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公元284～364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东晋著名医药学家.汉族，晋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他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
        葛洪是中国东晋时期有名的医生，是预防医学的介导者。著有《肘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其在炼丹方面也颇有心得，丹书《抱朴子·内篇》具体地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多方面有关化学的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例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即指加热红色硫化汞（丹砂），分解出汞，而汞加硫黄又能生成黑色硫化汞，再变为红色硫化汞。描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又如“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就描述了铁置换出铜的反应，等等。 《葛稚川移居图轴》元王蒙绘，故宫博物院藏。《人物图·葛仙吐火图》明郭诩绘，上海博物馆藏。
人物生平

        葛洪出身江南士族。13岁时丧父，家境渐贫。他以砍柴所得，换回纸笔，在劳作之余抄书学习，常至深夜。乡人因而称其为抱朴之士，他遂以“抱朴子”为号。他性格内向，不善交游，只闭门读书，涉猎甚广。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 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 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乃“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 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 尠能读也。”葛洪伯祖父葛玄曾师从炼丹家左慈学道，号葛仙公，以炼丹秘术传于弟子郑隐。葛洪约16岁时拜郑为师，因潜心向学，深得郑隐器重。郑隐的神仙、遁世思想对葛洪一生影响很大，自此有意归隐山林炼丹修道、著书立说。
        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 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 《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
        西晋太安元年 （302年），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晋永兴元年（304）葛洪加入吴兴太守顾秘的军队，任将兵都尉，与石冰的农民起义军作战有功，被封为“伏波将军”。次年石冰事件平息，葛洪不愿争功邀赏，辞官往洛阳搜寻炼丹制药之书。又因陈敏盘据江东作乱，归途断绝，遂流落在徐、豫、荆、襄、江、广诸州之间。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为将兵都尉， 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了不论战功。”但因“正遇上国大乱（指“八王之乱”——引者注），北道不通， 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在此去留两难之际，恰逢其故友嵇含为广州刺史， 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 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 .，以女儿鲍姑许配。建兴二年（314），返回家乡，隐居深山继续从事《抱朴子》的创作。
        建兴四年（316年），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6年～334年）初，司徒王导召补州 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太宁三年（325），友人干宝力荐他任散骑常侍领国史，坚持不去上任。后因生活所迫，再出任咨议参军等职。及闻 交趾产丹砂，求为句漏令，遂率子侄同行。
        咸和二年（327），葛洪听闻交趾出产丹砂，自行请求出任勾漏（今广西北流县）令。经皇帝允准后，遂南行赴任，途经广州，会晤刺史邓岳。邓告诉葛：其辖地的罗浮山有神仙洞府之称，相传秦代安期生在此山服食九节菖蒲，羽化升天。邓岳表示愿供他原料在此炼丹，葛遂决定中止赴任的行程，从此隐居于罗浮山。其间，邓岳拟任葛洪为东莞太守，葛辞不就。他在朱明洞前建南庵，修行炼丹，著书讲学。因从学者日众，又增建东西北三庵（东庵九天观、西庵黄龙观、北庵酥醪观）。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年），享年81岁。
        相传葛洪夫妇还曾在南海西樵山和广州越岗院（即今三元宫）研究炼丹术和医学，并常行医于百姓之间。葛洪一生著述颇丰，《抱朴子》是其代表作。该书分内、外两篇。内篇20卷，论述神仙方药、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总结晋代前的神仙方术，包含守一、行气、导引等，为医药学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外篇50卷，论述人间得失，世事臧否，阐明其社会政治观点。全书将神仙道教理论与儒家纲常名教相联系，开融合儒、道两家哲学思想体系之先河。《抱朴子》的问世，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个人成就

道教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 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 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 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 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 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 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 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主张神仙 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
        他在《抱朴子外篇》中，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 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 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 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在其 炼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映.
        他在《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成为炼丹史 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
        金城山有99座山峰、36处泉水、48个山洞。金城山又名金粟山、金山、金峰、金子岭，据说藏金粟数万石于广福门内金库中，里面有金马悠悠拉磨，倘若紧贴石壁，拉磨声便会隐约传来。金库童谣：石马（石马寨）对石鼓（打鼓寨），黄金亿万五。谁能识得破，能买重庆府。进山门100余米处是“小西天”；南京门传说是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所建。山上有“神仙洞”，据说东晋道学家葛洪曾在此修道，著有《抱扑子》等经书，每逢阳光灿烂之风，便将经书一一摊开，放在洞顶巨石上晒，以求得到真经，故名“晒经石”。
医药学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 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

        他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他所指的急病，大部分是我们现今所说的急性传染病，古时候人们管它叫“天刑”，认为是天降的灾祸，是鬼神作怪。葛洪在书中说：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我们都知道，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 （包括原虫、细菌、立克次氏小体和病毒等）引起的。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1600多年前还没有发明显微镜，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葛洪能够排除迷信，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
        葛洪在《肘后备急方》里面，记述了一种叫“尸注”的病，说这种病会互相传染，并且千变万化。染上这种病的人闹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只觉得怕冷发烧，浑身疲乏，精神恍惚，身体一天天消瘦，时间长了还会丧命。葛洪描述的这种病，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结核病。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致病。肺结核、骨关节结核、脑膜结核、肠和腹膜结核等等，都是结核菌引起的。葛洪是我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科学家。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犬咬人引起的病症。 犬就是疯狗。人被疯狗咬了，非常痛苦，病人受不得一点刺激，只要听见一点声音，就会抽搐痉挛，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所以有人把疯狗病又叫做“恐水病”。在古时候，对这种病没有什么办法治疗。葛洪想到古代有以毒攻毒的办法。例如我国最古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里就说，治病要用“毒”药，没有“毒”性治不了病。葛洪想，疯狗咬人，一定是狗嘴里有毒物，从伤口侵入人体，使人中了毒。能不能用疯狗身上的毒物来治这种病呢？他把疯狗捕来杀死，取出脑子，敷在 犬病人的伤口上。果然有的人没有再发病，有人虽然发了病，也比较轻些。(发病轻应该是古人知识不足造成的误解,狂犬病一旦发作死亡率100%,不管轻重都无差异)葛洪用的方法是有科学道理的，含有免疫的思想萌芽。大家知道，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注射脑炎疫苗可以预防脑炎，注射破伤风细菌的毒素可以治疗破伤风。这些方法都是近代免疫学的研究成果。“免疫”就是免于得传染病。细菌和病毒等侵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本来有排斥和消灭它们的能力，所以不一定就发病，只有在身体的抵抗力差的时候，细菌和病毒等才能使人发病。免疫的方法就是设法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使人免于发病。注射预防针，就是一种免疫的方法 （现代免疫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注射预防针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葛洪对狂犬病能采取预防措施，可以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欧洲的免疫学是从法国的巴斯德开始的。他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疯狗病，把病兔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用来预防和治疗疯狗病，原理与葛洪的基本上相似。巴斯德的工作方法当然比较科学，但是比葛洪晚了1000多年。
        在世界医学历史上，葛洪还第一次记载了两种传染病，一种是天花，一种叫恙虫病。葛洪在 《肘后备急方》里写道：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起一个个的疱疮，起初是些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疱，很容易碰破。如果不好好治疗，疱疮一边长一边溃烂，人还要发高烧，十个有九个治不好，就算侥幸治好了，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的小瘢。小瘢初起发黑，一年以后才变得和皮肤一样颜色。葛洪描写的这种奇怪的流行病，正是后来所说的天花。西方的医学家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是阿拉伯的医生雷撒斯，其实葛洪生活的时代，比雷撒斯要早500多年。
        葛洪把恙虫病叫做“沙虱毒”。现已弄清楚，沙虱毒的病原体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叫“立克次氏体”。有一种小虫叫沙虱，螫人吸血的时候就把这种病原体注入人的身体内，使人得病发热。沙虱生长在南方，据调查，我国只有广东、福建一带有恙虫病流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葛洪是通过艰苦的实践，才得到关于这种病的知识的。原来他酷爱炼丹，在广东的罗浮山里住了很久。这一带的深山草地里就有沙虱。沙虱比小米粒还小，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葛洪不但发现了沙虱，还知道它是传染疾病的媒介。他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的记载，要早1500多年。
        据载， 葛洪还撰有《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 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救卒》三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眄 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 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举凡名医，必有一段艰难的求学历程，以其超人的毅力去探索和学习。葛洪的一生可谓精彩，而且颇具传奇色彩，他的聪慧睿智帮助他开拓了医学上的新领域，在临床急症医学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葛洪一生著作宏富，自谓有《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 《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 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 惟多亡佚，《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其著作十三种。
化学

        他是早期的化学家。葛洪为什么喜欢炼丹呢？在封建社会里，贵族官僚为了永远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妄想长生不老。有些人就想炼制出“仙丹”来，满足他们的奢欲，于是形成了一种炼丹术。炼丹的人把一些矿物放在密封的鼎里，用火来烧炼。矿物在高温高压下就会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出新的物质来。长生不老的仙丹是剥削阶级的幻想，当然是炼不出来的。但是在炼丹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这就成了现代化学的先声。炼丹术在我国发展得比较早，葛洪也是一个炼丹家。
        当时，葛洪炼制出来的药物有密陀僧（氧化铅）、三仙丹（氧化汞）等，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
        葛洪在炼制水银的过程中，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他指出，对丹砂（硫化汞）加热，可以炼出水银，而水银和硫磺化合，又能变成丹砂。他还指出，用四氧化三铅可以炼得铅，铅也能炼成四氧化三铅。在葛洪的著作中，还记载了雌黄 （三硫化二砷）和雄黄（五硫化二砷）加热后升华，直接成为结晶的现象。
        此外，葛洪还提出了不少治疗疾病的简单药物和方剂，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特效药。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铜青（碳酸铜）治疗皮肤病，雄黄、艾叶可以消毒，密陀僧可以防腐等等。这些记载，对治疗关节炎有一定效果。雄黄中所含的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毒虫很怕它，所以我国民间在五月节前后烧燃艾叶驱虫。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所以能治皮肤病。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所以用来做防腐剂。科学与宗教之间时常并非严格对立（聂文涛语）。作为一个道士，葛洪早在15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药物的效用，在医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炼丹之处

罗浮山

        位于广东惠州的罗浮山，是葛洪最主要的炼丹之地，也是葛洪成仙之地。陈泽泓等指出，“葛洪在罗浮山的十三年，是他一生中最有成就的十三年”。期间著有《抱朴子》、《金匮药方》、《时后备急方》等医学、化学方面的论著，并完善了道教理论体系。 “炼丹术”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在医学方面。李约瑟认为，“整个医药化学源于中国”。而葛洪，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位列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医学家之一。而他最有代表性的一些发现，多是在广东做出。
        葛洪研究中草药的遗迹在罗浮山保留不少，如观源洞的药院，传说是他洗药小憩之所，还有洗药池、药槽、药臼等据说和他有关的遗存，甚至罗浮山一带的红翠鸟，也有别名为“捣药禽”。他在《抱朴子》的《仙药篇》中，记载了众多中草药的别名、生长环境、特征、性能和用法等，使之成为一份中国早期的药物学论著。他还整理民间验方、秘方，写成一本便携式小册子《肘后备急方》，大受欢迎。在这本书中他强调药物不在贵而在疗效，在很好地治病救人的同时还要让穷苦人也能用得起，堪称公众医疗服务的典范。
葛公镇

        “葛公”是后人对东晋著名的道教理论家、医学家、文学家葛洪的尊称。葛洪自幼喜好神仙导养之法、跟葛玄的弟子郑隐学炼丹术。司马睿任丞相时，葛为属官，后任咨议、将军等职。后又因镇压石冰领导 的农民起义，赐爵关内侯。南海太守鲍方很看重他，把女儿嫁给他，又把自己的学问也传授 给他。后来他辞官不做，遍游名山，想通过炼丹得到长寿。据《至德县志》记载：“晋朝丹阳人葛洪，尝炼丹于留山”。因此留山上过去有葛仙庙、观音阁、清和庵、炼丹池、鹿迹石 。有诗曰：“策杖寻幽尝，声闻水未钟，山深黄鸟乱，径转白云封。过涧流泉岭，穿林峭壁 空。老僧忻共语，榄外日高春”。“抱朴人何处，灵山迹俨然。鹿知飞白日，石解炼丹田， 挂杖层严仄，临池一径偏。间看云去住，无外数峰悬”。“丹阳令尹古神仙，骑鹿朝天事惘 然。我欲登云祈室决，遍地膏泽满周田”。葛洪在留山炼了一段时间丹，又要到别处寻山炼丹，众人都极力挽留他，可他还是执意走了，此山因此名留山。
葛岸村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
葛岸村民并不姓葛，葛岸之所以名为葛岸，就是源于那个东晋时代善于炼丹的道家人物葛洪，传说他在罗浮山和南海丹灶先后炼丹，有两次到葛岸为老百姓治病。
　　葛洪来葛岸，是因为村子历史上曾两次发生“恙虫病”（即“沙虱毒”），对这些病当地医生束手无策，村里先后到罗浮山请葛洪来村子给人治病，村民因得葛洪救治全部安然无恙。
　　据说葛洪很喜欢葛岸这个地方，葛岸人也准备为葛洪在葛岸常驻建了炼丹灶，挖了炼丹井，但是因为村子里有人对葛洪炼丹的动机有些闲言，有些话传到了葛洪的耳里，葛洪是道家，讲究的是和谐，听到这些声音，为了不引起误会，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决定离开。葛洪走后，村民发现，他从葛岸到罗浮山留下三个脚印，一个在葛岸村北堤围，一个在西樵山下，另一个就在罗浮山上。———原来葛洪不但是医生，爱好炼丹，他还是一位神仙！
　　村民惊诧之余，为了表示葛洪的敬意和歉意，决定凑钱修建一座纪念葛洪的牌坊———“葛仙道岸”，葛岸村也因此得名。葛仙祠前的一块壁墙上，镶嵌的石碑上有“葛仙道岸”四个字，虽然经历岁月风雨，仍然清晰可见。据证，这是公元996年葛岸村建村时候的石刻，它已经成为“葛仙宝殿”来历的历史见证物。而葛仙祠前边的葛洪石雕，虽然是现代石刻，但是形象栩栩如生。葛洪手持葫芦，眼看前方，一副悬壶济世的表情。
　　“为了纪念葛洪，葛岸村每年农历三月廿四还举办巡游活动，缅怀历史，启迪后人。葛岸村最近一次巡游就是去三月二十四日，巡游结束后，全村筵开1804席，款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两万名葛岸宗亲和众多海外乡亲。”葛岸民俗巡游祈求“平安、健康、幸福”的主旨，实际是今天很多农村的“共同记忆”，在顺德，不少村子每年都有像葛岸村这样的巡游，尽管他们纪念的人物不同，但是共同的理念是“平安、健康、幸福”。
西葛丹、东葛丹村（河北省井陉县南欲镇）
        传说有一个叫葛仙公的人来着太行山深处炼丹，至今在山里留有葛仙公的塑像。村的名字由此命名为葛丹，而东、西是相对方位来说的，至今村里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
史籍记载

《晋书?卷七十二》：
        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祖系，吴大鸿胪。父悌，吴平后入晋，为邵陵太守。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摴蒱齿名。为人木讷，不好荣利，闭门却扫，未尝交游。于余杭山见何幼道、郭文举，目击而已，各无所言。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练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赡。
太安中，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与周?等起兵讨之，秘檄洪为将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迁伏波将军。冰平，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
        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乃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镇檄命一无所就。后还乡里，礼辟皆不赴。元帝为丞相，辟为掾。以平贼功，赐爵关内侯。咸和初，司徒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练丹以祈遐寿，闻交阯出丹，求为句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岳表补东官太守，又辞不就。岳乃以洪兄子望为记室参军。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其自序曰：
        洪体乏进趣之才，偶好无为之业。假令奋翅则能陵厉玄霄，骋足则能追风蹑景，犹欲戢劲翮于于鹪鷃之群，藏逸迹于跛驴之伍，岂况大块禀我以寻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驽之蹇足？自卜者审，不能者止，又岂敢力苍蝇而慕冲天之举，策跛鳖而追飞兔之轨；饰嫫母之笃陋，求媒阳之美谈；推沙砾之贱质，索千金于和肆哉！夫僬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踪，近才所以踬碍也；要离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势，秦人所以断筋也。是以望绝于荣华之途，而志安乎穷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荜有藻棁之乐也。故权贵之家，虽咫尺弗从也；知道之士，虽艰远必造也。考览奇书，既不少矣，率多隐语，难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寻究，自非笃勤不能悉见也。
        道士弘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至于时有好事者，欲有所修为，仓卒不知所从，而意之所疑又无足谘。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悱愤之徒省之可以思过半矣。岂谓暗塞必能穷微畅远乎，聊论其所先觉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将谤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余驳难通释，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虽不足藏诸名山，且欲缄之金匮，以示识者。
        自号抱朴子，因以名书。其余所著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
        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后忽与岳疏云：「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岳得疏，狼狈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岳至，遂不及见。时年八十一。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
人物轶事

苦学

【原文】葛洪苦学：葛洪，丹阳人，贫无童仆，篱落(篱笆)不修，常披(分开)榛(杂乱的草木)出门，排(推开)草入室。屡(多次)遭火，典籍(古代重要著作)尽，乃(便)负（背着）笈(书箱)徒步，不顾千里，借书抄写，卖薪(柴草)买纸，然(同“燃”)火披览(翻阅)。
【译文】葛洪，丹阳人，家中贫穷请不起仆人，家里的篱笆坏得不像样也不修理，常常需要拨开杂乱的草木出门，又推开杂草进屋。家中数次失火，收藏的典籍都被焚毁了，他就背起书篓步行，到别人家抄书，他卖木柴买纸，借火光读书。
【注释】：
葛洪：东晋人，研究炼丹术，似今之化学家
炼丹
炼丹
丹阳：古地名，今江苏丹阳市。
篱落：篱笆。
排：推开
负：背
披：（1）用手分开（为本文中“披榛出门”的“披”释意）。
（2）翻阅（为本文中“披览”的“披”释义）。
榛：杂乱的草木。
典籍：古典文献著作。
笈：书箱。
然：同“燃”，燃烧。
薪：柴草。
披览：翻阅。
修：修理
藏书

        他在炼丹的同时，还收藏和披阅了万卷图书，于永兴二年（305）只身去洛阳地方搜求异书，希图能有所收获。途中恰遇八王之乱，无奈只好周旋于豫、荆、襄、江、广数州之间。所撰《西京杂记》中，首次提到了版本学名词“巾箱本”。史籍记载其“径指洛阳，广寻异书”。《抱朴子·内篇·遐览》中记载了道家书670卷，符书500余卷，共计260余种。著述计有220卷，主要有《抱朴子》、《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和《西京杂记》等。

人物评价

        葛洪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领袖，内擅丹道，外习医术，研精道儒，学贯百家，思想渊深，著作弘富。他不仅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而且学兼内外，于治术、医学、音乐、文学等方面亦多成就。《抱朴子》为其主要著作，他对文章及美学的论述就散布其中，虽然比较零散，但其价值还是不容忽视的。
一、文章微妙，德行为粗
        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文学及文章的地位是低下的。在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影响下，与政治有关的王道治术被放在优先的地位，文章只是雕虫小技，微末之道。在道德优先的儒家伦理主义思想影响下，德行为本，文学为末，立德重于立言。在文质关系中，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坚持朴素的本质优先论，文饰不可先于本质。在道学与文学关系中，文以载道是普遍的意识，言以尽意，文以载道，文章只是工具而已，道学才是目的。这种传统观念至今还是一种主导意识，包括许多文人都自觉不自觉的遵守这一原则，致使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贬低和扭曲，也使作品的文学价值得不到保证。而葛洪则意识到了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一声呐喊，将这笼罩千载的黑幕划破了一个裂口，使人们看到了一丝真正的文学的闪光。
        汉代风气，重经术而轻文艺，至曹魏之世，此风始破，曹氏父子，兼擅文学，雅重诗赋，曹丕更著《典论·论文》，从理论上为文学张目，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开文学的自觉时代之先河。
        儒家传统，重视三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曹丕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是将立言著文与立功建业并重，这对于以诗赋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抬高了文学的地位，但是同文章于事功，对于提高文章自身的艺术价值意义不大，仍有以文学为政治之工具的嫌疑，何况他尚未脱儒者之旧习，还是认为立德重于方言。
        真正意识到文章自身的价值，将之与德行并重，自晋葛洪始。
        葛洪在《抱朴子·尚博》中对流行的轻视文学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有人认为文章著述不过是骋辞耀藻而已，于事无补，不如德行这样的不言之教重要，因此圣门四科，德行第一，文学其末，故德行为源，文章为流，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缀文著纸为糟粕余事，不足为道。葛洪则指出：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
        以文章为精，以德行为粗，这一主张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葛洪的这一观点并非故作大言，哗众取宠，而是有其根据的。德行虽然也属于精神范围，但其高下主要在道德实践之中体现出来，因此属于有事，容易判断，而且虽然人对道德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是在道德标准方面相对来说还是容易达成共识的，因此优劣易见。文章尽管在内容上表达的也是现实事物，但在形式上纯粹属于精神领域，相对于德行而言，文章的不确定性确实更为突出，其体微妙，难于定规，而且由于众口难调，在审美方面的主观性又使文章高下的标准更加难于统一，因此很难判定一篇文章的艺术价值到底有多大。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容易见到，一部作品有人将之捧上天，也有人将其贬入地，往往发表见解的人都是名家，使人一时不知去就。
        葛洪还对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的说法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文章之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还特意追溯文章的原本意义 ，将上天垂象、鹰负八卦 、龟背六甲、虎炳豹蔚等自然之文与唐尧虞舜之尊称、文王周公之谥号、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与圣人有关的人事之文结合起来，说明文与文章的重要性。他认为文之所在，虽贱犹贵，文饰能够提高事物的价值。这种将文章与天道自然联系起来的思想至齐梁而大盛，梁简文帝萧纲、刘勰等人皆发扬其说，使文的价值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葛洪的这一思想非常重要。文饰与本质的关系问题也是儒道两家长期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道家强调保持先天的素朴的本质，全真保性，自然自足，反对外在的雕饰，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聋，有机物必有机心，外在的文明只能伤身害性，对人没有任何好处。而儒家则强调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认为礼乐教化和伦常分际相对于原始的浑沌状态是一种提高，人只能且只应作为一种家庭和社会的人存在，担负起的自己依照某种社会角色所应当承担的职责，人只能在社会关系中存在，相互往来和相互交换都是必要的、合理的，反对道家那种逃避社会、离群索居、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孔子对此持中庸的态度，他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主张文和质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不以质害文，也不以文害质，将先天的美质与后天的文饰结合起来。
        葛洪学兼道儒，在修身养性方面，他主张依照道家的原则，见素抱朴，不为物役，天真自然，不事雕饰，而在经世治国方面，他又赞同儒家的方式，重视教化，抬高文学，认为虎豹之皮胜过犬羊之皮，文饰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合理的、进步的、有宜的。
    葛洪认为，如果只是保持先天的本性，完全不要文化和文饰，则人类就会和动物没什么两样，人类文明就无从产生。他在《诘鲍》篇中集中表达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对鲍敬言好古非今、重自然而轻人伦、尚混同而贬分殊的思想进行了有力地批判。他指出：子若以混冥为美乎，则乾坤不易分矣；若以无名为高乎，则八卦不当画矣。岂造化有谬，而太昊之暗哉！葛洪其实并非为君主专制辩护，他攻击鲍敬言也不在其无君之论，而是攻击其反对社会进步、主张复古倒退，推崇自然浑沌、敌视人类文明的错误思想，他是为人类文明辩护，为社会秩序辩护。
        正是由于葛洪主张文胜于质，他与那种厚古薄今、尚质朴而轻文饰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认为今文之金玉，胜于古书之质朴，今日之雕饰，胜过古时之醇素。厚古薄今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弊端，道家重先天之自然，轻后世之文饰，故厚古而薄今，儒家推崇敬天法祖，重视长幼之节，故亦厚古而薄今。葛洪力辟此风，非但为后世的文风华丽张目，亦是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喝彩。
        在文胜于质的思想引导下，葛洪又对传统的本末观念指出了质疑，大胆提出了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尚博》）的新观点。中国传统意识习惯于将对待的两方分为一主一从，而不惯于使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即便是自然的存在，也非要搞出一个上下尊卑不可，譬如天尊地卑等等。而本末这对范畴本身便是不平等的，重本轻末是自然的观念，以本末而论古今，自然以古为本，以今为末，厚古薄今亦属当然，以本末而论文质，自然以质为本，以文为末，重质轻文亦不为怪。葛洪则对本末的尊卑意义提出了挑战，认为重本轻末、扶本抑末未必足取。他指出，本末只有先后之分，并无尊卑之别，譬如锦绣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云雨生于肤寸，江河始于咫尺。在这里，葛洪不仅反对本末尊卑论，还暗示末胜于本，雏凤清于老凤声，因为锦绣之华丽胜过素地之质朴，珍珠之贵重过于水中之蚌母，美玉之价值远逾山间之石璞，江河之滥觞怎比下游之行橹！因此葛洪提出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余事也，以文章为德行之弟，颇有意趣，正说明即便二者有先后之分，也是基本上平等的，有如兄弟。
        总之，葛洪批判了传统的对于文章的偏见，将文章提至与德行平等的地位。他认为，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循本》）将二者并称为修身之本。这对于崇德轻文的传统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二、判微析理，斟酌前言
        葛洪不仅力求提高文学与文章的地位，还对文章的选材和创作方法颇有独见，他在《辞义》篇中集中表达了这些观点。
        当时流行一种自然主义的观念，以为乾坤方圆，非规矩之功；三辰 景，非莹磨之力；春华粲焕，非渐染之采； 蕙芬馥，非容气所假，万物皆以自然为美，因此至真贵乎天然，文章也不外乎此道，亦应浑然天成，不假雕饰，随意挥洒，不滞于物，因此判断文章优劣的标准也是义以罕觌为异，辞以不常为美。这种文学观念要求自然自成，不假外物，其风格也自然是标新立异，不与人同。
        葛洪对这一观念不全赞同，他认为文章须有为而发，不能凭空而至，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难见其实。文章离不开文人的构思与选材，不可能象日月星辰那样自然而生，水至清则无鱼，片面强调自然和空灵就无法写出文章。文章离不开材料，不能是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否则就是无米之炊，巧妇难为。
        葛洪认为，构成文章的材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判微析理，二是斟酌前言。文章须有待而成，所谓言出有据，这种根据不是自天而降，而是源于作者对外物的观察与思考，即所谓判微析理。文章有感而发，没有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真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就无从见其幽微、知其玄奥，如此则写出的文章不是空洞无物，便是人云亦云，缺乏见地和新意。葛洪的这一观点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精神。
        文章的取材除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之外，还须借助于前人的言论和文章，即所谓斟酌前言。葛洪认为，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借鉴和取资这些财富对于创作文章是十分必要的，那种片面追求个人见解、害怕借鉴他人会丧失自己的风格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人再聪明，也不可能一生下来就会遣词造句，学习和借鉴前人是完全必要的，个人风格的形成也离不开吸收和汲引前人的特点，创新只能建立在创造性地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一味的求新、单纯的独见恐怕就会落入怪异一途，不可能使人产生新鲜感。
        在文章的选材方面也能体现出作者的才思和风格，尽管任何文章都离不开对已有语言的利用和对前人之说的借鉴，这些因素对于后人表面上是同等的，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利用，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有效地发掘前人留下的财富，梓豫山积，非班匠不能成机巧；众书无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慧眼识真金，妙手著文章，只有英逸之才才能很好地采集和利用材料，从而写出绝世华章。
        即便是同样的材料，也未必产生出同样的文章。正如总章无常曲，火庖无定味，个人的风格总是会体现出来，完全相同的材料让不同的厨师来做也会有不同的味道。因为主宾的选择、前后的步骤不同，文章的清浊妍蚩也就不同。因此正如一个高明的厨师善于用最简单的材料做出令人称奇的美味一样，一个真正出色的作家贵在用简明平实的语言写出绝妙的文章。那种认为只有覆盖千里的寻木才能用于建筑大厦、只有用人所罕知的鬼神之言才能著成文章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
三、文贵丰赡，不拘一格
        葛洪认为，文章的风格和作者的才思不同，不能强求一律。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辞义》）就是说色与味不一，而其甘美则无异。他还在《广譬》中指出：色不均而皆艳，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并芳，味不等而悉美。更加明确地阐发了这一思想。他承认美是多元的，文章的艺术风格不同，但其艺术价值无别，所谓春华秋月，各擅胜场，姹紫嫣红，皆领风骚，即此类也。
        美是多元的，声色香味不同，只是表明其各有特性，而其美均等，没有高下阶级之分。这一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因为中国传统意识太习惯于把事物分出一个三六九等了，即便是无情无识的天地自然，也非要搞出一套主从尊卑的体系，几乎不知平等为何物，对于性异而位同更是感到不可理解，只要有差分，便马上想到是地位的不同，根本想不到在同一个地平线上生长着无数个品性各异的众生。
        中国文化尚和而不尚同，所谓和，是指不同的事物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即群色会而兖藻丽，众音杂而韶 和也（《尚博》）。尽管也强调众殊，但落脚点还是合一，一为主，多为从，以多始，以一终。强调的不是众殊之间的平等的关系，而是它们共同的归属，因此仍未摆脱尊卑主从的模式。
        尽管葛洪的这一思想只限于美学领域，且未得到展开，但其意义还是很大的。因为它展示了多元存在与平等意识，对于习惯于唯一至尊和主从关系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美是多元的，与此相应的美的标准和审美也应当是多元的，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在欣赏和品评文章时也应当考虑到文章的风格的多样性，不能用单一的标准或者纯粹根据个人的爱好来随便下定论。葛洪指出，浅近之人，习惯于爱同憎异，对合乎己意的则以之为贵，对与己异趣的则以之为贱，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标准并非是唯一合理的标准，不承认艺术的多样性。这样就无法对文章的艺术价值做出正确的客观的评价。
        葛洪指出了评论文章的难度，以为文章之体，尤难祥赏（《辞义》）。这一方面是因为艺术本身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审美者各自的情趣和审美能力不同，很难得到一个完全客观的公允的评价。如果只是以审美者个人的趣味为标准，以入耳为佳，适心为快（《辞义》），那么那种需要很高的欣赏水平的九成之韶乐、风流之雅颂恐怕一般的人就难知其妙了。因此浅近之人，只知盐梅之咸酸，不解大羹之妙味，唯见飘荡之细巧，不明深沉之远致。审美者的个人情趣和爱好在审美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个人爱好又是很难统一的，这使审美活动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葛洪指出：观听殊好，爱憎难同。（《广譬》）人的审美情趣千姿百态，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体现了审美者的个性，不可一概而论。譬如人皆爱好红颜丽色，而黄帝却逑笃丑之嫫母，陈候偏怜可憎之敦洽。人莫不爱好音乐，而汉顺帝喜听山鸟之鸣，以为远胜丝竹之响，魏明帝乐闻椎凿之声，不爱金石之和。非但人的审美情趣有别，人的欣赏能力也是不同的。夫聩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郑，瞽者不可责之以别丹漆（《守 》），对于缺乏审美能力的人，即便是南威西施立其前，也会视而不见；黄钟大吕鸣其测，也会听而不闻。而审美能力的高低往往与人的审美情趣的高下相联系，惯听桑间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声的人无法领略六茎九成之和音、阳春白雪之雅韵。
        不仅欣赏者的情趣各异，能力不一，作者的才思和风格也是多种多样，参差不齐。有的浩阔而不够渊深，有的深邃却又狭隘，有的思路清楚而言辞钝拙，有的不合事理而文句工巧。这些都是各有长处的偏才，不是兼擅诸长的通才。著述文章必须根据自己的才思行事，避其短而用其长，不可强求，如果梗短汲深，力小负重，非要在自己不擅长的方面逞能，只能是自取其辱。
        同著文章，而高下有别。葛洪指出：若夫翰迹韵 略之宏促，属辞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蕴藉汲引之深浅，其悬绝也，虽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辽邈；其相倾也，虽三光 耀，不足以方其巨细；龙渊铅铤，未足譬其锐钝，鸿羽积金，未足比其轻重。（《尚博》）说明人的文才相差很大，直致有天壤之别。英逸之士，才高思远，探赜索隐，虽天地玄黄，无以拘其心，珠玉满斛，无以比其言，非寻常舞文弄墨之人所能比，正如厩马千匹，骐骥有超群之价，美人无数，威施有绝世之容一样。不能忽视这种差别，将能挥毫染纸的人都视为一例。
        文章本身高下不一，风格多样，而评赏者又好恶不同，修养各异，这样就使文学欣赏和评论的难度大大提高。文章的价值固然要通过文学欣赏和评论体现出来，但是由于读者和评论家本身的水平和情趣不同，这种体现未必能够做到完全和准确。众口所誉者，未必果佳；举世皆非者，未必实恶。文章本身的艺术价值不会因为审美者的品评而增减，和氏之玉，不以是否见知而改其质；箫韶九成，岂因俗士掩耳而易其和。而爱同憎异、贵古贱今、以己度人、以浅量深又是文学欣赏和评论中的通病，因此真正的好文章往往得不到时人的好评。因此文学评论尽管重要，但也未必是文章价值的真实反映，得到好评固然可喜，未获美誉也未必可悲。葛洪提出文贵丰赡（《辞义》）的观点，认为文无定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者识其深，低者见其浅，毁誉交加，亦无足怪，没有必要追求众口一辞，人皆称美，这与其美是多元的理论是相应的。
四、文贵刺过，粉饰无益
        葛洪出入道儒，学兼内外，其思想是复杂而又矛盾的，他一方面期于丘园，逍遥高蹈，想做一个远离尘世的隐士，一方面又未免邦家之思，不忍独善其身，忧国忧民之热情溢于言表，表现在文学思想上，他一方面高扬文章的艺术价值，为魏晋以来的华丽文风辩护，一方面又反对不顾社会现实，不见民间疾苦，一味地香艳，粉饰太平，谄媚当路。他认为，文章形式的美尽管重要，但若徒具衣冠，言不由衷，缺乏济世救国之大志，不具赈贫扶弱之热情，这种美虽美无益，只能是一种苍白的病态的美。
        葛洪指出，文章不能治风俗之流遁，世途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赈贫者之乏，何异春花不为肴粮之用， 蕙不救冰寒之急！（《辞义》）在这里，他似乎又回到了诗言志的立场上，春花本来就不做肴粮之用，蕙兰本性非是御寒解冻，然而春花之艳丽，蕙兰之清芬，不让肴粮之解饥，衣裳之蔽体，美的价值不在其功利。这种实用胜于审美的思想体现了葛洪美学思想的复杂性，这种观点并非是他一时的看法，而是他一向坚持的观念，如他又在《应嘲》篇中指出，夫制器者珍于周急，而不以采饰外形为善；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还言墨子刻木鸡以厉天，不如三寸之车辖；管青铸骐骥于金象，不如驽马之周用，同时对庄子、公孙龙的大而无当、奇而无益进行了批评。
        葛洪的这一思想只不过是传统的功利主义精神的再现，这种意识阻碍了艺术和科学的发展，限制了人的思想自由，是一种狭隘而又庸俗的实用主义，它使人被约束在现实的物质土壤上，正如一个被一根绳子拴着的小鸟一样，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中享受有限的自由，永远透见不到真正的理想之光，永远看不到自由精神的倩影。这种意识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一群目光短浅、思想狭隘，只会循规蹈矩、因循守旧、缺乏进取心和创造精神的实实在在的庸人，这也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最大弱点和如今落后于人的重要原因。
        既然这种功利主义精神有如许之多的弊端，那么为什么葛洪和那么多的思想家还一致加以支持呢？这是由于饥不择食、寒不择衣的严酷现实的逼迫，由于物不足用、生民多艰的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双重压力。作为一个重视现实、忧国忧民的思想家，不能不先解燃眉之急，先考虑功利和用度。
        因此葛洪主张文章要立足现实，有益于世，并且将此作为衡量文章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以为敢于揭露现实的弊端、不昧着良心粉饰太平的才是好文章，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也。（《辞义》）。
        正视现实不仅是一种创作态度，更体现了作者的勇气和良心。面对黑暗的社会、残酷的现实、暴虐的统治、专制的制度，面对风俗之流变、道德之沦丧、世事之颠倒、文化之颓废，面对生灵之涂炭、山河之破碎、豺狼之当道、彝伦之倾坠，一个有良知的文人是不会置之不理的，更不会同流合污，为虎作伥，尽管大胆揭露会给自己带来麻烦，附炎趋势能够分一杯羹。
        任何独裁者都不喜欢听到直言实话，对此必然会不遗余力地予以压制，葛洪内心是非常清楚的，但在有人提出他的言苦辞直足以激怒统治者，不如扬声发誉见贵于时之时，葛洪回答道：夫制器者珍于周急，而不以采饰外形为善；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若徒阿顺谄谀，虚美隐恶，岂所匡失弼违，醒迷补过者乎！虑寡和而废白雪之音，嫌难售而贱连城之价，余无取焉。非不能属华艳以取悦，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违情曲笔，错滥真伪，欲令心口相契，顾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后也。（《应嘲》）他认为，君子著书立言，应当式整雷同之倾邪，磋砻流遁之暗秽（《应嘲》），反对徒饰弄华藻，张磔迂阔，属难验无益之辞，治靡丽虚言之美（《应嘲》）。
        葛洪的这种敢于揭露现实、直言无讳，为此不计个人的得失安危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它体现了文人的良心和节操，也是文章的灵魂和风骨。那种阿顺谄谀，虚美隐恶的御用文人，粉饰太平、不顾现实的无节墨客，应为之羞。
        葛洪对为文之道的论述是全面的，除上述诸条之外，他还指出了作者易犯的毛病。一是缺乏自知之明，本为偏才，却不知扬长避短，强欲兼之，非要自暴其短，逞强好胜，故不免贻笑大方。二是才高文烦，广譬博喻，欲舍不能，故散珠碎玉，不成条贯，美人丰肌，难入楚宫，陆机才多之患，即此类也。三是思浅言工，文多质少，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皮肤鲜润，骨骼迥弱，华而不实，言不由衷。葛洪认为，真正的美文华章应当出自兼通之才，其人应博学多识，天文物理，无所不解，王道人事，无所不知，内外兼通，故能文质相应，外并日月星辰之高丽，内蕴大海玄渊之深妙，如此立言，方不负经国之大事，如此为人，自然身贱而名贵，千载而弥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