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器（1912年～1998年），重庆江津人，著名国学大师。1933年江津中学毕业后，相继入重庆大学高中部、川东师范学校（即川东师范学堂）学习。1940年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次年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1944年毕业后，历任四川大学、成华大学、北京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他早年读书，即对文化遗产进行锲而不舍的研究。在北京大学任教时，讲授《史记》、《庄子》、《文心雕龙》等史籍，逐渐成为有名的国学专家。北平解放后，参加《杜甫集》和《水浒全传》的整理工作。1954年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古籍刊行社后，着力于文学遗产的整理工作。王利器著作众多，另有单篇论文约百万余字发表。1979年离休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著述宏富，逾两千万言，号称两千万富翁。
简介
        王利器（1912-1-28～1998-7-25），字藏用，号晓传，四川省江津县（现属重庆市）人。治学受乾嘉学派影响以实事求是、理论兼赅为主，不求速成。长于校勘之学，著有《王利器自传》等30余种，另外发表古典文学论文百余篇。其著作被港台出版机构翻版者约在10数种以上，国内外报刊对其著作及人品评论推崇者甚多。
        先后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曾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等。主要著作有《新语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等。
        1912年生，1931年考入江津中学，毕业後考重庆大学高中部。高中毕业後，在达材学校教审半年。後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时所写论文《风俗通义校注》。被学校推荐参加国民政府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会考，以满分公布为“荣誉学生”。在川大毕业後，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选定《吕氏春秋》为研究题目，用注疏体撰写，并取高诱序意，定名为《吕氏春秋比义》，历时三年，方乃脱稿。约二百余万言。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後，回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任教。兼任成华大学教授。日寇投降，北大复员，应聘到北大中文系任教，开设校雠学(四年级必修课)、专书(选修)，并担任大一国文课，所讲授的专书有《史记》、《庄子》、《文心雕龙》等。解放後，仍留北大任教，文化部艺术局组织整理中国古典文艺丛书，应邀参加《杜甫集》、《水浒全传》两书整理工作。後调文学古籍刊行社，即於是时，重新整理出版范文澜《文心雕龙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下放劳动，仍然矢志不渝，锲而不舍，偷闲读书，埋头著述。“四人帮”垮台後，接连出版十余部著作，发表论文一百多篇。
        王利器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时，写成《文心雕龙新书》，谓如先秦古籍一经刘向校雠，遂称之为“新书”。法国，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即将《文心雕龙新书》收入《通检丛刊》出版，时1943年5月。这是王氏问世的第一部著作。因国内罕见其书，於是又将《新书》重新改写为《文心雕龙校证》，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王氏之於《文心雕龙校证》，校雠诸本。博采群书，上下求索，理证兼赅，每定一字，下一义，一是以历史之总和为准，力求有合於刘勰原书，而无害於天下後世。如《隐秀》篇，传本中间脱一页四百字，明人伪补四百十宇，黄侃据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以为“此真《隐秀》篇之文”，辄改写一篇；而不知宋人陈应行《吟窗杂录》三七引“文之精蕤，有隐有秀。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也”，四句二十六字，正在今本篇首一段中，是宋人所见本首尾与今本相合，特中间四百十一字为明人伪补，於是不从黄侃之改写而仍旧贯焉。又如《总术》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刘氏以为“常言”，世所共识，故未详言其故。自清人阮元、阮福父子倡言文笔之分，後有作者，言人人殊，譬犹治丝而棼之，益使人疑。王氏乃据日本弘法大师造《文镜秘府论》西册《论文笔十病得失》引《文笔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十四《悉昙轮略图钞》卷第七引游(源为宪云)及《里书》，而知所谓“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序、诔等是也；笔者，韶、策、移、檄、章、奏、书、启等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为笔。”其言明且清，於是撰为，《文笔新解》(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印行《晓传书齐文史论集》页243—251)，以证成刘氏之说。凡此俱足为刘勰之功臣，读者之益友。因而《人民日报》评介为：“《校证》出版，《文心雕龙》才有可读之本”(1980年12月26日第八版《文艺新书》)。台湾、香港出版界闻风相悦，至有四家出版社(台湾：成文书局、宏业书局、明文书局，香港龙门书店)争相翻印，以满足海外读者之需要。(王贞珉)
        7岁入家办庭训学校，读四书五经古诗文。20岁考入江津中学初中，后入重庆大学高中部，毕业后在达材学校教书半年。又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于1941年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哲学组从汤用彤、傅斯年读研究生。1944年任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讲师，兼成华大学教授。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图书馆学系讲师、副教授。1952年任北京政法学院副教授。1954年调人民出版社至今，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西北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学会顾问、《红楼梦学刊》编委等职。治学受乾嘉学派影响以实事求是、理论兼赅为主，不求速成。长于校勘之学，著有《风俗通义校注》、《吕氏春秋比义》、《文心雕龙新书》（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1949年出版）、《盐铁论校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越缦堂读书简端证校录》、《文心雕龙校证》、《文镜秘府论校注》、《郑康成年谱》、《李士祯李煦父子年谱》、《九斋集校订本》、《宋会要辑补》、《道教大辞典》、《水浒大词典》、《新语校注》、《绎史》、《葛洪论》、《颜氏家训集解》、《吕氏春秋注疏》、《王利器自传》等30余种，另外发表古典文学论文百余篇。
人物年表
1912年出生。
7岁入家办庭训学校，读四书五经古诗文。
1931年考入江津中学初中，后入重庆大学高中部，毕业后在达材学校教书半年。又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时所写论文《风俗通义校注》。被学校推荐参加国民政府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会考，以满分公布为“荣誉学生”。
1941年在川大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哲学组从汤用彤、傅斯年读研究生。选定《吕氏春秋》为研究题目，用注疏体撰写，并取高诱序意，定名为《吕氏春秋比义》，历时三年，方乃脱稿。约二百余万言。
1944年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后，回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任教。兼任成华大学教授。
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图书馆学系讲师、副教授。
日寇投降，北大复员，应聘到北大中文系任教，开设校雠学（四年级必修课）、专书（选修），并担任大一国文课，所讲授的专书有《史记》、《庄子》、《文心雕龙》等。解放后，仍留北大任教，文化部艺术局组织整理中国古典文艺丛书，应邀参加《杜甫集》、《水浒全传》两书整理工作。后调文学古籍刊行社，即於是时，重新整理出版范文澜《文心雕龙注》。 1952年任北京政法学院副教授。
1954年调人民出版社至今，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西北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学会顾问、《红楼梦学刊》编委等职。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下放劳动，仍然埋头读书著述。“四人帮”垮台后，接连出版十余部著作，发表论文一百多篇。
1977年以来，王先生提前退休，从此以著述讲学为务。
1985年，他受邀去日本各大学作巡回讲演，引起强烈反响。
步入耄耋之年后，他还担任了五千年中华文化经典《传世藏书》的主编，执“集库”总集之牛耳。
1998年7月25日去世，享年87岁。
人生经历

一副对联获名声

        1912年，王利器出生在四川江津一个富裕家庭中。父亲王章可是前清官员，参加过四川保路和反对洋教活动，在乡里颇有威望。老人家性喜读书，在家里购置了不少书籍，用有光纸印刷的洋版书，如赫胥黎《天演论》、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等；有用毛边纸印刷的土版书，如钟云舫《振振堂集》等。
        王利器从小就在父亲的藏书楼上游玩嬉戏，耳濡目染之下，不仅激发了一生不懈的读书心，也培养出高过同辈的不凡手眼。
        王利器的启蒙老师，是清代秀才刘昌文先生。在老师那里，他从《四书》、《五经》学起，到《古文观止》、《声律启蒙》、《幼学琼林》、《赋学正鹄》、《白香词谱》，后来又学习《纲鉴易知录》、《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先是死记硬背，等上了路，就开始试着提笔做文章，学习对对子、做诗、做四六、做律赋等。十三年的私塾教育为王利器日后的治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20多岁的王利器考入江津中学，正式接受现代教育。入学之初，三年级一位同学去世，学校举行追悼会，王利器代表一班新生送了一副挽联：
        逢君却又别君，叹砥砺无缘，红树青山人已去；相见争如不见，恨文章憎命，素车白马我方来。
        这副挽联文字典丽、对仗整齐，当时追悼会上送挽联者不下百余副，多有大人先生之妙作，但相形此联均略有不及，一时竞相传诵、声名鹊起。
    王利器三年级时，适逢蜀学名家吴芳吉到江津中学当校长。吴芳吉是个非常勤学的人，每天早晨三点钟就起床读书，也要求全体学生同时起床自习。正是这样的严师督导，培养了王利器后来每天工作十个小时，积年不缀的审慎态度。当时，吴先生的校长办公室兼寝室正好在三年级学生寝室的对门，王利器经常和同学过去请益，发现吴先生案头总是放着两部书：一部《淮南鸿烈集解》，一部《杜诗镜铨》。受其影响，王利器也买了部《淮南鸿烈集解》来读，自己试着用水彩画红色来断句。
蜀中得遇众名师

        初中毕业后王利器进入重庆大学高中部，授课老师都是大学本科的教授，向宗鲁先生讲《清儒》，陈伟谟先生授英文，郭坚白先生讲代数，何鲁先生讲几何。当时，何鲁、文伯鲁、向宗鲁三人很是有名，人称“三鲁”，“三鲁”中就有二鲁在王利器所在的高中班上授课，王利器受益良多。
        不久后，东北三省被日军侵占，北大、清华、交大受时局影响都没有在重庆设考区。王利器于是西上成都，考取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四川大学前身为著名的尊经书院，名师宿儒，汇聚一堂，蔚为蜀学中心。中文系以张颐为首，有龚向农讲《三礼》，林山腴讲《史记》，周癸叔讲词律，向先樵讲《楚辞》，祝屺怀讲《资治通鉴》，李培甫讲《说文》，赵少咸讲《广韵》，庞石帚讲《文心雕龙》，萧仲纶先生讲《诗经》，曾宇康先生讲《文选》……王利器游艺于众多名师之间，读书治学。
        大学三年级时，向宗鲁先生从重庆赴四川大学任教。向宗鲁是一代名师，曾在成都存古学堂与蒙文通、彭云生、曾宇康诸先生共同学习，他对王利器的帮助很大。后来战事日深，四川大学为避敌机轰炸迁校峨眉，向宗鲁安排四年级学生写毕业论文。王利器写出了《风俗通义校注》一文。此一专著，不仅反映出他此时业已熟识校勘之法，具有了很丰富的典籍知识，而且也标志着他慢慢走上了校勘、考释古籍这条艰苦的学术道路。
        上世纪四十年代，王利器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傅斯年先生，从此踏上了治学新阶段。问学古人、对策时贤，成了他在中央研究院的主要生活。而作为傅斯年唯一的一个研究生，入学三年之后（即1943年），他提交出一份优秀研究成果——《吕氏春秋比义》，共二十四册，约莫两百万言，荣获当时教育部颁发的最高奖。
运恩师灵柩回乡

        1941年11月11日，王利器正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里闭门读书，忽然从四川峨眉传来了乃师向宗鲁先生逝世的惊人消息。噩耗传来，王利器悲痛不已。这时，远在巴县龙凤场小湾的向师母牟红仪女士也拍来了电报，希望王利器能去一趟峨眉，把向宗鲁的灵柩送到故里安葬。王利器立刻拿着电报向导师傅斯年先生请假，辞别赴川。
        到了峨眉后，见过向先樵、程天放诸先生，办过交涉，学校补发了一个月薪水约三百余元，另发派一个校工老史陪王利器一道扶灵去小湾。但是，学校补发的微薄薪金仅够从峨眉到江津北岸中渡街的费用，包括租船费在内，而从中渡街到龙凤场小湾，还有好几十公里的旱路，因为要雇用不少挑夫，走这段旱路所需的费用将比水路行船更高。王利器把心一横，一行人在平羌江畔登上了船。船入大江，从道土罐过鱼叉寺，一路险象环生。历尽艰难到达目的地宜宾。这时，后面的路费又成了问题。
        在此之前，王利器曾为重庆一个财阀写过墓志铭，获赠了一笔为数可观的润笔之资。他将这笔钱作为股金与几个朋友合伙在江津开设了创业银行。为解燃眉之急，王利器索性搭乘小火轮到江津，把全部股金抽出作后面的路费，又在横街子找到经营烟业生意的亲戚赵楚翘打点劳力。不久，他们组织起一班三十六人的苦力队伍，或抬灵柩或挑书箱，与老史和太公等会合后，浩浩荡荡地上路了。
        见过师母和太老师，安置好灵柩，布置好了灵堂，此事才算完结。这段历时一个多星期，行程近五百多公里的艰难旅程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王利器忆起晋荀息的一句话：“死者反生，生者不愧。”时在成都的庞石帚先生听闻这件事，写了寄调《木兰花慢》以记之：
        傍青峰望远，乱云外、故人稀。似海燕飘零，荒椽愁寄，残社须。征衣。对花溅泪，梦羌村、何地浣尘缁。眼暗黄垆旧影，鬓添明镜新丝。
        峨眉。多事买筇枝，山鹤怪眠迟。剩灯床乱帙，礼堂谁写，穗帐空披。凄凄。一棺水驿，费侯芭、双袖万行啼。魂断平羌月冷，夜深来鉴虚帷。
        词中以侯芭负土起坟，安葬杨子云事为典故，盛赞王利器“行芳而名高”。
        浩劫过后惊人成就1945年毕业后，王先生被母校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聘为讲师，兼任光华大学教授。他把《淮南子》作为必读之书。每有所思，辄于书眉页脚之间兴酣落笔，积年来倒也颇有所得。有一次，他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殿爵所长之邀前去讲学。交谈之间刘殿爵问及“磬龟无腹”一语的出处，王利器很快根据《淮南子·览冥篇》找到了答案，令刘先生钦佩不已。
        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王利器应北大之聘，回校任教，在中文系讲授校勘学及《史记》、《庄子》、《文心雕龙》等专书。此后他一面教学，一面研究，1956年后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下属的文学古籍刊行社工作。
        1957年，王利器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还受到了多次的批判。一大家子从北大教授所住四合院中被赶出来后，积存多年的三万余册古书，其中有敦煌卷子、宋元善本、明清佳刻等，被抄没一空，几十年来抄录的数万张卡片也荡然无存。然而王利器却仍然一心著述。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利器先生平反了。当别人还在抚今追昔、感时伤世之际，王利器已经开始对自己旧稿的整理工作。他笑称自己是浩劫中的老运动员，也是人生路上的老运动员，要“将寿补蹉跎”，以勤勉不懈之功尽量挽救虚度的大好光阴。
        于是，在学术殖荒之年，王利器竟陆续交出了十余部书稿：《文镜秘府论校注》、《九籥集》、《郑康成年谱》、《李士祯李煦父子年谱》、《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等，其数量之大，质量之高，涉及面之广，在当时几乎无人能及，引起世人的惊叹。
        许多学界同仁跟王先生开玩笑，说他这几年丰收了，成了“两千万富翁”，意思是说他发表的著述众多，起码有两千万字之多，堪称富翁。这个特殊的称谓迅速流传开来，一时传为美谈。但他之所以有此成就，是因为他甘愿在陋室书斋中闭门而读，与前贤往圣神意交接，也是因为他拥有如深渊大泽的心境，舍得抛下浮名抛下功利，投身平凡琐碎却扎扎实实的事业。正如王利器的字“藏用”和他为自己书斋起的名：“善藏其书，所以善待其用”。
干校生活

        “文革”之初，王利器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打击。他的一家从北京大学教授院被赶出来，家藏3万余册古籍也全部没收（其中不少是稀有的珍本书，如敦煌子、宁元刻本等），有的甚至被江青和康生巧取豪夺，归为已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先是说他走“白专道路”，是“反动学术权威”， 被关了三年多“牛棚”；后下放文化部“五七干校”，名为“接受再教育”，实为劳动改造，虚度了四年。他总以道家人生态度处世，“呼我为牛吾应之，呼我为马吾应之”，才幸免于更大灾难。
        在向阳湖，王利器由于年纪偏大，下地干活少一些，多数时间留在食堂烧开水，他总算没拖垮身体。有时星期天自由活动，他便去甘棠买点付食，打打牙祭；有时从王六咀上船，花二毛钱过一次摆渡去咸宁县城，也挺有意思的。令王利器伤感的，是连里抓“五一六”期间，天天斗，“逼供信”，甚至打人打得惨叫，搞得人人自危，彼此防范很严。
        相比之下，他最难忘的，是咸宁的老乡给了文化人许多照顾。例如，当地群众并没有把一下子蜂拥而至的陌生人当作什么负担，更没有视作对立面的“劳改”对象。初到干校，没有房子住，十几个人挤住一间大房子，睡统铺，老乡为给干校分忧，就一户户腾出自已的空房；干校人不会干农活，老乡便手把手教。就连有的老乡子女结婚，也会提前通知文化人，当“上宾”请吃喜酒。要知道，这种礼遇给“五七”战士们曾带来多大的精神慰藉！而文化人却没有回报什么，说心里话，对老乡是欠了账的，事后想起来仍然十分惭愧。
        干校中期，王利器和一批“老弱病残”从向阳湖转到了丹江，他被安排和大翻译家金人住在一起，据说是出于特殊的考虑，因为二人以前不太熟悉，没有“共同语言”，便于军宣队管理。那时，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正在文艺界大受批判，译者金人感到十分压抑，心力交瘁，因病危住进均县人民医院。王利器被连里安排“陪住”，照看了好几天，但由于小地方条件差，医疗水平低，刚过花甲之年的金人很快便告别人世，连死因都没弄清楚。王利器在那里还记过一本日记，可惜后来没时间整理出来。
读书方法

        王利器读书方法——“单刀直入”、“双管齐下”
        王利器读《吕氏春秋》、《盐铁论》、《风俗演义》等重要书籍时，用“单刀直入”法：把一本书从头到尾反复研读，直至弄通吃透了，再去读其他的书。此法目标明确、精力也集中，亦即清曾国藩所讲的“扎硬寨，打死仗”。有时，他重点读一本书，同时结合读一些相近的书，此之谓“双管齐下”法。例如，研读《文心雕龙》时，又兼读《文镜秘府论》；研读《水浒全传》时，又同时读《红楼梦》。所谓“双管齐下”往往有一个中心，并围绕中心兼读。这样既读了重点书籍，又读到了大量辅助书籍，既有了精又有了博，点面一体，相得益彰。
主要著作
        著有《风俗通义校注》、《吕氏春秋比义》、《文心雕龙新书》（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1949年出版）、《盐铁论校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越缦堂读书简端证校录》、《文心雕龙校证》、《文镜秘府论校注》、《郑康成年谱》、《李士祯李煦父子年谱》、《九斋集校订本》、《宋会要辑补》、《道教大辞典》、《水浒大词典》、《金瓶梅辞典》、《新语校注》、《绎史》、《葛洪论》、《颜氏家训集解》、《吕氏春秋注疏》、《王利器自传》等30余种。
        另外发表古典文学论文百余篇。
        其著作被港台出版机构翻版者约在10数种以上，国内外报刊对其著作及人品评论推崇者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