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印是秦始皇的玉玺，八个大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玉玺是古代帝王用以署名的印章，玉字的由来是秦始皇以和氏璧制造玉玺，玺为印记之意。其中秦始皇以和氏璧制造的玉玺又名传国玺。秦、汉、魏、西晋、前赵、东晋、宋、南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各朝沿用秦始皇之传国玉玺，上面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和氏璧制造，其中在王莽篡汉时，曾向当时的太皇太后王政君索取传国玉玺，王政君感到非常愤怒，便将玉玺取出摔砸于地，为此传国玺还碎了一角，虽然日后以黄金补上缺角，却仍看的出摔碎的痕迹。传国玉玺是在后唐末帝李从珂自焚之时失踪。在宋朝时，有农民在田地中掘出「传国玉玺」，被宋廷认为是秦始皇所制的那个，但时人有认为其为伪造。后金国夺去此传国玉玺，传至元朝。元亡时被携往北方，明军多次出兵亦无法取回。自此明、清两朝即大量制作玉玺以减轻传国玉玺的重要性。

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获得和氏璧，秦始皇将其琢为传国玉玺，命李斯丞相在和氏璧上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虫鸟篆字，由玉工孙寿刻到上面。秦二世死后，由子婴把传世玉玺献给汉高祖刘邦，授为「汉传国玉玺」，但此时，玺上的文字却记为「受命于天，既寿且康」(见《应氏汉官》、《皇甫世纪》)。王莽篡权后，向孝元皇太后逼索玉玺，皇太后大怒，把国玺狠狠砸在地上，摔崩了一个角，王莽让人用黄金镶补，尽管手艺精巧，但宝玺终究留下缺角之痕。

东汉末年各路诸侯讨伐董卓时，爆发董卓讨伐战，率先攻入洛阳城的是孙坚。在《吴书》及《山阳公载记》有记载孙坚在入洛阳后，于南甄官井里找到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玉玺，更私自收藏起来，后来袁术劫持孙策母亲，夺取了玉玺。不过，史学家裴松之引用了《江表传》案《汉献帝起居注》、《虞喜志林》，指出当时汉室有六个玉玺，分别是「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但汉献帝由河上归还宫殿时，六个玉玺仍然在宫殿，没有外流。

另一方面，裴松之指出「汉传国玉玺」中刻为「受命于天，既寿且康」，但《吴书》却写成「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又《三国志袁术传》没有记载袁术拥有传国玉玺，所以玉玺一直都是在孙家，但到了东吴向西晋投降时，却只有献上金玺，而没有玉制。所以裴松之不同意这说法，而陈寿、司马光亦不将此记入《三国志》及《资治通鑑》中。但无论如何，传国玉玺的确在汉室手中，最后传给曹魏。之后玉玺经过西晋、前赵、东晋、宋、南齐、梁、北齐、周、隋，传到唐朝，至五代十国时失去踪影。

有关玉玺的失踪之说，现时有三种说法：

1.后唐末帝李从珂自焚之时，玉玺便失踪。

2.公元946年后晋出帝被辽太宗捕获之时丢失。

3.传国玺是在元顺帝手上再度失踪的，元朝皇室曾有玉玺之记录。明军攻入元大都，「俘获诸王子6人，玉玺两枚，元成宗玉玺一枚，元朝共11个皇帝，其它皇帝玉玺均没有缴获。」 据《二十五史纲鉴》载：公元1370年5月，明军横扫漠北直捣应昌之时，缴获元顺帝出逃所带到漠北的一批珠宝。其中既没有元朝的诸帝之玉玺，又没有传国玺。由于传国玺的下落不明，明、清两朝均没有传国玺。是故明朝开国时，明太祖朱元璋有三件憾事，其中首件就是「少传国之玺」。

明末辽东女真多尔衮出兵蒙古林丹汗部，粟玉太后持此玉玺出迎并投降，次年皇太极据此登极，但该玉玺的真伪长期为人质疑。

“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为秦以后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乃奉秦始皇之命所镌。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之信物。嗣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由此便促使欲谋大宝之辈你争我夺，致使该传国玉玺屡易其主，辗转于神州赤县凡二千余年。然终于销声匿迹，至今杳无踪影，辄令人扼腕歎息。

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乃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自慰。后周太祖郭威时，遍索传国玺不得，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至北宋末年，徽宗好风雅，增刻印玺十方，时人有划蛇添足之讥，其实徽宗似有淡化传国玺地位之深意在其中也。至清初时，紫禁城藏御玺三十有九，其中一方即被称作“传国玉玺”。而乾隆时，高宗皇帝颇好考据，钦定其为赝品。但权且以假当真，聊以充数，亦无深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