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 是以圣人披褐而怀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老子他自己说，我上面所讲的理论平凡得很，非常容易懂，也容易做到；可是事实上，天下没有人知道，看了也不懂，也做不到。这几句话等于是先知的预言，老子只写了五千言，而我们已经研究了几千年。古今中外，尤其现在这个时代，讨论研究老子文章的五花八门，究竟哪一个人说的合于老子的本意呢？谁也不知道！

例如，我们在这里研究的老子《道德经》，与多数学者们一样，大半是借题发挥的；是不是老子的本意呢？那就在乎各人自己的修养，自己的智慧，以及自己的造诣与看法了。所以，老子说他的话本来很容易懂，可是天下没有人懂，后世有那么多研究老子的书，这一句话对研究老子的人真是一个很大的幽默。而且老子自己只写了五千字，我们后世到现在为止，关于这五千字的讨论著作，几千万字都有了，那也是很滑稽的一桩事。

这在哲学的理论上，使我们得到一个概念，就是天下的事物最平凡最平淡的，就是最高深的。真正的智慧是非常的平实，因为古今中外的人类都有一个通病，都把平凡看成简单，都以一种好奇的心理自己欺骗自己，认为平凡之中必有了不起的高深东西，以致越走越钻到牛角尖里去了。

我们千万要记住，什么是伟大？什么是高深？最平凡的就是最伟大，最平实的就是最高深，而人生最初的就是最后的。无论多么高的宗教哲学，任何一种思想，最高处就是平淡。所以，我们只要在平淡方面留意，就可以知道最高的真理。老子不过是用一种不同的方法讲出来，所表达的形态较为不同罢了。他只说我的话很容易懂得，也很容易做到，可是天下人反而不知道，也做不到。这不但代表了老子自己的学术思想，也是给古今中外的高明思想做了一个总结论。

“言有宗，事有君”，这两句话老子先提出来，可是与汉末佛教传来翻译的经典大有关系。因为佛教注重因明，就是现在所谓的逻辑。西方的逻辑，本来是从印度因明思想而产生的，共有三支：第一是“宗”，就是讲话有前提有宗旨；第二是“因”，就是申述理由；第三是“喻”，是用比喻说明使人了解。

在表达或思考一件事情时，先要掌握中心——“宗”，然后引申检讨相关的理论—－“因”。比如有同学说，老师我有事找你，这句话不是宗旨，他说我要研究老子《道德经》，这才是一个宗旨。为什么要研究老子？如何研究老子？这是你今天要表达的，这个是“因”。但是，常常是“宗”、“因”都明白了，可是仍旧不太清楚，因为世间的语言不足以表达。不但中文如此，世界上各种语言文字，有时都不足以充分表达一件事物。所以，我们常常感觉，人与人之间很多的误会，就是因为言语文字的缺陷而产生的。

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声音还不够表达意思，还要加上眼神，还要指手画脚，甚至于还要大声吼。如果这样仍不能使人明了所表达的意思，于是高明的人，像庄子、老子，以及各宗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耶稣等，都会再讲些比喻，因为用比喻表达更容易使对方了解。例如说，你这个人蹦蹦跳跳像一只猴子，那就很容易被人懂得，这就是一个比喻，使“宗”、“因”都清楚了。光讲道理“宗”和“因”，没有加上“喻”，不太容易使人清楚所说的道理。

所以世界上善于说比喻的书，就是宗教的经典；佛经也好，道家的经典也好，基督教新旧约全书也好，都属于善于比喻的。而且透过一个故事比喻，使人了解后，骂了人也不得罪人。可是因为这么一骂，连听的人也骂进去了，听者粲然一笑，就了解这个道理了，这就是因明的方法。当时，佛学传入中国，翻译因明的时候，第一个提出“宗”的翻译，就是借用老子这一句话——“言有宗”。

“事有君”，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君，就是主要的中心，有人做了很多事，但自己究竟为什么做这些事，连他自己都莫名其妙；因为他“事无君”，自己的思想没有主宰，只跟着情绪在跑。所以，老子告诉我们“言有宗，事有君”，思想要有宗旨，做事要有中心重点。

老子根据上面这几句话，做一个结论说，我的话是非常平凡，也容易懂，也容易做到，可是天下人反而不懂，反而做不到。这是当时古文写作的方法，也许是当时春秋时代的古文。“言有宗，事有君”是当时的文字，不用联系词与介词。老子是说，大家看了我的东西不懂，他就是不明白，其实我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理论，都包括了“宗”、“因”、“喻”的道理。

下面又转了，说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这句话有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照它本身的文义来说，老子是在骂人，因为人太无知了，太没有智慧了，所以不容易懂我的话，不容易了解我的意思，这也可以说是老子的一句牢骚。

另一方面，这一句话有独立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智慧是“无知”；智慧到了极点，知道无知之体，智慧之体，这才是真智慧。有一本佛学的名著《肇论》，作者僧肇，是南北朝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之一。另一位道生法师亦受鸠摩罗什法师的影响，就是那位“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生公。僧肇法师年轻时跟随鸠摩罗什做翻译工作，后来写了几篇大文章，其中一篇就是《般若无知论》，被誉为佛学最高的研究。这不是工夫，而是真智慧，走上大彻大悟而成佛的真智慧，梵文就是“般若”。真正的般若智慧的体是“无知”。

当时这篇文章震动了学术界，一般认为人人都要求智慧的成就，如果真智慧是“无知”的话，我们在追求“道”之体时，又须以智慧求到“知而不知”，才能够证道。这其中的道理实在太深了，这是般苦智慧“无知”的道理。这一篇文章是用老庄的笔调手法写佛学高深的道理，文字美，哲学理论深。

另有一篇《物不迁论》，在一千多年之前就说到现在物理科学所讲“质能”的变化。一切东西没有变动过，时空也没有变动过，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变动过；就是我们现在坐车从台北到高雄，在《物不迁论》的理论来说，我们没有动过，你还在本位。因为《物不迁论》——宇宙时空固定一个形态，都在周期性地转，虽然我们坐车到了高雄，但是，地球还在转，转来转去始终在空间的本位上。所以，僧肇当时的四篇名论非常震动各界。僧肇除了佛学以外，也受老庄的影响极大，原因就是老子所说的“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如果依文字本身而言，这篇的意思是幽默人的，是讽刺人的。

“知我者希，则我者贵”，真正懂我的少，了解我太多就太贵重了。因为你不了解我，所以我才了不起。说一句笑话，老子这个时候，以普通的眼光来看，似乎有一种阿Q精神，挨了打，心里说，儿子打老子，没关系。事实上，这两句话代表了中国文化另一面的精神，这也就是他在本章的一个结论，“是以圣人被褐怀玉”。他说真正得道的大圣人，外面穿的衣服破烂，内在是无价之宝的玉石；换句话说，你不了解我没有关系，我自己有道，贵不可言。后来“被褐怀玉”这一句话影响很大，广泛被人引用。

汉代以后的道家与道教，甚至于隐士之类，都受这句话的影响。道家一部名著，魏伯阳的《参同契》，在中国文化上被称为千古丹经鼻祖。书中说到自己如何做工夫修道，修炼长生不死，以能成为超凡入圣的神仙。这是修道人必读的一本书，修道的原理与方法都在里面，不过很难读懂。这部书之所以名为《参同契》，是因为修道做工夫的方法都是参合《老子》、《庄于》、《易经》这三本书的原理原则。后来道家称魏伯阳为真人，道教称他为火龙真人。

魏伯阳所著的《参同契》就引用了老子“被褐怀玉”这句话。另外书中有“外示狂夫”这句话，说一个真有道的人必须知道隐蔽自己，不表现自己有道，外表并不一定衣衫褴褛，也许外形疯疯癫癫，看不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虽然外面显示是狂人，被世上的人看不起，可是，真有道的人倒是希望你看不起，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另一面。

我经常说，中国文化左右了几千年的历史，而真正影响几千年历史思想与实际的是道家的文化。天下太平的时候，都是外用儒家的学问；到拨乱反正的时代，都是道家的人物出来。出来的这些道家人物属于哪一类呢？是中国文化从上古都有的一种特殊人物，就是隐士们。隐士是后世的通称，汉代称为“高士”，宋朝叫做“处士”，清朝也叫“处士”，这些隐士们本来是永远不出山的。

所谓隐士，第一都是学问特别好的有道之士，认为人的生命不是究竟，否定世间的一切。第二，没有个人的欲望希求。第三，在某一个时代，他等于西方政治上“不同意票”的一派，始终保留自己的一票不投，也就是对现实不同意。这些人学问好、道德好，可是都跑去当隐土，永远不出来。所以庄子说，这些人“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连皇帝要请他出来做臣子他都不肯，各国的诸侯想与他做朋友也做不到。而这一类的人，却深深影响一个时代的思想。

例如汉代，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商山四皓，虽然没有做到真正道家的“被褐怀玉”，但影响了汉代早期整个的政治决策。又像东汉时的严子陵等也是一样。其实历代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外表上都做到了老子这一句话“被褐怀玉”，甚至于我们民间流行的济公活佛也是如此。济癫和尚当时被许多庙子赶出来，衣裤鞋子都穿不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去吃肉包子喝酒去了。他也是“被褐怀玉”，“外示狂夫”。所以，在表面上，儒家与道家影响了中国文化，但隐士思想的影响更为严重，因为他们的学问都是帝王师的修养。

最近有一位博士班的同学听我讲课以后，拼命搜罗资料，要写一篇隐士思想与中国历代政治关系的论文。我说，希望你三年写成，这个问题是老问题，太不简单了，可是一般人从未注意，还认为是最新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