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林毅夫的“台湾背景”如此传奇，人们多认为，林毅夫在大陆左右逢源的际遇有浓厚的“台湾因素”。但这种判断看似合理，却与实际情况差之千里。

无论是港台还是欧美媒体，在报道林毅夫即将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新闻时，都会在介绍林毅夫个人背景时，不惜篇幅地提及林毅夫极为特殊的“台湾背景”。台湾亲绿营媒体甚至对林毅夫统统用上了“叛逃军人”的字眼。

林毅夫原名林正谊，生于台湾宜兰。在蒋经国主政期间，以台湾大学在校生身份从军，从此在台湾名声大噪。不想，身为“模范军人”的林毅夫会在1979年突然选择从金门岛泅渡大陆“叛逃”，并从此在大陆扎根转行成为职业经济学者。自1949年后，“投共”至大陆的台湾人士并非林毅夫一例。在有军人身份的“投共者”中，林毅夫的军职既不重要，也不显赫。在这些人中，也只有林毅夫完全抛弃以前的身份，成功作出了身份转型。因此，林毅夫今天的成就，虽不排除台湾因素，但更多源于他个人出色的学习能力和政治悟性。

追溯一下林毅夫的求学经历，再对比一下他回到大陆之后的理论建树和政策理论，会发现一些颇值得玩味的东西。林毅夫留学于美国的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可以说，广为人知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核心宗旨便是“小政府+大市场+彻底的私有产权”。照常理而言，身为芝派的嫡传弟子，林毅夫本该对中国经济改革持偏重于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但出人意料的是，在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最核心的两个议题上———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经济改革，林毅夫不仅不是私有化的倡导者，而且与张维迎、茅于轼等坚持国企、土地私有化主张的学者发生了较为激烈的理论冲突。

在林毅夫看来，西方经济理论界所坚持的“先明确私有产权，而后才能有完备的市场竞争和企业效率”的主张，放在中国并不一定完全合用。林毅夫的理论主张从一开始就牢牢地立足于国有企业和土地公有制仍将长期存在的基础之上，以至于林毅夫理论主张的政策意味要远较其他学者来得浓厚，也远较那些带有激烈体制变革意味的主张来得更富于可行性。在国有企业统统占据各行业上游主导甚至垄断地位的今天，林毅夫早在十几年前便提出的“企业自生能力”理论，简直就是为国有企业合理存在所作的最完美的理论阐释。抛开理论上的细节而言，林毅夫提出“企业自生能力”这一在内涵上既能包含私有产权，在外延上又能模糊所有制性质的理论创见，既有他构建富于个人独创性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考虑，也有他对中国改革实践长期观察的现实考量。林毅夫的理论建构天赋和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令人叹为观止。而他能有这等令人瞩目的作为，又岂是一个“台湾背景”所能涵盖的?

除去对林毅夫个人资历的考量，世界银行各国股东间的利益博弈格局，或也能从对林毅夫的任命上一窥一二。自成立以来，美国政府一直是世界银行的绝对大股东，欧洲和日本政府的股份比例其次，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所持股份份额相对要低得多，在世界决策上缺乏真正的发言权。佐利克在任美国副国务卿的时候，素以共和党中的“知华派”闻名，既然在短期内大幅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持股比例不甚现实，那么延揽一位资历雄厚，又可以摆平各方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出任世行要职，可谓“四两拨千斤”的高招。因此，林毅夫出任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看似机缘偶然，实是水到渠成。

林毅夫现在正式的官方头衔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兼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在目前跻身体制内的中共党外人士中，林毅夫的资历、能力，较之万钢、陈竺等人毫不逊色。尽管身为无党派人士，但林毅夫既有足够的台湾背景，又拥有足够影响台湾的国际声望，加上其出色的政策能力，极有可能在其世行之旅之后，在政坛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这，恐怕才是亦学亦官的林毅夫真正的“野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