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写过三本有关美国的书：《历史深处的忧患》、《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个梦想》。这些书深入浅出，不是专业著作，却比专业著作更能帮助中国读者了解美国的社会，美国的制度。我把这三本书列为研究生入学以后的首选书目。现在林达推出了第四本：《带一本书去巴黎》。她以一个经历过美国生活磨炼的中国人眼光看法国，看出了很多门道。我恰好这个学期开设一门新课，牵涉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对比，于是再把这本书列为这门课的参考书目。我看重这些书的根本原因，在于我接触了不少赴美留学的同代人，多数让我失望，只有林达选择的这条写作道路令我惊异，由惊异而生敬佩。

我与林达五年前偶然相识。我见过他们夫妇生活的美国农家环境，实地体验过他们的生活。林达回过一次上海，我请她来学校与我的几个研究生见过一面。她只要求与学生随便聊聊，不要有一本正经的学术礼仪，她受不了这个。

林达初去美国，即打定主意，离华人而行，扎到美国社会的最底层，到远离城市的农业地区，第二次“插队落户”。我到那里的时候，曾惊讶他们的生活勇气：南方农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是一个百年前的老屋。没有院墙，却有一个将近五十亩的老树林。我羡慕他们有那么好的树林，可惜华人、留学生集中在大城市，都不愿意屈尊居住这样带树林的老屋，尽管这里的房价只相当于城市里的十分之一。我在那个树林里散步，能看到野鹿出没，也能看到北美小狼的踪迹。听林达说，在他们放洗衣机的那个陈年小谷仓，有一次把手伸进洗衣机，还碰到过一个冰凉的身体在蠕动，估计是响尾蛇。离他们最近的邻居也在好几里路之外，而且没有一个华人，却有像“汤姆叔叔”那样的黑人，还有六十年代参加过“三K党”的美国农民。就是这些邻居告诉他们的美国往事，使他们突破了聚居城市的留学生们的狭隘眼界，也发现了教科书里天天在教导人的荒谬成见。他们最早萌发冲动，以书信体写作那三本有关美国历史和现实的书，就是这样开始的。

林达原来的专业就与艺术相关，能写，也能画。前三本书里没有插图，此次《带一本书去巴黎》，第一次出现她自己手绘的插图——巴黎市景和建筑，也很耐看。她选择的生活方式是：半年劳作，半年写作。她的劳作并不是我们在美国经常见到那种艺术家在地铁车站给人画肖像或卖画，而是彻底的体力劳动与自食其力。她开着一辆运货车，外形有点像中国常见的“依维柯”，里面装满各种小艺术品，走府过县，赶集出售，多与美国的乡下人打交道。有时候长途跋涉，要越过好几个州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圣诞来临，有两个小贩从南方开车来波士顿看望”。他们为“小贩”二字笑弯了腰，却喜欢这样的称呼，觉得很贴近“劳动人民”身份，他们害怕被看成是专业学者、专业作家或艺术家。夏天我去南方，也曾经跟车到一个地图上查不到地名的小地方，“赶”过一次“集”。车停稳，先搬出众多木板搭制简易货架，将待售的艺术品一一摆上；天一黑则把这些货架还原为长短不一的木板，收回车内。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他们笑话我是“中国干部参加美国劳动”。赶集的日子从五月到十一月，天冷叶子一落，数一数半年挣的辛苦钱够一年食用，他们也就安心收工不干。从秋天到冬天，他们是回到老屋，砍一点自家林子里的劈柴，点炉子生火，在火炉边阅读、画画，写作“我有一个梦想”或者“带一本书去巴黎”。

他们在美国的生活，有一点波西米亚气息。和所有去美国的华人一样，他们当然也有“美国梦”。这个“梦”很简单，只是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劳动，自由地写作。他们没有精神负担，一定要挣出一个脸面带给中国老家看，也因为生活在底层，比那些挤在城市里的留学生更能看到一个真实的美国社会。他们只是见所见而写，闻所闻而写，随兴而起，随兴而止。只是一个低调、平实的眼见为实，民间而自由地写作，倒反而写得好，写出了一个真实的美国。

我在那里的时候，不免与那些在美国校园里跟随美国教授突然拔高音调的留学生辩论，也有过与从前的落难挚友后来成美国老板的成功人士意见不合，拂袖而去。但是到了南方，到了那个乡间小屋，在那个老树林里走一走，就算见到北美小狼的脚印，心态却反而平静，用他们的话来说，改正了我的中国病：“刚忿”。我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小屋了，却怀念他们那种清贫而丰富的生活。我因此而要求学生要重视这些并不是用来评教职，而是在自家火炉边用自家劈柴取暖而写成的通俗读物。这样的书，在知识界很难出现。我甚至认为，在南方农舍，比在哈佛的日子能教给我更多的东西。不仅仅是书，更重要的是怎么写作。健康的书籍来自健康的写作，而健康的写作只来自健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