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1896—1945），名文，字达夫，原名郁文，出生于浙江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代表作有《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等。

人物生平

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市满州弄（现更名达夫弄）的知识分子家庭。

1899年，郁达夫的父亲去世，家庭陷入了窘迫的境地。

1903年，郁达夫进入私塾读书。1908年，就读富阳县立高等小学。

1910年，郁达夫与徐志摩考入杭州府中学，后又到嘉兴府中学和美国教会学堂等校学习。

1911年，郁达夫进入蕙兰中学读书；在这一时期，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

1912年考入浙江大学预科，却因参与学潮被校方开除。

1913年，郁达夫随长兄郁华（郁曼陀）赴日本留学。1914年7月，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并开始尝试小说创作。

1916年，改读法学部政治学科。1917年7月毕业；11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留学期间，郁达夫阅读了大量外国小说，尤以俄、德小说居多。

1921年，郁达夫与同为留日学生的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组创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开始小说创作；10月15日，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轰动国内文坛。

1922年，郁达夫回国，在安庆法政专校教授英语，与当时同为该校教员的陶希圣颇有交往。1923年辞职，出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统计学。1924年，赴国立武昌师范大学任教，为期亦仅一年。

1926年，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年底辞职；返回上海后，郁达夫开始主持创造社出版工作，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

1928年，郁达夫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郁达夫为发起人之一，但不久即退出；同年任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仅四个月。

1932年12月1日，郁达夫在《现代》（2卷2期）上发表短篇小说《迟桂花》。

1933年，郁达夫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4月，由上海移居杭州，创作大量的山水游记和诗词。

1934年，郁达夫任浙江省政府参议。

1935年，担任《中国新文学大系》内的《散文二集》之主编。

1936年，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11月，郁达夫访问日本；12月17日，郁达夫在离日归国途中访问台湾，会见杨云萍、黄得时等文化界人士；抗日战争初期，郁达夫任《福建民报》副刊主编。

1938年，郁达夫赴武汉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期间曾赴徐州劳军，在各前线参访；年底，郁达夫携眷抵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晨星》、《星洲晚报》文艺副刊，《繁星》、《星光画报》文艺版的主编。

1940年，郁达夫与关楚璞、姚楠、许云樵等文人创建新加坡南洋学会。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和“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行委员，组织“星洲华侨义勇军”抗日。星洲（现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至苏门答腊避难。

　　1942年6月初，郁达夫流亡至苏门答腊西部市镇巴爷公务，化名赵廉，在当地人协助下开设酒厂谋生。因其早年留学日本，精通日语，被附近地区的日本宪兵队得悉，望其充当翻译。郁达夫自愿充当日军翻译一事，引起当地人的诸多误解和不满，但事实上，郁达夫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1945年，郁达夫的真正身分被日军识破。日本投降后不久，郁达夫突然神秘失踪，其失踪原因至今仍然还是未解之谜。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经过研究得出了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下令杀害的结论，写下了《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但由于铃木拒绝公布资料具体来源，故这种说法并不能成为定论。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1983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证书。

2014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郁达夫在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之列。

个人生活

妻子和子女

        郁达夫结过三次婚，三位夫人分别是：孙荃、王映霞、何丽有。此外，在新加坡时，还有一位同居情人李筱英。

        郁达夫共有子女11人，其中孙氏生育4人：郁龙儿、郁天民、郁黎民、郁正民；王氏生育5人：郁飞、郁静子、郁云、郁亮、郁荀；何氏生育2人：郁大亚、郁美兰。

原配孙荃

        郁达夫的原配孙荃在当时是乡间少有的才女，读过一些诗词，在郁达夫指导下，曾写了不少好的古体诗。

        郁达夫自从大革命时期去广州以后就和孙荃分居，并于1928年2月到上海和王映霞结婚。孙荃与郁达夫分居后就吃长素，念佛诵经，没有再嫁，1978年3年29日逝世，享年82岁。

        长女郁黎民1925年生，曾任湖南省桂阳一中教师，还是湖南省政协委员。丈夫名邹笙，已退休。

        郁天民生于1926年，幼名阿熊。他本住在杭州，后来携妻儿回富阳县乡下与母亲同住。他本人在县文化馆工作。天民和他父亲一样，爱喝酒，最喜边喝酒边谈天。他曾是富阳县政协主席，1987年底病逝。妻子陆贞（陆费澄），现是富阳教师进修学校会计。

        小女儿郁正民1927年生，幼名胖妞。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已退休。

第二任妻子王映霞

        郁达夫是1928年与王映霞结婚的，因为动乱，产生了种种误解。1938年郁达夫任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主编，王映霞和儿子郁飞与他一起到新加坡，但维持了12年的婚姻还是破裂了。痛苦之余，当时32岁的王映霞于1940年8月独自乘轮船返国，在国民党外交部工作。

        解放后，她的生活旅程不平坦。1986年11月，上海市长江泽民聘王映霞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并发了聘书。她参加了馆内的春潮诗社。她一直忙于撰写回忆录，整理郁达夫书信。她平生有一大愿望，就是要把和郁达夫在一起的第一手资料留下来供文学史家研究参考。已出版的有《半生自述》和《郁达夫书简》。

        王映霞和郁达夫所生的儿子，现还健在的有郁飞、郁云、郁荀三人。

        郁飞1938年随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新加坡，时年11岁。尔后郁王离婚，王映霞一人返国，郁飞跟郁达夫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因战乱，郁达夫决定把郁飞送回国。本来是想托付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沈从文教授，但那时后方公教人员极清贫，怕以后接济中断，给沈从文造成困雄，最后请返回重庆原籍的尤夫人卢蕴伯(四川航运界卢德敷之妹)带郁飞回去，交给已在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陈仪。陈仪不负故友的托孤，在音讯始终不通的情况下，将郁飞抚养成人。

        1949年，郁飞在浙江大学外文系毕业，最初分配去新疆，因"不说谎话而开罪于人"。1957年"反右"，郁飞被划为"右派"，下放改造，被关押长达20年之久。由于政治原因，他原在广播电台任播音员的妻子也跟他离婚。生二子，皆成家立业。郁飞经王映霞介绍，续娶浙江杭州第四医院医生王永庆为妻，两人十分恩爱，对王映霞也很尊重，常有来往。

        郁云，1931年出生。王映霞和郁飞去新加坡时，郁云和郁荀使寄居在福建的外婆金氏家中。嗣后又寄居在父亲的朋友家中，再三转居。郁云先在东吴大学读法律，后又读企业管理。较长时间在上海红星轴承厂工作，现已退休。他的夫人娇憨可爱，在盘尼西林厂当技本人员。生二子，大子郁伟，次子郁刚。

        郁荀，1936年生，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在昆明大学任教。妻子余绮华在昆明大学工会工作。

情人李筱英

        郁达夫于1940年和王映霞离婚后，李筱英突然出现，使他本来已一潭死水的心池，又再掀起波澜。李筱英是福建人，毕业于上海暨南中学，能说流利的英语、上海话。1941年，李筱英刚满26岁，因和丈夫意见不合而离婚。当时她是新加坡情报部的华籍职员，后来又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李筱英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他示爱。46岁的郁达夫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遇上这位花容月貌的佳人，一拍即合，两人感情迅速发展，不久李小姐搬入郁家同居。但是，郁达夫和李筱英的结合遭到当时仅13岁的郁飞反对。郁达夫碍于儿子不接受李筱英，也不便正式结婚。1941年12月，李筱英痛苦地搬出郁家。

第三任妻子何丽有

        郁达夫的第三任妻子何丽有是印尼华侨，广东籍。日本侵略军侵占东南亚后，1943年郁达夫在印尼化名赵义，在李爷公务（Pajakoem Bceh）和朋友合开赵家记酒厂。9月经朋友介绍，和华侨姑娘何有结婚。何有本名陈莲有，因其貌平庸，郁达夫跟她开玩笑，改名何丽有，即何丽之有。因她没有受过教育，不懂华文，欣然接受这个名字。她一直以为郁达夫是普通酒厂老板，直至郁达夫被日军杀害，人家才告诉她郁达夫是中国文化名人。

        何有和郁达夫生了二子一女。儿子取名郁大亚，郁达夫的用意是含有讽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大东亚大学共荣圈"之意；次女美玉在郁达夫被日本人杀害翌日诞生。

        郁大亚，1944年生，已婚，现住九龙牛头角东华南村。他初到香港是在烧腊店做工，当司机。

        郁美玉，1945年生，1970年毕业于北京中学，以后分配去南京市南开小学教书，现专职在南京搞侨联工作。丈夫胡序建是胡愈之的侄儿，1984年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十多年中先后分管宣传、文教、统战、政法等方面工作。1993年3月南京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副书记；1998年2月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其间：2001年3月—2001年6月中央党校部省级进修班学习)；2003年1月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轶事趣闻

做官恋爱

        郁达夫《闽游日记》中，在1936年3月23日有这样的记载：“晚上在中洲家吃饭，作霞信一，十时上床”这里的“作霞信一”，即指写给远在杭州“风雨茅庐”的夫人王映霞的一通私人家信。原本身在异乡给自己老婆写封家信，也没什么可冏的啊。只是这封信和1936年4月2日南京《新民报》“各地通讯”栏目的一则《做官不忘恋爱，郁达夫两头忙》对照着一看，就知道当年大才子还真是被冏了一把。

        信的最后一段提到：“这一封私信，你阅后以为可以发表，请拿去交给报社，头上加一个‘闽海双鱼’的题目就对。杭州的友人，大约要想知道我的消息的总也不少；借花献佛，可以省去我许多作信之劳更可以省下我的几张五分邮票。”

        原来，大才子的家信在当时也是可以换稿费的硬通货，郁达夫不但节省了几张五分邮票，还要挣稿费贴补家用，也算是精明到家了。只是报社为了做噱头，并未按照他的意思，没有给这封信加上一个“闽海双鱼”的文雅题目，而是做了一个让他够冏的题目来娱人娱己。这一次，在福州一边冏，一边幸福的文学青年郁达夫再一次冏到极致无怨尤，毕竟还是拿到了稿费，冏一把也不在话下了。

        名人的好处在于万众瞩目，触处皆有名利双收；但坏处也在于此，私生活被窥探曝光，名人也会窘态百出。但既做了名人，就应有做公众人物的心理素质，郁达夫的“雅量”可谓榜样。

秘密失踪

        1945年的8月29日，也就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两周，郁达夫没有迎来凯旋的欢呼，却迎来了他的噩耗。那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郁达夫随即回到客厅，与朋友打个招呼就出去了，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1985年9月27日，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之事已从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得到证实。铃木正夫早在1968年就开始了对郁达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等地作实地调查，先后寻访了上百名了解情况的日本人士。

生死迷局

        由于郁达夫的失踪太过诡秘，关于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谜一般没有解开。

        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缘于1946年8月8日，邵宗汉先生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所获取的消息。该消息证实，联军当局在日本战犯口中得知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欧洲人数名，遗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然而，这一说法却有个重大的疑点难以解释，即有研究者曾翻阅棉兰法庭的审讯记录，却完全寻觅不到有关郁达夫(赵廉)的蛛丝马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郁达夫和同时遇害的几位欧洲人的被埋地点也应该很清楚，可是，郁达夫的遗骸在整个东南亚都找不到，所以这种说法的可靠性未能得到证实。

        另外，关于郁达夫的失踪还有几种说法：

        其一、可能死于几个开小差的日本宪兵之手。这几个宪兵平日里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而郁达夫对他们的行径很了解。当他们奉命绑架了郁达夫之后，害怕郁说出什么对自己以后不利的话，便扼死了他。之后，直接参与杀害郁达夫的两个宪兵便开了小差，从此下落不明。此说缘于日本研究郁达夫的专家铃木正夫，由于铃木正夫始终不愿公开证据来源者的姓名，其说成为孤证，因而颇受置疑。

        其二、可能死于印尼独立军之手。日军投降以后，印尼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很多印尼共产党人开始捕杀日军和亲日分子。由于郁达夫曾是日军的翻译，加上印尼独立军与华侨联系较少，并不知道郁的真实身份。所以，那天晚上将郁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独立分子，郁很可能被他们杀害。

        其三、可能由华侨朋友秘密掩护转移。郁达夫在印尼华侨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可能在武吉丁宜、巴爷公务的华侨组织帮助下秘密转移，脱离了日军所控制的范围。鉴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和闭塞的交通环境，郁完全有可能在途中出现意外。

        其四、可能死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手。这一说法缘于郁达夫本人对国民党一直心存忌讳，他害怕国民党某要员公报私仇，以他为日军做“通译”为借口杀害他。

文学思想

文学主张

        郁达夫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因此，他常常把个人的生活经历作为小说和散文的创作的素材，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地勾勒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个性和人生际遇，郁达夫的自传体小说代表作品是《沉沦》，郁达夫在《沉沦》中大胆地描写了男女性爱、性心理，同时也发出了“祖国呀祖国！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吧！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的悲号。郁达夫在自传体小说中，除了反映下层知识分子失意、苦闷外，还有一些作品通过知识分子的视角反映处于社会底层民众的疾苦，表现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关怀，如《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因为对传统道德观念提出了挑战，并且首创了自传体小说这种抒情浪漫的形式，对当时一批青年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一股浪漫派的壮观潮流。郁达夫还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位在世时就已出版日记的作家。

创作经历

早期的散文创作

        早期：（1920年—1933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共写了二十六篇抒情性散文和六十——七十篇议论杂文，表现了他从日本回国时满怀希望的心情和见到满目疮咦的祖国后无限失望的感叹，既有他对革命的前途感伤悲观的思想，又有对革命慷慨激昂，疾声呐喊的激进的理论。首先，强烈地表现作家个性，他在散文中无所顾忌地对自己的思想、生活细节进行详细的描写，非常强效地表现了他“自叙传”的独特风格。第二，忧郁感伤的情凋。郁达夫的散文，与小说一样与众不伺，忧郁感伤的情调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创作中。第三，恣肆坦诚、热情呼号的自剖式的文字。第四，回肠荡气的诗的调子。另外，郁达夫散文中那种不拘形式纵情宜泄的抒情方式，郁达夫的散文发出的是带有强烈个性的自己的声音，篇篇洋溢着回肠荡气的诗的情调，热情坦白，毫无遮掩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展现出一幅幅感伤，忧郁而又秀丽、隽永的情景交融的画面。

中期的散文创作

        中期：（1933年—1938年） 。这个时期，是他思想的一个低潮期，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使他走上了消极避世的道路，追求一种落后的“名士”风度，留连忘返于山林江湖。

晚期的散文创作

        晚期：（1938年—1945年）。1938年春，他参加了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他用笔参加战斗，写下了许多政论文章，用自己热情的声音来鼓舞人们战斗。郁达夫早期散文创作的风格于此有所体现。

作品分析

摧折的女性之美

        郁达夫虽然在散文中伤感得无以复加，但他也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他的心中总有一个诱惑着他的理想。这个理想谈不上崇高，也不具备多么深刻的内涵，但对郁达夫来说，却具有巨大的人生魅力，是推动他奋斗，创造的动力，这就是女人的爱。郁达夫对女性的这神圣、痴想的情感，一方面当然是“自我”理想的表现，另一方面有分明映射着五四人的发现的光芒。郁达夫将女性作为自己的理想来追求，这种行为和艺术倾向，虽然在力度，深度上都不具备“崇高”的属性，但反封建的民主意识却是鲜明可见的。

感伤的表现形式及其意义

        在郁达夫散文中，其强烈的伤感情绪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颓废，一是憎恨。郁达夫主要是以这种病态来发泄一个从封建礼教羁绊中觉醒了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苦闷。这种不健康的色彩下面仍有着五四“人的发现”所寄寓的积极的意味。与之相比，郁达夫由感伤所发生的憎恨情绪其积极意义就更为鲜明了。郁达夫以愤世嫉俗的笔调，在几分玩世不恭，几分无奈，几分感慨中将社会的黑暗，下层人的不幸，来了个痛快的揭露，将自己对社会的憎恨作了十二分的强烈的表现。郁达夫将他的所有不幸，所有烦恼，所悲苦，一齐倾向这个黑暗的时代，向一个不人道的制度发出了一个哀鸣着的青年的控诉，表现了显而易见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虽不能说很深刻，但鲜明的态度、强烈的情绪却也给这种倾向涂上了积极战斗的色彩。

感伤情调的积极意味

        这种积极的意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郁达夫的颓废以及这种颓废的具体表现——性苦闷，不仅是一己的感受，而且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的。这种颓废和性苦闷，是当时青年的普遍心态，郁达夫则以自己的感受，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时代病”，从而将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到了历史与社会面前，所以，具有积极性。第二，郁达夫的感伤、颓废包含着对封建旧道德的自觉的挑战。

人物轶事

        郁达夫爱吃荔枝 曾因吃太多腹泻不止

        1936年2月4日，大才子郁达夫应当时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到福州游览。福州自古盛产荔枝，西禅寺的“十八娘”荔枝更是闻名天下。按照西禅寺老规矩：每逢旧历四月荔红蕉绿时节，荔枝可以任由游客随意大吃，每人只收银角6枚，但吃完了事，不能打包带走，有点自助餐的意思。

        郁达夫非常爱吃荔枝，自然更不会放过这“十八娘”自助餐。据郁达夫《闽游日记》记载，1936年赴任福建省政府参议之后不久，大才子就邀约着八九个浙江籍同乡一起去西禅寺大吃荔枝。据当年“自助餐友”回忆，他吃的荔枝最多，还一边吃一边吟诗，一副大才子派头。当家和尚访知有郁达夫在座，马上叫小和尚捧出文房四宝，请他题诗。他推辞说：“面对这么好的荔枝，尽量吃还来不及，哪有心情吟诗写字？”说罢，又埋头大吃起来。但经不住当家僧人的热诚，只见他略思片刻，就在一张宣纸上写了四句：“鹓雏腐鼠漫相猜？世事困人百念灰。陈紫方红供大嚼，此行真为荔枝来。”

        可是就在这一天大吃荔枝之后，大才子腹痛难忍，腹泻不止。回家急请医生，偏偏是星期日，医院停诊，真是要多冏有多冏。还好，在关键时刻，邻居问了一句：“是不是吃荔枝了？”急忙拿来一小碟酱油让大才子喝下，奇怪，不久肚子就不痛也不泻了。

唐弢“心折”郁达夫

        唐弢初睹郁达夫、王映霞夫妇风采，是在1934年1月6日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的宴会上，“那次《自由谈》编辑黎烈文请客，一来约请经常写稿的人岁首欢聚，随意闲谈，二则就为郁达夫夫妇饯行”，“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就是鲁迅先生举行丧仪的那天，他远远地从福建赶来，对遗容作最后一次的瞻仰”。

        1983年3月30日，唐弢写散文《记郁达夫》，他说“和许多青年一样，读过名震一时的《沉沦》，不过说实在话，自己并不十分爱读这部书，我爱读的是达夫先生的散文，特别是游记，稍后——一九三四年六月出版的《屐痕处处》，一见书名便使我喜欢。再就是他的旧诗，《钓台题壁》不必说了，‘九一八’后，报刊上陆续发表他的一些感时诗，情意真切，使我十分心折。”

        唐弢“爱读郁达夫的散文，特别是游记”，他自己也在1946年6月10日写有游记体散文《在富阳——访郁达夫故居》。当时太平洋旅行社招游富春江，道出富阳，于是唐弢和柯灵、太平洋旅行社的社长张邦铎一行三人拜访了郁达夫的二哥养吾先生，“他是一个矮矮的老人，蓄须，挂眼睛；清癯的面貌加上轻快的脚步，和达夫先生一模一样”，“达夫先生的旧宅是在山腰上，正好面着大江，面着两岸的翠峦晴岚，以及远处的淡到欲无的云山。现在，这旧宅只剩下半堵赭壁，一个破碎的亭子，诗人游憩的往迹不可追寻。立断壁下，我们恋恋地向四周探索，看见的只是从瓦砾中生长起来的野草”。唐弢说，“我们希望郁先生没有成为古人，早早归来，让朋友们卸下这一肩道义的责任”，可惜当时郁达夫已经遇难，但国内尚不知确切的消息。

郁达夫与钱的故事

        郁达夫有一次请一位在军界做事的朋友到饭馆吃饭。饭毕，饭馆侍者到他们饭桌边收费，他就从鞋垫底下抽出几张钞票交给他。他的朋友很诧异地问：“郁兄，你怎么把钱藏在鞋子里呀？”

郁达夫笑笑，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它！”

“快短命”

        有一次，郁达夫应邀演讲文艺创作，他上台在黑板上写了“快短命”三个大字。台下的听众都觉得很奇怪，他接着说：“本人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概念》，黑板上的三个字就是要诀。“快”就是痛快；“短”就是精简扼要；“命”就是不离命题。演讲和作文一样，也不可以说得天花乱坠，离题太远，完了。”

        郁达夫从在黑板上写那三个字到说完话的时间，总共用了不到2分钟，正合乎他所说的三原则——“快短命”。

后世纪念

        郁达夫故居建于30年代，属中式花园别墅，位于杭州余杭区路场官弄63号，是1933年4月郁达夫为暂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从上海举家移居杭州时购置的寓所。故居由当时学人马君武题为“风雨茅庐”，由郁达夫自己设计。

        另一处郁达夫故居，在富阳市区郁达夫公园内、低矮围墙，一方庭院，楼房的客堂里陈列着郁氏故交互赠的字画，其中有鲁迅先生《自嘲》七律诗轴。

人物评价

        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夏衍

        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胡愈之

        郁达夫是“五四”时期浪漫抒情小说的巨匠。可是说实在的，他那支自由脱俗且富有情韵的笔更适于写散文和诗。 他的小说也是“散文的”、“诗的”，宛如一首首抑扬顿挫的独奏曲或回肠荡气的咏叹调。“五四”时代是短篇小说的界，郁达夫以其真率和才 情，足以风靡一时，成为受众多文学青年师法的名家，鲁迅之外无出于郁达夫之右者。他推进小说散文化和诗化，对于革新以故事情节作为主 干的古典小说而言，是功垂竹帛的。

        从文学史来看，郁达夫挖掘内面世界一直进入到私密领域，由此出发来表现自我与世界的分裂和对立，并追究其中的纠缠，在中国新文学中可谓开启了一种新的思路，由此以往被视为无意义的或理当压制的“黑暗”领域进入文学领域，并与一些宏大或“高尚”的话题发生种种纠葛，其后在文学史上产生的种种变化，则更是超出了最初《沉沦》式的朴陋尝试。不过，倘限在中国文学领域追根溯源，郁达夫的率先实践，可说是功不可没的。

——刘志荣

        达夫感情饱满细腻，观察深切，才思敏捷，古典文学、西洋文学根基都雄厚。从气质上来讲，他是个杰出的抒情诗人，散文和小说不过是诗歌的扩散。他的一生是一首风云变幻而又荡气回肠的长诗。这样的诗人，近代诗史上是屈指可数的。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鲁迅、田汉而外，抗衡者寥寥。沫若兄才高气壮，新诗是一代巨匠，但说到旧体诗词，就深情和熟练而言，应当退避达夫三舍。这话我当着沫若兄的面也讲过，他只是点头而笑，心悦诚服。

——郁达夫的好友、艺术大师刘海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