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中央调任仲夷到广东，主持广东的全面改革工作。不少人认为，这和任仲夷最早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思想解放，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认可有关。任仲夷同意这种看法，并着重回顾了上任前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谈话。

不少人估计，因为我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选我来执掌祖国的南大门广东。我想可能是这样。在辽宁，我认为我干的几件事是有较大影响的：一是冲破重重阻力，为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张志新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我曾请华国锋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当时华国锋没有表态，但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二是发表 《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参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又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大胆的抨击，对辽宁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三是我倡议为国营企业“松绑”，提出在农村要敢于“抓富”，我在全省城乡广泛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广泛开展了生产力标准的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恢复了过去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农贸市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广东提出搞经济特区没多久时，我曾向华国锋提议，将大连建设成北方的经济特区。华国锋表示赞同，并派谷牧到辽宁考察。后因中央只同意在广东、福建搞特区而搁置。这些都可能是调我到广东的原因。

1980年10月的一天，胡耀邦对我说，你曾要求在大连办特区，这不可能，但中央决定调你到一个有特区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广东。原来，中央决定由我和国家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去广东主持工作。

1980年10月31日至11月6日，中央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万里、韦国清、姚依林、谷牧等先后接见了我和梁灵光，并对广东的工作作了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谈话。

我和梁灵光驱车抵达小平同志的住处。小平同志和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高瞻远瞩地对我们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

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政策，政策对头，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谈完正事之后，我们跟他闲聊起文学艺术问题。我们谈到怎样看待首都机场大型壁画的裸体女问题。我还说现在的文艺作品八股味相当重，举了电影的例子，给他说了一段顺口溜：“生产队长犯错误，老支书来帮助，请来老农民诉苦，最后抓住个大特务。”他听后哈哈大笑。

离开中南海，我和梁灵光仍在思考着小平同志的讲话，相互交换意见，并取得一致的看法：处理历史问题，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办事。

不久，胡耀邦会见了我和梁灵光。耀邦同志才思敏捷，热情洋溢。他说：“毛主席曾讲过成都武侯祠一副关于如何治蜀的对联。我现在写给你们，‘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我把下联换了一个字赠给你们，即‘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我深深感到这一字之换的分量。我领会，这副对联的上联讲的是争取民心的重要；下联是讲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通权达变，才能将南粤治好。

我们到了万里副总理的办公室。万里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要解放思想，放手把经济搞上去，闯出一条新路。你们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国务院负责。你们先走一步，犯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吸取教训。你们要把广东的经济搞得更好一些，各部的规定不符合广东情况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万里同志还说：要强调稳、准、快，中心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把经济搞上去。他一再强调，抓好了这个中心，“怎么说怎么有理”。

我和梁灵光在到广东上任之前，中央那么多领导人接见我们，作了那么多的重要指示，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可见中央对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试办经济特区是多么重视和关心。我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十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