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发生在中苏边界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以我军的胜利苏军的惨败而告终。珍宝岛之战，让那些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的英雄们大放光彩，某部边防站站长孙玉国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69年3月，珍宝岛的硝烟刚刚散去。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孙玉国从解放军最基层、偏远的乌苏里江畔的边防站走进了万众瞩目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成为九大代表。

孙玉国的发言，使九大会议进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高潮。毛主席两次站起来为他鼓掌。

发言后，在周总理的鼓励下，孙玉国被强烈的感情撞击着，他壮着胆子走向主席台正中，高喊一声“毛主席万岁!”然后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并握住了毛主席伸过来的手。

一个人得意时最易失控。孙玉国这时变得亢奋异常，又沿着主席台的左侧走去，那里坐着林彪、江青、张春桥、黄永胜等人。孙玉国高呼一句口号，行一个军礼，握住一个人的手。

当孙玉国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回到部队时，战友们瞪大眼睛问他：“你握完毛主席的手后为什么只去握主席台左边人的手?”“我要从左边下台呀!”孙玉国好像并没有意识到什么。

在那个年代，孙玉国的提升是跨越式的。

1973年，一道新的命令，孙玉国被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

在这个职位上，还没等把下属师团干部认全，他又升迁了———1974年，孙玉国被擢升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年仅三十三岁。孙玉国回到家乡沈阳当官了，终于结束了与妻子整整七年牛郎织女的生活。妻子是泪流满面迎接他的。

他们从普通群众住宅搬进了一所独门独院的日本式小楼。小楼上下主房间就有八大间，除此之外，还有厨房、卫生间、仓库、车库。

1974年3月至7月，孙玉国在中央第三期读书班学习期间，根据读书班办公室的安排，经王洪文批准，带领第九组学员来到总参谋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4月初，总参谋部给他几份文件，孙玉国向全组进行了传达，其中有3月6日王洪文在听取总参三部汇报时说的：“要把上边的盖子揭开。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

孙玉国多次去总参“放火烧荒”，煽动揭盖子。4月19日，他在作战部党委扩大会上说：“充分发动群众，全面揭发问题，把盖子揭开，不搞清楚交代不了……”

这是他的人生巅峰，同时，也临近了悬崖的边缘。

粉碎“四人帮”后，上级有关部门对孙玉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后，他积极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检查交代了自己的问题，组织上认为他态度是好的。1977年7月1日，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孙玉国停职审查。同年10月5日，经党中央批准免去其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职务。

1982年，四十二岁的孙玉国转业了，被分配到沈阳军区后勤部门管辖的兵工厂担任副厂长。

孙玉国精力充沛地在工厂奔忙着。他负责行政后勤工作，直接接触群众，别人都说这工作众口难调，诸如房子问题、子女就业问题、工人补调粮油等问题，会把一个人搞得焦头烂额。可工人们渐渐对孙玉国另眼相看了。他到工厂不久，任厂调整工资委员会主任。他的工资级别很低，调级的名单公布后，却没有他的名字，但在任何场合也没见他露过一丝懊恼的表情。

那些天，他脚不停歇地跑市公安局、区公安局、派出所，按照政策，解决了一件建厂以来从来没有解决过的大事：十八户老工人家属的农村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

家宴的邀请，他谢绝；送来的礼物，他拒收。他从不与工人们谈自己的珍宝岛的功绩。如今，他更不愿让人感激他为工人们做的一点事情。

自从进到工厂任职，孙玉国就想着一件事———尽快成为内行，尽快学会管理，这是重新站起来的第一步。1985年7月，孙玉国顺利通过了全国厂长统考。

1988年1月3日，孙玉国又被调到三三O一厂，职务没变。1989年春夏，厂效益开始滑坡，工人们发不出工资，干部们想着调走。上级为了稳住大局，宣布由孙玉国主持工作。孙玉国没有推托，为了救活工厂，他豁出命四处奔走。短短三个月，人心稳定了，生产正常运转了。孙玉国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表扬，工人们发自内心地感叹：到底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英雄!

经过十多年的磨炼，孙玉国终于从人生的坎坷中站立起来。1991年，他调到沈阳金城电子大厦任副总经理，而后又担任过沈阳军区后勤部经贸局政治部副主任、工会主席，军区后勤部经贸局副局长(副师级)。尤其是他负责对苏易货贸易时，呕心沥血，最多时一年给军区上交了千万元利润。

1998年，金城集团公司这个拥有六十八个单位、行业遍布全国的军队企业移交给地方时，改名为金圣集团公司。在这特殊时期，部队没有忘记孙玉国，经沈阳军区首长特批，他是唯一一个把档案与人事关系留在了沈阳军区总院、按副师级转业的退伍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