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 原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楚国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籍沛郡丰县（今江苏丰县），先祖为丰县刘邦异母弟刘交。刘向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其散文主要是秦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

人物简介

        刘向是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汉宣帝时，为谏大夫。汉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
        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榖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等书，其著作《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山海经》系其与其子刘歆共同编订。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人物年表

地节四年（前66年）任辇郎
神爵二年（前60年）既冠，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
建平四年（前58年）任谏大夫
甘露三年（前51年）任郎中给事黄门
甘露三年（前51年）任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初元元年（前48年）元帝初即位，以宗室忠直，明经有行，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任宗正，后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免为庶人。
建始元年（前32年）成帝即位，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
阳朔二年（前23年）任中垒校尉，致终，典校工作由其子刘歆续成。
主要著作

新序
        《新序》是一部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历史故事类编，采集舜、禹以至汉代史实，分类编撰而成的一部书，原书三十卷，今存十卷，曾由北宋曾巩校订，记载了相传是宋玉对楚王问的话，列举了楚国流行歌曲《下里巴人》、《阳阿》、《薤露》等，说是“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说苑
        《说苑》，又名《新苑》，共二十卷，按各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遗闻轶事，每类之前列总说：事后加按语。其中以记述诸子言行为主，不少篇章中有关于治国安民、家国兴亡的哲理格言。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以及伦理观念。按类编辑了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夹有作者的议论，借题发挥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
列女传

        《列女传》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行为的书，也有观点认为该书是一部妇女史。作者是西汉的儒家学者刘向，不过也有人认为该书不是刘向所做，因此，现代流行的有的版本作者一处会标注佚名。也有人为认为，现代流传的版本是后人在刘向所做版本之上又增加若干篇得来的。
别录
        《别录》是中国第一部有书名，有解题的综合性的分类目录书，凡二十卷。汉成帝时，刘向受命参与校理宫廷藏书，校完书后写一篇简明的内容提要，后汇编成《别录》。著录图书六百零三家，计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分为六大部类、三十八种，每类之前有类序，每部之后有部序，叙录内容包括：书目篇名，校勘经过，著者生平思想，书名含义，著书原委，书的性质，评论思想，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和书的价值。部序之前、类目之后皆有统计，全书最后还有总计。其子刘歆据此序录删繁就简，编成《七略》。《别录》唐代已佚，今据《汉书·艺文志》可考见其梗概。
战国策
        《战国策》是战国末年和秦汉间人编集的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散文集。最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经过西汉时期刘向整理编辑，始定名为《战国策》。全书共三十三篇，分国别编辑。依次是：西周一篇，东周一篇，秦五篇，齐六篇，楚四篇，赵四篇，魏四篇，韩三篇，燕三篇，宋、卫合一篇，中山一篇。所记史实从东周贞定王十七年（前452年），到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共245年[3] 。
学术观点

提倡诸子学说

        刘向、刘歆父子是在儒学作为经学而一统天下之后，又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的重要人物。
        在对《管子》、《晏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关尹子》、《子华子》以及《战国策》等著作进行了系统整理的基础上，认为它们皆有符合儒家经义的地方。例如 ，刘向说： 《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 ① 荀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 ， 其书比于传记，可以为法 ②。至于道家，刘向则认为 （道家）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兢，合于六经 ③。除此之外，还在《说苑》、《新序》中直接采用并假借诸子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见解，实际上这也是对诸子学的一种肯定。
        刘向、刘歆父子在当时经学独尊的情况下，大力倡导研究诸子之学，对削弱官方学术思想的统治、解放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早年的《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西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
神学观点
        《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这不只是其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这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汉书·五行志》也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尽管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刘向曾经论述的范围内但没有一条的具体论述是跟刘向相同的。
        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力为转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在刘歆的遗文里，就看不到这样的说法了。依《汉书·律历志》所保存下来《三统历谱》的材料来看，历代的兴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顺序，王莽以土德继汉的火德，就应该是当然的。王莽在死到临头时就还这样说：“天生德于予，汉兵有如予何！”
        当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