原因：一是由于唐代性文化比较开明，对于官吏宿娼，不仅没有法纪约束和舆论非议，而且会被视为风流韵事而传为美谈，甚至加以仿效；在民间，私通都不算什么太严重的事，狎妓更算不得什么了。二是经济的繁荣使城市发展，流动人口增多，从而增添了临时性的性需要；而商品经济造成两极分化，有些娼家女卖身，从而又能在市场上满足这种需要。三是社会繁荣，国家富庶，使帝王、贵族纵情声色享乐，而帝王淫乐生活又影响社会，例如开元、天宝间唐玄宗设教坊、置梨园、统４万宫妓作乐以及他和杨玉环的风流韵事传播朝野之后，文人士子们对这种生活方式不是排斥而是羡慕，因而更加潇洒自如地走进秦楼楚馆，拜倒在石榴裙下，沉醉于温柔之乡。四是唐朝后期社会的开始衰退和五代的乱世，又使一些人产生消极心理，人生如梦，为欢几何，于是迫不及待地及时行乐，以声色自娱，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正是这种生活的写照。

　　需要说明的是，“妓”在后世专指卖淫女子，而此字原是从“伎（技）”演化而来，“伎”是指专习歌舞等技艺的女艺人。在唐代，“妓”既是指卖淫女子，也是指音乐歌舞、绳竿球马等女艺人，因此有时有“听妓”（听音乐）、“观妓”（观歌舞）的说法。所以“妓”是ae妓与女艺人二者的统称。二者有区别，但有时也很近似，卖身者有时要卖艺，而卖艺者有时也要卖身。

　　一、狎妓成风

　　唐代的官吏狎娼，上自宰相、节度使，下至庶僚牧守等小官，几乎无人不从事于此，有很多风流韵事，例如张君房的《丽情集》载：

　　灼灼，锦城官妓，善舞“柘枝”，能歌“水调”，御史裴质与之善。裴召还，灼灼以软绡聚红泪为寄。

　　还有《南部新书》云：

　　媚川，歙州酒录事，尚书李曜守歙颇留意，而已纳营妓韶光。罢州日，与吴国交代托令存恤，临发共饮，不胜离情。而已有诗曰：“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问酒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吴答曰：“曳屐优容日日叹，须言达德倍仇澜。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蠙珠字掌内看。”

　　官吏离职、到职交接班，有交割档案、物资、风土人情、下属状况等，而交割妓女真是闻所未闻，前任由于带不走所宠妓女还恋恋不舍，引为大憾；后任欣然接受，还感叹没有接收到更好的，这种事真是荒谬至极。

　　唐代的官吏嫖妓，还有些制度化。唐代进士放榜以后的活动中，有一项“探花”，即在同科进士中选择两个俊少者，使之骑马遍游曲江附近或长安各处的名园，去采摘名花，这两人就叫两街探花使，也叫探花郎。这就是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探花宴上，通常总有妓女助兴。唐代诗人韩偓于昭宗龙纪元年（公元８８９年）中进士当了“探花郎”，与他相好的妓女“以缭绫手泉寄贺”。韩偓收到礼物后写了一首七律，中有“解寄缭绫小字封，探花宴上映春丛，黛眉欲在微微绿，檀口消来薄薄红”之句，比较庸俗无聊。

　　在唐代，写娼妓之乐的诗不胜枚举，如李白的《对酒》：“我瑁宴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李商隐的《碧城三首》之二：“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等。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将妓院的环境、妓女的服饰、妓女的歌舞和宴会场面、嫖客和妓女的亲昵做爱等绘声绘色描写得淋漓尽致。唐代官吏公然狎娼，甚至有因恋妓而至于死的，这方面事例不少。例如《诗话总龟》引《唐贤抒情集》说，唐朝有个叫薛宜僚的人，“充新罗册赠使”，即担任了驻外使节的工作，在路上恋上一个叫段东美的妓女，双方恋恋不舍。薛到外国不久就得了病，病中还对他人说：我怎么在梦中总是见到东美呢？过了几天就死了。棺材运回后，段东美“素服哀号，抚棺一恸而卒。”这位算是“多情种子”的官员，留下了这么件风流韵事，但以恋妓而弃职殉身，总令人感到遗憾。

　　唐代官吏还有在外贮营妓而生子的。如《南部新书》说：“张裼尚牧晋州，外贮营妓，生子曰仁龟，乃与张处士为假子，居江淮间，后裼尚死，仁龟方还长安，曰江淮郎君”。

　　唐代的官员狎妓最出名的，武将当数韦皋、路巌，文臣当数白居易、元穗。韦是因狎名妓薛涛而出名的。路巌这个武官是个“小白脸”，镇守成都期间，溺于伎乐出了名。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徙苏州，首尾五年，自云：“两地江山游得遍，五年风月咏将残。”可谓极宦游之乐。他曾经夜泛太湖，有“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古湖心”之句。他泛舟连五日夜，寄元稹诗云：“报君一事君应羡，五宿澄波皓月中。”宋朝龚明之写的《中吴纪闻》说：“乐天为郡时，尝携容满、张志等十妓，夜游西湖虎丘寺，尝赋纪游诗。为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指宋代），必以罪闻矣！”《南部新书》还记载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蓄养aeae、妓女很多，后携妓还洛，又复遣回，呼来唤去，不算一回事。后世直至现代，评论白居易的诗，认为平易近人，多反映民间疾苦；可是从他狎妓饮酒、游山玩水来看，也表现出当时封建文人的另一面。至于元穗，也是唐代的一个大诗人，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曾经做过丞相。他《与晦侄等书》说：“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处纵观。”似乎具有清风亮节，操守甚严。但《旧唐书·元稹本传》记载：“稹移任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会嵇山水奇秀，……而镜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讽咏诗什，动盈卷帙。”又说：“稹既放志娱游，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他是对子侄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而做外吏的时候是另一副面目，还是初时生活规规矩矩而后来做大官就“饱暖思淫欲”了，这就值得分析了。元、白二人交情很深，有时还交换妓女，相互狎玩，如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就曾让元稹把杭州歌妓商玲邀往越州，狎玩了一个多月才归还。

　　这种状况当然决不仅限于“元、白”，“AE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几乎成为当时文人雅士普遍的风流行径。诗文中也大量地反映出这方面的内容，如“温、李”以及“香奁体”等，这在后面还要详细叙述。

　　统治阶级这种追求声色歌舞等性的快乐的风气，甚至在古币上都反映出来。在公元１０世纪的上半叶（约在唐末与五代之间）流行一种铜钱，正面镌刻着“风花雪月”四字，背面则有四幅男女合欢图，表现出四种不同的性交姿势。这种钱被称为“春钱”，又称“堂子钱”，这实在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种反映。这种铜钱直至清代历代都有铸造，大小规格不一，说明历代人们都对此有兴趣。

　　由此可见，“唐人尚文好狎”，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尤其是官吏宿娼狎妓如此之盛，而朝廷毫无禁令，令后人吃惊。清人咏曰：“风流太守爱魂销，到处春翘有旧游，想见当时疏禁纲，尚无官吏宿娼条。”

　　０１５中国古代性文化唐代妓女之盛，对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有影响。例如无论是唐代的壁画还是版画、雕塑，都出现了有趣的现象：在唐代画工与雕工手下，庄严肃穆的菩萨、天女，一个个容貌秀丽，体态丰满，红唇洁齿，眉眼顾盼，甚至以半裸的姿态出现。无怪乎有个和尚看了这些画像后慨叹道：菩萨居然和妓女一个模样。据《京洛寺塔记》确认，唐代宝应寺壁画中的释梵天女，就是一个贵族家的妓女肖像。敦煌莫高窟中的一些舞乐器萨，实际上都是歌舞伎的形象。

　　二、妓女的分类

　　历代的妓女都可以分为许多类，妓女越发展，分类就越细，越复杂，唐代也是如此。如以她们所从事的服务的性质来分，可以分为艺妓和色妓，如前所述，前者主要提供艺术表演之类的服务，后者主要是出卖肉体。当然有许多妓女两者兼做，但一般总有主次之分。如以她们的隶属关系来看，可分为宫妓、官妓、营妓、家妓、私妓（市妓）等，当然其中也有重叠之处，如营妓实际上也是一种官妓，不过服务对象主要是武官、军人罢了。

　　总的来说，妓女在社会上都是处于卑贱地位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妓女各自的色艺才情差别和狎妓者的地位与需求不同，因而她们又有等级区分。尽管这种区分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区标准不一，形式也多样，但是在同一时地的妓女中，不同等第之间的差别是明显存在的。例如在唐代开元、天宝间教坊妓女就大致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宜春院妓女，谓之内人（又曰前头人）；第二等是云韶院妓女，谓之宫人；第三等是平民女入选者，谓之搊弹家。内人带鱼，宫人则否，而且她们之间的待遇也有差别。到了中晚唐，平康妓女则按妓女的等第来划分营业区域：第一二等居南曲、中曲，多是妓女中的铮铮者；第三等为卑屑妓，居北曲。南曲与中曲的条件比北曲要优越得多，“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厅事，前后植花卉，或有怪石盆地，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榻帷幌之类称是。”唐代妓女的这种分布格局一直影响到后世。

　　１．宫妓

　　宫妓是居于深宫，为帝王提供性服务的女子，包括一些没有什么名分的宫女，更包括大批歌舞伎。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隋、唐、五代都发展到一个很大的规模。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北齐、北周和南朝梁、陈的乐工都为隋所有。开皇初年，文帝将他们遣放为百姓。隋炀帝即位后，矜奢好乐，御史大夫裴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是后，异技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弟子，递相教传，增益乐人至三万余。”这当是设教坊乐舞制度之始。所谓教坊，它的初始意义就是教习乐舞之所。

　　唐代初年，皇宫乐舞制度大多依照隋制，但到了唐玄宗时有很大发展。这个嗜爱声色歌舞的风流皇帝并不满足于教坊提供的声色之乐，还在宫中设立了一个叫作“梨园”的乐舞机构，其乐工舞人都是从坐部伎和宫女中挑出来的优秀者。梨园规划很大，除长安的宫中外，在禁苑、东京（洛阳）还设立一些分支机构，共有几千人。这些梨园中的女子和教坊女艺人一样，都可以称为宫妓。

　　安史之乱后，国力由盛而衰，只好逐渐裁减乐舞艺人的数量与规模，但有时又有增加，统治者仍不断征选年轻貌美的女子入宫，如据《旧唐书·李绛传》记载，元和七年，“教坊忽称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别第妓人，京师嚣然”。

　　五代十国各宫廷乐舞制度多承唐制，但由于战争动乱与立国短暂，其乐舞机构和宫妓的规模都比唐代小得多，比较起来，乐舞机构和宫妓规模大一些的是前蜀、后唐、南唐等。前蜀宫中的教坊机构已具相当规模，蜀王建有一首《宫词》说：“青楼小妇砑裙长，总被抄名入教坊。春设殿前多队舞，明头各自请衣裳。”可见教坊常表演队舞，并且常从宫外妓院中搜选妓女入宫参加表演。王建的儿子王衍即位后，纵情声色，宫中美女成群，他自己曾创作并导演过《折红莲队舞》，规模很大，有几百人之多。后唐庄宗灭前蜀时，不少将领把王衍宫中的宫妓掳归己有，如郭崇韬就曾抢夺“王衍爱妓六十”。后唐宫中也设有教坊，规模不小，并经常以教坊妓乐招待宾客。南唐据险占领富饶的江南之地达３９年，其宫廷乐舞制度都极力效仿唐代，尤其是后主李煜多才多艺而又纵情声色，即位后曾“大展教坊，广开第宅”，终日与妃妾宫妓一起填词作乐。甚至在国破家亡之时，还写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恋恋不舍。宫妓由宫廷供给衣食，其生活水平几乎可与贵族比拟，她们都有向皇帝献身的可能性，而且争取得到这种“恩宠”，但由于宫中美女如云，这种机会很少。她们最大的痛苦是幽闭深宫，缺乏人身自由，青春虚度，性欲得不到满足。不过籍属教坊的宫妓在性生活方面似乎要自由一些，有时不仅可同乐工结婚，而且还可能献身他人。

　　２．官妓

　　官妓和宫妓都属于国家、政府所有，但区别在于宫妓只为皇帝及娼家属服务，而官妓则为各级官吏所占有，有向各所属的军政官员献身的义务，她们中的出类拔萃者往往被第一二把手所独占，有些官员之间还会因某位名妓而争风吃醋。如《旧唐书·张延赏传》记载：

　　大历末吐蕃寇剑南，李晟领神策军戍之。及旋师，以成都官妓高氏归，延赏闻而大怒，即使将吏令退焉。晟衔之，形于辞色。

　　又如《玉泉子》载：

　　韦保衡初登第，独孤云除四川，辟在幕中。乐籍间有佐酒者，副使李甲属意，以他适，私期回将纳焉。保衡既至，不知所之，诉于独孤，且将解其籍。李至，意殊不起。……保衡不能容，即携娼妓以去。李益怒，累言于云，云不得已，命飞牒追之而回。

　　一般说来，官妓与家妓不同，前者似属“公有”，后者属于私有。对于官妓，官员们可以共享，有以官妓送人情的；有的贵宾过境，可派官妓侍寝；如有朋友看中某个官妓，也可以供给他狎玩。官妓是官给衣粮，她们向官员献身是一种义务，一般是不收费的，但有时狎玩她们的官员也可能赠她们一些钱物，以示慷慨，以博欢心。

　　唐代历史上这方面的记载很多。例如歌妓张好好在江西沈公辖下，后来沈移镇宣城，又将好好置于宣城籍中。杜晦辞过常州，郡守李瞻宴请他，告辞时与营妓朱娘告别，掩袂大哭，李瞻说：“此风声贱人，员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于是让朱随杜而去。刺史戎昱与辖下一个歌妓有情，由于上司节度使于頔征召，不得不送去，后来于頔又遣还给戎昱。卢鉟守庐江，郡中曹生想要营妓丹霞，卢鉟不给。以上这些情况都说明了一些官吏可以对官妓随意支配，甚至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只是不能私自买卖而已。

　　妓女的来源很多，就官妓而言，主要是罪人家小籍没，如《辍耕录》说：“今以妓为官奴，即古官婢。”《唐书·林蕴传》说：“出为邵州刺史，尝杖杀客陶元之，投其尸江中，籍其妻为娼。”这和宫妓以罪人妻拏没入宫廷为娼的情形相似。但是，罪人家属毕竟有限，大量的官妓还来自买卖。《唐律》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奴婢既然和牲口、财物一样看待，当然可以买卖。此外，在战乱岁月官妓往往也由掠夺所得。

　　３．营妓

　　对于古代的营妓，有广狭二义的理解。从广义来看，唐、宋间各地方官府或军镇往往设有“营署”或“乐营”来集居官妓，以便于随时训练和随时传唤。妓女除称为官妓外，也可称为“乐营子女”、“乐营妓人”等，这样看，营妓就是官妓。从狭义来看，营妓是专被军队或军事机构掌握的妓女，专供武将、军人满足性需要而用的。

　　唐代军镇的官妓时兴称为营妓，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兵制的演变有关。初唐时沿袭隋朝的府兵制，将帅还难以专兵跋扈。自高宗、武后以降，府兵制已渐破坏，募兵制代兴。睿宗时开始设节度使，统领个别边防地方的军事、行政、财政大权，玄宗时又有所发展，从而造成了方镇权力的大大膨胀，并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安史之乱平息后，但方镇割据的局势从中唐一直延续到晚唐乃至五代。这些方镇将官重权在握，拥有土地、甲兵、赋税三大权，常常肆意妄为，狎妓作乐，自然不在话下，更何况朝廷还允许诸道方镇和州县军镇都置妓乐。

　　这种营妓的衣粮仍由官给，同于京师的官奴婢。她们的身体属于兵将们“公有”，可任意召唤，但其中的佼佼者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被某将帅独占。在史籍中对营妓情况有许多记载，如孟《本事诗》云：“韩晋公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有酒妓，善歌，色亦烂妙，昱情属甚厚。浙西乐将闻其能，白晋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饯于湖上，为歌词以赠之。”由此看来，节度使可以任意将部内乐妓召置籍中，以供玩乐，真是为所欲为。《北里志》载：“杨汝士尚书镇东川，妻子知温及第，汝士开家宴相贺，营妓咸集。汝士命人与红绫一起，诗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国将军又不起。一曲高歌红一起，两头娘子谢夫人。’”这又是多么阔气。唐范摅《云溪友议》说：“池州杜少府慥，亳州韦中丞任符，二公皆长年务求释道，‘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若有饮宴，方一召来柳际花间，任其娱乐。谯中举子张鲁封为诗谑其宾佐，兼寄大梁李少白，诗云：‘杜叟学仙轻惠质，韦公事佛畏青蛾。乐营都是闲人地，两地风情日渐多。’”照这一段话看来，可以知道唐代其他统兵符的，营妓必不使之“外住”，俨然为节度使的姬妾，而韦、杜二人“厚给衣粮任其外住”，“柳际花间，任其娱乐”，实在宽大而又例外，所以人们对此要大书特书了。

　　营妓的命运也是很悲惨的，长官、狎客可以任意拿她们玩弄取乐，还可以随意作践、伤害她们。例如，金陵诸贵公子玩弄一个营妓，营妓死了，他们就一把火烧了她。岭南乐营妓女一次在席上得罪了宾客，就被长官处以棒刑，官吏们还拿她们开心，赋诗嘲笑她们“绿罗裙下标三棒，红粉腮边泪两行。”命运最悲惨的大概要数唐末富州营妓杜红儿了。富州长官的手下有一个叫罗虬的官员，在宴席上看中了红儿，要她唱歌，并赠以缯彩，长官因为副帅早已中意红儿，就不让她接受馈赠，罗虬恼羞成怒，竟当场拔刀杀了红儿。于是，一个无辜的少女就在野兽的争夺中变成了被撕碎的羔羊。

　　４．家妓

　　家妓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当是公元前５６２年晋悼公赐给魏绎的八名女乐。两汉三国时期，贵族、官僚蓄养家妓已蔚然成风。到了魏晋南北朝，家妓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有些大贵族、大官僚蓄家妓成百上千，其规模几乎可与宫廷女乐器美。历史进入隋、唐以后，家妓的发展仍然保持这个势头，不仅是大贵族、大官僚广蓄妓妾，而且进一步在士大夫中普遍盛行。

　　隋代贵族、官僚中拥有家妓最多的是宇文述和杨素。宇文述深得隋炀帝的宠信，“言无不从，势倾朝廷”，他广占良田，夺人财宝，掠人婢女，以致家有妓妾百余人，家僮千余人。杨素本是北方士族，隋文帝灭陈时，他因功升官受封，后又参与宫廷政变，拥立炀帝，因此贵宠日隆。他拥有“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罗绮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隋代官僚、贵族的家妓往往是直接从战争中掠夺而来，也有一部分是皇帝所赏赐的。

　　唐代皇帝也常对有功的文臣、武将赏赐女妓，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获得这种赏赐的更多一些。可是，对于官僚、贵族所蓄家妓的人数，唐代曾依据官品的等级作出过规定。如神龙二年（公元７０６年）九月中宗曾下令：“三品已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到了天宝二年（公元７４３年）九月，玄宗又下诏：“五品以上正员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家畜丝竹，以展欢娱。”但是实际上根本控制不了，不少官僚、贵族都蓄家妓几十人、百余人，超过皇帝诏令最高限额的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例如宁王曼有“宠妓数十人”。周宝有“女妓百数”。李愿有“女妓百余人”。郭子仪有“十院歌妓”，等等。有个富商名叫邹凤炽的，没有任何官品，而侍妾“尤艳丽者至数百人”。

　　此外，唐代的官僚、贵族蓄有大量奴婢，这是不受皇帝所规定的蓄妓人数的限制，其数可达成百上千，如李谨行有奴婢数千人；而那个跨隋、唐二代做大官、被唐太宗封为越国公的冯盎蓄奴婢竟达万余人。他们完全可以从女奴中选出若干姿色出众者加以歌舞训练，供其娱乐，而不受限制。如承乾就“常命户奴数百人专习伎乐”，元载家“婢仆曳罗琦者一百余人”。再以白居易为例，他任刑部侍郎时，官属正四品，按规定只能蓄女妓三人，但是他的家妓除了善歌的樊素、善舞的小蛮与春草之外，还有一些是由奴婢充当的，如他在《池上篇并序》中说：“罢刑部侍郎时，……洎臧获之习筦磬弦歌者指百以归。”所谓臧获，就是奴婢。他还有一首《小庭亦有月》诗说：“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诗末自注曰：“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也。”这四个人实际上都是家妓。、五代经历几十年的长期动乱，正是军阀、贵族凭借武力掠夺奴婢和以良家妇女为奴婢的大好时机，因而五代蓄家妓之风仍盛行不衰。例如郭廷诲拥有“艺色绝妓妾十，乐工七十”。时锐有女妓十余辈。宋彦筠曾在成都一次就夺取“妓女数十辈，尽为其所有”。前蜀王宗翰“好蓄妓妾，后庭珠翠常百余人。南唐韩熙载后房妓妾也多达数十人。

　　关于以上情况，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有过生动的描绘。这幅画的内容是以南唐中书舍人韩熙载的纵于声伎、侈靡生活为题材，描写他和宾客放浪不羁的宴乐生活。这是一幅名画，全图共分五段：第一段画韩熙载与一朱衣人（大约是状元郎粲）坐床上和其他宾客听李家明妹弹琵琶；第二段画韩自击鼓与众宾客观爱妓王屋山舞六幺；第三段画韩洗手休息状；第四段画韩持扇坐椅聆群妓吹奏状；第五段画韩侧立观众妓与宾客嬉戏状。这幅《韩熙载夜宴图》十分具体地把当时的一些官僚贵族的享乐生活和家妓活动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家妓是一种以封闭的方式关锁在家庭这个笼子里供主人玩弄的性奴隶，她们不是人，而只是工具。例如，“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于火，惟于妙妓怀中揣其肌肤，谓之暖手。”申王每至冬月，有风雪苦寒之际，使宫妓（虽名宫妓，实带有家妓性质）密围于坐侧，以御寒气，自呼为妓围。”“（孙）晟事李升父子二十余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骄，每食不设几案，使各妓各执一起环立而侍，号肉台盘，时人多效之。”

　　从以上记述看来，家妓只不过是“暖炉”、“屏风”、“案几”而已，当然也是发泄性欲的工具。至于可以出卖、送人、交换其它物品，那都不在话下了。

　　家妓在她所在的家庭有着特殊的功能。在主子的心目中，妻妾的职责是治内管家，生儿育女；婢女的职责是侍候主子的衣食住行；而家妓的职责是供主子玩乐——提供文化娱乐、精神享受和性欲满足。有些士大夫宦游在外、四海为家时，往往不带妻眷，而只有家妓伴随而行，这些女子实际上担任了妻妾、家妓和婢女的多重角色。家妓又是当时社交场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家妓的数量、素质、伎艺往往还是主人的地位尊严、经济实力、人品高雅的一种体现，所以有些人常以自己所得意的家妓在客人面前侍酒、表演歌舞，以此炫耀于人。反之，如果家妓少而素质差，就会显得寒酸。这都是封建社会中畸形的、病态的现象。如唐人郑傪设宴招待赵伸，因舞妓年老而受到俳优孙多子的讥刺：“相公经文复经武，常侍好今也好古。昔日曾问阿武歌，今日亲见阿婆舞。”

　　家妓和营妓、官妓之不同处在于她们是主人的私有财产，非经主人许可，他人不得染指，否则，就是主人的耻辱了。如有个叫杨绘的人，耽于妓乐，日事游宴。有次他请客吃饭，席间有个叫胡师文的人，是个行为不检的豪民子，半醉时狎玩杨绘的家妓，无所不至。杨妻在屏风后看到了，深以为耻，不好向客人发作，就呼妓入而挞之。胡师文见了推开杨绘，叫这家妓出来，杨绘面子上实在下不来，要撤酒席，结果被胡师文打了一顿。

　　有些色艺俱佳的家妓有时还成为权贵们争夺的对象和牺牲品，一如争夺珍宝然。例如：

　　李丞相逢吉性刚愎而沉猜多忌，好危人，略无怍色。既为居守，刘禹锡有妓甚丽，为众所知。李恃风望，恣行威福，分务朝官，取容不暇。一旦阴以计夺之，约曰：“某日皇城中堂前致宴，应朝贤宠妾，并请早赴境会。”稍可观瞩者，如期云集。敕阍吏：“先放刘家奴从门入。”倾都惊异，无敢言者。刘计无所出，惶惑吞声。又翌日，与相善数人谒之，但相见如常，从容久之，并不言境会之所以然者。座中默然，相目而已。既罢，一揖而退。刘叹咤而归，无可奈何，遂愤懑而作四章，以拟四愁云尔。

　　再如：

　　韦庄，字端己，以才名寓蜀。王建割据，遂羁留之。庄有宠人，姿质艳丽，兼擅词翰，建闻之，托以教内人为辞，强夺去。庄追念悒怏，每寄之吟咏，《荷叶杯》、《小重山》、《谒金门》诸篇，皆为是姬作也。其词情意凄惋，人相传诵，姬后闻之，不食而卒。

　　韦庄和刘禹锡都是著名文人，也有一定的官职，但终究敌不过当朝权贵，宠妓爱妾眼睁睁地被夺而无可奈何。如果反抗，结果又会如何呢？

　　五代安重诲尝过任圜，任圜为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诲欲之，而圜不与，由是二人相恶，重诲诬以反而杀之。

　　这一类的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又如：

　　唐武后时，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婢者窈娘，艺色为当时第一。知之宠爱，为之不婚。武延嗣闻之，求一见，势不可抑。既见，即留，无复还理。知之悲痛成疾，因为诗，写以缣素，厚赂阍守以达。窈娘得诗悲惋，结于裙带，赴井而死。延嗣见诗，遣酷吏诬陷知之，破其家。……时载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狱，八月死。

　　看来，在家妓问题上，实在聚集着当时的多少社会矛盾。

　　５．私妓

　　所谓私妓，是指那些不隶乐籍而以卖笑为生的妓女。她们是市民队伍不断壮大、城市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活跃于各城镇商业区，为商人、市民、游客服务。在唐代以前，尽管已有私妓活动，但那时官妓制度还不够完善，市妓也尚未兴起，私妓这一种类的妓女还没有完整地形成，因此，私妓的发展历史应该从唐代说起。孙在《北里志》中记载的妓女，实有两类，一类是“隶属教坊”的市妓，一类是不入籍的私妓。他说：“妓之母，多假母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诸女自幼丐育，或佣仆下里娼家，常有不调之徒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娼家弃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初教之歌令而责之，其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扑备至。”假母所买所教的这类妓女，如果不向教坊司登记入籍，则为私妓。

　　由于唐代是一个性观念比较开放的时代，所以私妓不仅可以公开活动，而且可以和入籍的市妓居住在一起倚门卖笑。如北曲自西第一家假母王团儿有一名妓女福娘就是私妓。孙至长安应试时曾游北里，与福娘过从甚密，福娘常惨然郁悲，一日泣告孙曰：“某幸未系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费尔。”这就是说，私妓从良，不必经教坊司批准落籍，只要付给假母一笔身价费就可以了。相对于宫妓、官妓、营妓、家妓来说，私妓还是“自由身”，她们既不是乐户女子，也不是女俘、女奴，而大多数是良家女子，有较多的机会广泛接触社会，也比较容易从良。但是，她们在文学艺术素质方面虽偶尔有少数佼佼者，总的来说不如宫妓、官妓、家妓，她们主要是色妓，对嫖客以提供性服务、满足对方的性欲为主。

　　唐代的私妓十分兴盛，许多大都市都是她们的聚居地。一是长安。长安妓因为有公卿举子相往还，声价一般比较高一些，帝王常游北里，朝士宴聚，亦多在此。“诸妓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惜所费，所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排次，良不可及。”二是扬州。扬州为当时盐铁转运使所在地，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所以当时谚语有“扬一益二”之称。于邺《扬州梦记》云：“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楼之上，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杜牧之有“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之句。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期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徐凝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这些诗句，都形容了当时扬州“高楼红袖客纷纷”的繁荣的卖淫状况。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扬州是当时的经济中心，交通便捷，商业发达，流动人口很多，都促使了妓女的增加和发展。

　　女子之为私妓，和为官妓有所不同。为官妓有许多是政治上的原因，如罪人妻子或被掠夺等，而为私妓则多为生活所迫。例如为生活所迫而自卖青楼，因婚姻不幸而被迫为妓，被人引诱或掠卖而误堕风尘等等。例如，前面所述的那个妓女福娘对孙诉说过自己的身世：“本解梁人也，家与一乐工邻，少小常依娼家学针线，诵歌诗。总角为人所误，聘一过客，云入京赴调选，及挈至京，置之于是，客绐而去。初是家（指假母王团儿）以亲情，接待甚至。累月后乃逼令学歌令，渐遣见宾客。寻为计巡辽所迫，韦宙相国子及卫僧常侍子所娶，输此家不啻千金矣。间者亦有兄弟相寻，便欲论夺。某量其兄力轻势弱不可夺，无奈何谓之曰：‘某亦失身矣，必恐徒为。’因尤其家。得数百金与兄，乃恸哭永诀而去。”福娘从良家女子受人引诱而掠卖至娼家，即使兄弟找到了也无可奈何，其经历是颇为典型的。三、妓女的文化素质

　　恩格斯说过：“在雅典的全盛时期，则广泛盛行至少是受国家保护的卖淫。超群出众的希腊妇女，正是在这种卖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们由于才智和艺术趣味而高出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一般水平之上”。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唐代的许多妓女也正是这样一些才智和艺术趣味高出一般妇女之上的女性。她们不仅姿色出众，伎艺超群，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大多数能够歌唱诗词，有的还善诗能文，甚至精通琴棋书画，令当时的文人雅士大为倾倒，而且可以说还开始形成了妓女文化。

　　这种情况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一是当时的统治阶级出自淫乐需要，广蓄官妓、家妓，并不惜工本，对她们从小加以严格训练，有些私妓也是这样。二是唐代诗风、文风很盛，除士人当然能诗外，上自帝王将相，在朝在外庶僚，下至贩夫走卒，旁及闺秀侍姬，方外僧尼女冠以及坊曲妓女，几乎无人不能诗，最低限度无一人不能诵诗、不能解诗。三是唐代的嫖客最注重的是妓女的“诙谐言谈”，其次为“音律”，再次为曲中“居住及饮食”，而对妓女的姿色并不是如后世那么看重。如《北里志》记载当时比较出名的一些妓女的情况是：绛真善谈谑，能歌令，其姿亦常常，但蕴藉不恶，时贤大雅尚之。杨妙儿长妓曰莱儿，歌不甚扬，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郑举举充博非貌者，但负流言，巧诙谐，亦为诸朝士所眷。王圉儿次妓福娘，谈论风雅，且有体裁。小福虽乏风姿，亦甚慧黠。王苏苏居室宽博，卮馔有序，女昆仲数人，亦颇谐谑。张住住少而敏慧，能解音律。……嫖客的“口味”既然如此，妓女当然要加以迎合，所以，当时聪慧、文化素养高、口才敏捷的妓女特别受欢迎。当时的人们对娼妓女把精神方面的满足看得重于纯肉欲的满足，这也说明当时的文化素质较高。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时的文人与妓女关系很密切，文人多有风流之举，而妓女也很敬重文人，特别是那些名士，名士们的一诗一文往往可以决定妓女的名声与兴衰。白居易《与元稹书》说：“……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截？’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门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娱他宾，诸伎见起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弃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白居易的诗浅近易懂，所谓老妪都解，传播很广，白居易写给元稹的那封信，也有点沾沾自喜的味道，但是“时俗所重”，以至青楼，这也确是事实。

　　当时的名妓首推薛涛。她字洪度，本来是长安良家女，随父宦游，流落蜀中，遂入乐籍。她的口才、文才都好，诗笔艳荡而工，七绝尤长，著称于世。她１５岁时就被镇将韦皋召令侍酒赋诗，韦十分赏识她，特以校书郎奏请，虽然由于“护军未及应”而罢，但“薛校书”之名已远近流传了。自韦皋镇蜀至李德裕入川，凡历十一镇，薛涛皆出入于幕府，并以诗受知于时，当时的著名文人、士大夫如元稹、白居易、令狐楚、张祜、刘禹锡、裴度、牛僧儒、严平等，都乐于和她来往唱和。她暮年退居浣花溪，着女冠服，制纸为笺，时号“薛涛笺”，今日尚存她的《洪度集》一卷。她的诗多反映妓女生活与情感、男女的欢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等，如《谒巫山庙》：

　　乱猿啼处访高唐，路入烟霞草木香。

　　小色未能忘宋玉，水声犹似哭襄王。

　　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

　　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自斗眉长。

　　还有一个名妓是关盼盼，本来是徐州名妓，后被尚书张建封买为家妓，十分宠爱。关盼盼“善歌舞，雅多风致”，白居易游徐州时，张曾宴请过他，并命盼盼侍宴承应。白居易曾赠诗赞曰：“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几年后，张逝世，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其中有小楼名燕子，关念旧爱而不嫁，独居此楼十多年，并作《燕子楼》三首以抒发感情，思念故主，其中有一首是：

　　楼上残灯伴晓霜，独眠人起合欢床。

　　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

　　后来有人拜访白居易，因吟新诗，诗中有《燕子楼》三首，词甚婉丽，白问及来处，才知道关盼盼为主守节事，很是感慨，立即和盼盼诗原韵作《燕子楼》诗三首，对她的遭遇和处境深表同情。但过后不久，他又写了《感故张仆射诸伎》一诗曰：

　　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

　　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死不相随。

　　这首诗的意思是，主子既然待你这么好，你既然对他这么忠贞专一，与其孤守贞节，为什么不相随于九泉之下呢？盼盼得诗七曰：“妾非不能死，恐我公有从死之妾，玷清范耳。”乃作《和白公诗》，诗云：

　　自守空楼敛恨眉，形同春后牡丹枝。

　　舍人不会人深意，讶道泉台不去随。

　　以后，她旬日不食而卒。从今日观点看来，白居易做了一件错事，“始作俑者，岂无后乎”，白居易不过是用一种较为间接、隐讳的方法迫使一个妇女为主子殉葬罢了。

　　还有一个名妓是鱼玄机。她是长安女子，字幼微，一字蕙兰，喜读书，有才思，补阙李亿纳为妾，后来失宠了，就入咸宜观为女道士。如前所述，唐代的女道士在性方面是很自由的，她多与士大夫交往，实为一变相的高级妓女。后以答杀婢女绿翘事，为京兆尹温璋所戮。她写过一首《赠邻女》云：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枕上潜垂泪，花问暗断肠。

　　自能窥宋玉，何必很王昌。

　　这首诗抒发她在性爱生活中的情怀，感伤于自己的身世，而“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成为千古名句。这种大胆、热情、奔放、深刻的诗句虽然是妓女的口吻，但也只有历尽沧桑、懂得爱情的人才能说出。还有钱塘名妓苏小小。时语曰：“钱塘苏小小，歌声上林鸟。腰细楚王宫，杨柳摇春风。”可见她当时是多么著名了。

　　唐代平康妓郑举举也很出名，她为曲中都知，善令章，巧谈谐，常为诸朝士所眷，凡进士同年宴，多邀为席纠。一次有个叫刘崇的人考取了状元，处于一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遍看上阳花”的心情下，召聚同年欢宴，恰因举举有病不能与会，于是就叫同年李深之为酒纠，刘崇作诗云：

　　南行忽见李深之，手舞如蜚令不疑。

　　任尔风流兼蕴藉，天生不似郑都知。

　　由此可见郑举举当时的名声与影响。

　　其他如刘采春、常浩、舞柘妓女、王福娘、杨莱儿、王苏苏、楚儿、史凤、盛小藂等等，都是古籍中有记载的名妓，还有一些妓女才貌俱佳，但姓名没有流传下来，古籍中只记了平康妓、太原妓、武昌妓等，她们在唐代的性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性与爱的分离与统一

　　不论女子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堕入风尘，她们中的绝大多数的内心都是十分痛苦的，屈辱感、自贱心理、对此身无靠的恐惧时时折磨着她们，即使华衣美食，也不能弥补其痛苦于万一。唐代的江淮名妓徐月英写过一首《叙怀》诗：

　　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虽然日逐笙歌乐，常羡荆钗与布裙。

　　她虽处于优裕的生活之中，但却渴望做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子，过粗茶淡饭的生活，这很能代表大多数妓女的愿望。

　　有一首敦煌曲子词《望江南》，更尖锐地描写了妓女内心的苦楚与自卑自贱心理。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词中的“曲江”是唐代京城长安郊外的一处游览胜地，女主人公自比“曲江柳”，可知她是长安的妓女。她劝一个热烈地钟情留恋她的嫖客说，你不要“心偏”（死心眼），我不值得你爱，我不过是道旁之柳，任人攀折，没有爱人和被爱的权利了。这真是和着血泪的呼号。

　　《云溪友议》卷上还载有一件事：

　　李八座翱，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妓而颜色忧悴。殷尧藩侍御当筵而赠诗，曰：“姑苏太守青蛾女，流落长沙舞柘枝。满座绣衣皆不识，可怜红脸泪双垂。”明府诘其事，乃故苏台韦中丞爱姬所生之女也。曰：“妾以昆弟夭丧，无以从人，委身于乐部，耻辱先人。”言讫涕咽，情不能堪。

　　绝大多数妓女都渴望摆脱这种屈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改变的主要途径则是从良。对于身属官僚、贵族或是帝王的妓女来说，希望主子恩幸见宠，或是主子发了慈悲之心让她们解脱；对于接触社会生活较多的妓女来说，总希望在众多的嫖客中挑选称心如意者，以终身相托。这种称心如意者往往是文人，这是因为，当时的妓女习诗学赋，文化素质较高，和文人雅士具有共同语言的较多。那些权贵人士盛气凌人，随心所欲；那些商贩马夫粗俗贪婪；而只有文人雅士的气质、风度、爱好，那富有诗意的爱情表白与怜香惜玉的性爱方式，才比较易被她们接受。她们和官僚、贵族是被统治与统治的关系，她们和一般嫖客是卖与买的金钱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她们都是玩物，是工具，处于一种低贱的地位；而与一些文人雅士的交往中，她们才可能感到自己有一些平等地位，于是人格、尊严、爱情等需要才可能产生。

　　《青楼集》中关于顺时秀的一段记载，最典型地反映出妓女爱慕文士的心理：

　　顺时秀，姓郭氏，字顺卿……平生与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马板肠，王即杀所骑骏马以啖之。阿鲁温参政在中书，欲属意于郭。一日戏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参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经纶朝政，致君泽民，则元鼎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阿鲁温一笑而罢。

　　顺时秀的回答是比较策略的，她没有也不敢贬低权臣阿鲁温；但作为一个女人，她的感情自然倾向于王元鼎。

　　所以，在我国古代，历来传诵“佳人爱才子，才子爱佳人”。从唐代开始，每至春闱前后，京师都会出现一次才子佳人谈情说爱的高潮。这时，不仅是文人、士大夫寻访名花的浪漫季节，也是妓女选择意中人的大好时机，往往有许多韵事传播京师。例如《开元天宝遗事》载：

　　长安名妓刘国容，有姿色，能吟诗，与进士郭昭述相爱，他人莫敢窥也。后昭述释褐，授天长簿，遂与刘国容相别。诘旦赴任，行至咸阳。国容使一女仆，驰矮驹赍短书云：“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思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劳心，因君减食。再期后会，以结齐眉。”长安子弟，多讽诵焉。

　　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如唐代河中府官妓崔徽因恋人裴敬中调任，不能相从，便“情怀抑郁”，乃至“发狂疾卒”。青州官妓段东美因情人薛宜僚病死竟素服哀号，抚棺一恸而卒。太原妓与欧阳詹相恋，“约至都相迎。别后，妓思之疾甚，乃刃髻作诗寄詹，绝笔而逝。”作为妓女，她们的性和爱在多数情况下是分离的、畸形发展的；但她们追求性与爱的统一，有时也能统一，不过社会的重重压力和矛盾往往使好事多磨，形成了一出出的爱情悲剧。

　　五、男风和男妓

　　在唐代比较开放的社会风气下，性风气很开放，妓业发达，而且市场上出现了男妓，与前朝相比，这似乎是一个发展。

　　唐代陶所著的《清异录》中说：“京师男子，举体自货，迎送恬然。”这就是说在当时的首都长安，男子可以用自己的身体来迎送买卖，从事妓业，而且丝毫不为介怀。这种男妓之风，连在京师也那么开放，其它管治没有京师严肃的地区，男风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个时期，“香火兄弟”、“旱路英雄”等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具有和“龙阳之好”、“分桃”、“断袖”同样的含义。《教坊记》“香火兄弟”条云：“坊中诸人，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娉之者，辄被以妇人称呼，即所娉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嫂’也。……儿郎既嫂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爱，云学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怜爱，欲得尝其妇也。”

　　后人作唐代演义小说，男风之事常穿插其中。例如《薛刚闹花灯》中描写长安一浪子薛敖曹“自幼父母俱亡，家私消耗，不务生理，唯有终日赌博，与一班光棍往来，因他有几分姿色，屡屡被人鸡奸。他吃惯了双皮，荡惯了街子，也不分皂白，凡僧道盗贼，概皆相好……”又说到“武三思见他生得白净，一时心动，是夜就叫他同睡??”武三思就是武则天哥哥武元庆的儿子，薛敖曹以后也成为武则天的面首。这些人生活都很放荡，男人和男人之间，或是嫖人，或是被嫖，集流氓、无赖、浪子、男妓、嫖客于一身，这就是那时社会风气的一个侧面。

　　唐朝是中外文化大交流的时期，以上这种社会风气，和西域地区的影响可能有很大关系。清代阮葵生所著的《茶余客话》曾介绍这方面的情况说：“敖罕，西域大国，在退木尔沙之西，温都斯坦之东南，方数千里，人晻富，天热多雨，花果茂盛，产五金宝玉金钢石，出猩猩，通人言，以象耕，少牛，见则以为异物，解蚕织。俗淫，男女无别，尤嬖男色，不许他合。”当时这一地区的其它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在这些地区，以男性为中心，男悦男的行为那时是公开与允许的，因为那个地区的人认为男子比女子高贵，女子只不过是生育的工具而已，这似乎和古希腊、古罗马的男风相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