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黄公伟教授认识已有二十六年。黄教授过去在大陆时，曾有党、政、军、学、新闻事业等许多经历。那时虽然我们还不相识，但他的朋友长官们，有些我都熟识，因此也间接知道黄教授的为人，忠厚笃实，治学甚勤。在最近十余年来，我又和他同列教席，相见的机会比较多，相知也比较更深一层。他除了教书以外，便潜心著作，专志名山事业，求之现在的读书人中，实为不可多得的，值得钦佩。

当我在一九七一年夏天，开始创办《人文世界》杂志的同时，曾经对“二十世纪青少年的思想与心理问题”连续作过十多次专题演讲。我深深觉得要后来的一代，知道如何“拨乱反正”，需要把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影响历史文化变故的学术思想，有系统地告诉他们，这是很重要的工作。我想作，但精力和时间都不许可。同时也感觉到论议古人容易，评述今人未免有许多困难和忌讳。所以一再因循，始终没有着手。有一天，和黄教授一起吃饭，在席上我谈起此事。希望这位涉猎渊博的现代学人，能够担负起这件工作。当时，他慎重考虑之后，总算愿意一试。

到了一九七二年的元月，我又写了一篇《从处变自强说起的另一页》专论，刊载于《人文世界》（见本刊第二卷第二期）。虽然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但身为现代的读书人，有所见而必须要说的，总要坦陈而出。在这以后，有几位同学对我说：“黄老师正在埋首写那一部书，他说，是您出的主意，真害苦了他。搜集资料，删订裁剪，大费心力。也许这是他关门的著作，完成以后，他想再不写书了。”我听了更加肃然起敬。

去年再度与黄教授见面，他对我说：“已经完成此书，虽然有许多困难，不能尽如人意，但总算大体完功了。”并且要我写一篇文章，留作此事因缘的纪念。我虽谫陋，实也难逃其责。后来我想来想去，毕竟才思有限，另外写不出什么道理，只有把这篇旧作交卷，忝附骥尾，以陪衬黄教授宏著。

〔一九七二年，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