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是陈忠实的代表作。小说长达近50万字，是陈忠实历时六年艰辛创作完成的。小说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细腻地反映出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全书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1993年6月出版后，其畅销和广受海内外读者赞赏欢迎的程度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所罕见。1997年荣获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第4届茅盾文学奖。已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话剧、舞剧、秦腔等多种艺术形式。

创作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而兴起了“反思文学”的创作潮流，这种潮流在此后逐步泛化为80年代的一种普遍的文学精神。这种精神影响到90年代的长篇创作，90年代的不少长篇创作都在不由自主的向这种精神靠拢，这也使得这期间的长篇创作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陈忠实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思潮之中有了对《白鹿原》的创作欲念，并且完成了这部能够代表这种反思新高度的史诗作品。

点评鉴赏

        《白鹿原》人物众多，情节复杂。作者始终以人物的命运为中心，通过人物性格的发展来安排情节。

情节构建

        小说的前五章写了白鹿原社会群体的常态，从娶妻生子、土地种植一直写到翻修宗祠和兴办学堂，整个白鹿原被纳入旧生活的常规，“洋溢着一种友好和谐欢乐的气氛”。从第六章开始，作家就着手设置境遇了。第一个境遇是改朝换代。白嘉轩说：“没有皇帝了，往后的日子咋过呢？”朱先生为这位群体领袖（族长）拟定了一份《乡约》，似乎有了群体规范就可以保证稳态。然而，这《乡约》却约不住外部社会，于是便爆发了“交农事件”。“交农”虽说是群体对外界社会的抗争，但这事件中每个人都为自己今后的命运埋下了种因。事件过后，初级群体在内部蕴蓄着，主要是新的一代在新的形势下成长，兆鹏、兆海、孝文、黑娃、白灵都在与外部社会接触中进一步社会化。从第十一章开始，作家设置了第二个境遇：白腿乌鸦兵围城。在围城事件中，白鹿原社会群体尽管仍作为一体来同外界社会抗争，然而，已经从个人的不同斗争方式上预示了群体的分化。接着是第三个境遇：农民运动及国共分裂。至此，群体已分化出三种势力：国民党、共产党与土匪。白嘉轩作为族长尽管还在不遗余力地恢复群体的稳定，但已经回天乏力了。接着是第四个境遇：年馑与瘟疫。从第十八章到第二十八章是小说最出色的十章，大自然的参与加剧了社会的变动，已经完全成熟了的年轻一代以各自的方式投入行动，群体中每一个人，包括此前被置于后景上的妇女都在灾难的漩涡中打转浮沉。自然灾害过后一片死寂，群体的创作还没来得及恢复就又被卷入社会灾难的漩涡。第五个境遇是抗日战争。大概由于西部未曾沦陷，作家才没有对此展开描写，只是用反讽手法写了朱先生投军与兆海之死。第六个境遇是解放战争。这最后的五章写得也很动人，尤其是卖壮丁与策反保安团，写得有声有色。决定整个民族命运的大决战自然也决定了白鹿原社会群体的命运，每个人物都走向自己的归宿。不难看出，结局中笼罩着悲剧气氛，我认为作家这样写是非常聪明的。朱先生的死，黑娃的死，鹿子霖的疯，白嘉轩的残，以及鹿兆鹏的下落不明，共奏出一曲挽歌，似在挽悼旧的白鹿原的终结。

        （选自薛迪之《评〈白鹿原〉的可读性》，《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艺术成就

        《白鹿原》是一部现实主义巨著。但它的现实主义又不同于以前的革命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强调政治观念，要求比生活更为集中、更为突出地反映所谓“生活本质”，在人物塑造上有类型化和两极化倾向。这样往往偏离生活的常态，从而陷入政治图解式的叙述。而《白鹿原》力图展示生活原生态，揭示出纷繁社会中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规律，它通过设置大量看似偶然的事件，把具体的人物命运和宏大的历史进程连结起来，从而使历史呈现出某种浑沌的状态，具有了生命的灵气。

        在具体的创作中，陈忠实大量借鉴了潜意识、非理性、魔幻、死亡意识、性本能等现代主义手法，从而使情节愈显曲折，突出了人物命运的不可臆测。尤其是魔幻手法，在中国传统农村的直观思维中也可以找到根源，农村中那种融主观和客观、生与死于一体的原始宗教的二元论世界观，恰恰是魔幻思想的温床。陈忠实正是通过这种魔幻描写，模糊了生者与死者、冥界与人间的界壁，在人与鬼的冲突中来展示人性深处的东西，揭示人性的悲剧、人生的苦难。同时，这种手法还给所叙述的历史带来一种不可预知的神秘性，给读者以心灵上的震撼：仿佛冥冥中有一只巨大的手掌握着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发展。

        但是，《白鹿原》的现实主义又不同于曾流行一时的“新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强调“零度写作”，“纯粹客观地对生活本态进行还原”，展现现实的“原生态”，将“原色原汁原味”和盘托出，达到了“毛茸茸”的程度（见王干《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白鹿原》虽然没去图解历史，注重原生态的生活和细节真实，但它并不是纯粹客观地还原生活，而是力图通过各种势力在原上的冲突和发展，揭示出传统文化的命运走向。陈忠实也并没有坚持“零度情感”，而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做了深刻的思考。

社会评价

正面评价

白烨：“《白鹿原》本身就是几乎总括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全部思考、全部收获的史诗性作品。”

孟繁华：“读完这部‘雄奇史诗’之后，获得的第一印象就是做了一次伪‘历史之旅’，左边的‘正剧’随处都在演戏，右边的‘秘史’布满了消费性的奇观，这些戏剧与奇观你可看可不看，随心所欲，在久远的‘隐秘岁月’里你意外地获得了消闲之感，早有戒备的庄重与沉重可以得到消除，因为你完全可以不必认真对待这一切。”

雷达：“我从未象读《白鹿原》这样强烈地体验到，静与动、稳与乱、空间与时间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地扭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魅力。”

游宇明：“《白鹿原》正是‘土洋结合家野合壁’的产物，它有传统现实主义的技巧，有黑色幽默的，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它对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大胆借鉴。”

郑万鹏：“《白鹿原》在深层意义上重构了民族精神。它继《四世同堂》给民族主义以最高褒扬。《白鹿原》问世使民族文学在更高意义上崛起。”

负面评价

宋剑华：“《白鹿原》是一部缺乏创新精神的平庸之作，它之所以能够在体制内获得国家所颁发的最高奖项，恰恰反映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沉沦的衰败之相。用叔本华评价‘庸作’的尺度来说，就是‘牵强附会、极不自然、谬误百出，字里行间永远渗透着一种夸张造作的气息’。”

张颐武：“古典或是写实和讲话式的象征之间也存在着拼凑的无奈。”

李慧云：“作者过于深情地描绘了封建帝制覆亡前后小农田园经济的这一抹夕阳余晖、古老村族的最后的宁静，这实质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

朱伟：“一大堆材料艰苦拼接而成的那么一个‘对一个历史时期社会风貌全面反映’的史诗框架，这个框架装满了人物和故事，但并没有用鲜血打上的印记，在我看来，它是空洞的一个躯壳。”

傅迪：“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近现代史的文学作品，从中只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的作用，却几乎看不到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的影响，这不能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