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儒家典籍。该书是记录荀子思想的主要著作，全书一共32篇。一般认为其中最后5篇，即《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不是他本人的著作，而是他和弟子们整理或记录他人言行的文字，但其观点与荀子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在前27篇中，也有几篇，如《议兵》、《大略》等可能是他的学生整理而成的。
《荀子》一书内容十分丰富，博大精深，是先秦学术思想成果总结性的著作，展示了他在哲学、逻辑学、伦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荀子》一书又是先秦诸子散文创作的佼佼者。《论语》、《孟子》基本是语录体、记事体的联结，到了《荀子》这里则已形成论文了。荀子的文章，浑厚严谨，说理透彻，且多用比喻、对比、排比、引用名言等手法，观点鲜明，论据充分，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具特色。《荀子》与《孟子》、《庄子》、《韩非子》四部著作被誉为先秦诸子散文的四大支柱。
四库提要记载
《荀子》·二十卷（内府藏本）【周荀况撰】
况，赵人。尝仕楚为兰陵令，亦曰荀卿。汉人或称曰孙卿，则以宣帝讳询，避嫌名也。《汉志·儒家》载《荀卿》三十三篇。王应麟《考证》谓当作三十二篇。刘向《校书序录》称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为十二卷，题曰《新书》。唐杨倞分易旧第，编为二十卷，复为之注，更名《荀子》，即今本也。考刘向《序录》，卿以齐宣王时来游稷下。后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废。然《史记·六国年表》载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记》称卿年五十始游齐，则春申君死之年，卿年当一百三十七矣。於理不近。晁公武《读书志》谓《史记》所云年五十为年十五之讹，意其或然。宋濂《荀子》书后又以为襄王时游稷下，亦未详所本。总之战国时人尔，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确考矣。况之著书，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其中最为口实者，莫过於非十二子及性恶两篇。王应麟《困学纪闻》据《韩诗外传》所引，卿但非十子，而无子思、孟子，以今本为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后来论定为圣贤耳。其在当时，固亦卿之曹偶，是犹朱、陆之相非，不足讶也。至其以性为恶，以善为伪，诚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说，任自然而废学，因言性不可恃，当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其辨白伪字甚明。杨倞注亦曰：伪，为也。凡非天性而人作为之者，皆谓之伪。故伪字人旁加为，亦会意字也。其说亦合卿本意。后人昧於训诂，误以为真伪之伪，遂哗然掊击，谓卿蔑视礼义，如老、庄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书，即性恶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读矣。平心而论，卿之学源出孔门，在诸子之中最为近正，是其所长；主持太甚，词义或至於过当，是其所短。韩愈大醇小疵之说，要为定论。馀皆好恶之词也。杨倞所注亦颇详洽。《唐书·艺文志》以倞为杨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则载杨汝士三子：一名知温，一名知远，一名知至，无名倞者。表志同出欧阳修手，不知何以互异，意者倞或改名，如温庭筠之一名岐欤？
名言警句

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劝学》
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天论》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劝学》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劝学》
神莫大于化道，福莫大于无祸。——《劝学》
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劝学》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劝学》
肉腐生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劝学》
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劝学》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劝学》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劝学》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劝学》
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劝学》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劝学》
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劝学》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劝学》
礼者，所以正身也……无礼，何以正身？——《劝学》
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不苟》
诚者，君子之所守业，而政事之本也。——《不苟》
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不苟》
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盛。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不苟》
历史地位争议

清朝考据学家梁玉绳继承“尊孟贬荀”的文化语境中，情绪上并不承认荀子“可并吾孟子”，但王先谦《荀子集解序》云谢墉《荀子笺释序》在钦定《四库全书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恶之词，通训诂之谊，定论昭然学者，始知崇尚。”谢墉披览《荀子》全书，深有感触地说：“愚窃尝读其全书，而知荀子之学之醇正，文之博达，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群儒，非一切名、法诸家所可同类共观也。”谢墉以孔、孟、荀来简述先秦儒学史，或者以孟、荀两脉来架构孔子之后先秦儒学的发展。
清朝历史学家谢墉《荀子笺释序》曰：荀子生孟子之后，最为战国老师。太史公作传，诸子排名，独以孟子、荀卿相提并论。余若谈天、雕龙、炙毂及慎子、公孙子、尸子、墨子之属，仅咐见于孟、荀之下。盖自周末历秦、汉以来，孟、荀并称久矣。《小戴》所传《三年问》全出《礼论篇》，《乐记》、《乡饮酒义》所引俱出《乐论篇》，《聘义》“子贡问贵玉贱珉”亦与《德行篇》大同，《大戴》所传《礼三本篇》亦出《礼论篇》。《劝学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见大水”一则附之，‘哀公问五义’出《哀公篇》之首。则知荀子所著，载在二《戴记》者尚多，而《荀子》原书或反而残缺散失。观于《议兵篇》对李斯之问，其言仁义与孔孟同符，而责孪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苏氏讥之，至以为“其父杀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则陈相之从许行，亦陈良之咎与？此所谓“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战国时，不为游说之习，鄙苏、张之纵横，故《国策》仅载谏春申君事，大旨劝其择贤而立长，春申君若早见，就没有了李园的棘门之祸，而为‘疠人怜王’之词，则荀子有先知之聪慧，固然异于春申君的策士朱英（朱英劝告春申君不听而逃离）。故荀子不见用于春申君，而终以兰陵令，则荀子其人品之高，岂在孟子下？
谢墉说荀子“对浊世之政治痛心疾首，而有《性恶》一篇，且质问孟子《性善》之说，而反之亦然。宋儒乃交口攻击荀子也。尝言性者论之，孟子言性善，盖勉人以为善，而为此言，荀子言性恶，盖疾人之为恶，而为此言。以孔子相近之说为准绳，则孟子、荀子皆为偏执之论。”据谢墉自序：《荀子》此书自古以来，，没有注释的善本，唐朝大理评事杨倞之《注》，已为最古，而亦颇有错误。我一向知道，同年抱经学士卢文弨的勘核极为精博，因此从卢文弨那里借来观阅，校对卢文弨学士之瑕疵，仔细搜寻，不敢揣测我是不是愚昧无知，中间附有我自己的管窥之见，皆纠正杨氏版本之误，卢文弨也肯定了我的意见，我援引的校对，悉数出于卢文弨，我们俩参互考证，往复交流，最终遂得以成事。以我谢墉的孤陋寡闻，诚不足发挥儒术，且不欲夺人之美，而卢文弨致书写序，列举其大要，略微留缀数语于书简的上端，并附著书中所未及者二条于左。” 谢墉《刊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也给对方考证：“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辩之也。”
钱大昕为谢墉《荀子笺释跋》谓：孟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言性恶，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盖自仲尼既殁，儒家以孟、荀为最醇，太史公叙列诸子，独以孟、荀标目，韩退之于荀氏虽有“大醇小疵”之讥，然其云“吐辞为经”，“优入圣域”，则与孟氏并称，无异词也。宋儒所訾议者，惟《性恶》一篇。谢墉则一反理学家尊孟抑荀的做法，认为孟子与荀子关于人性论的讨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之间的差异则缘于各自论证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