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一所大学，如蔡元培与北大，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竺可桢与浙江大学，是写不尽的题目，道不尽的话由。我们很幸运，在中国追赶西方现代化脚步，需要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现代化时，遇到了这些富有个人魅力的人物执掌大学，能使中国大学教育相对说来少走弯路。当然，我们都知道良好的制度，比个人魅力更能持久地为社会包括大学贡献出令人我们回味的成就。西方名校并不容易出像蔡元培先生等这样的卡里斯玛型人物，因为他们的制度运转良好，使得许多校长虽然学富五车，也十分明白并谨守萧规曹随的道理。但现代大学作为一项中国教育中原本没有的文化教育活动，其引进初期，是需要像蔡元培先生这样的卡里斯玛型人物来为高等学校开辟草莱，以便做出可以矜式取法的模范。但这些替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开辟草莱的人物，他们之所以成为卡里斯玛型人物，不是因为他们手握重权、滥施威望来建立自己的魅力，恰恰相反，都是尽力建立相关的制度以最大程度保障大学的正常有序的运转，保障学术研究和学生向学的自由。

正是在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指引之下，吴虞被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系政的马幼渔聘到北京学大讲学四年。通过吴虞如何被聘到北大、北大任课、薪资收入、北大学学生等方面的情形，作一番梳爬，可以个案地观察北大在彼时的诸般情形，为我们了解现代中国大学早期的发展来个历史返观与复原。

一：怎么到北大的?

1917年8月，吴虞的堂弟吴君毅从日本学成归国，9月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兼北京大学讲师。在这期间吴虞即令其弟往访陈独秀，替他转送文稿给胡适和高一涵，在往还的过程中难免不谈到吴虞。吴君毅深知吴虞在成都受排孔非儒者“围剿”的现实困境，成都偏僻固蔽，对吴虞的排拒，一时半会儿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所以吴君毅来信说：“北京究为吾国人材荟萃之地，所见人物较多，于四川且公道较彰，怀才抱器之士，来此间者不愁无用武之地。若在四川徒遭白眼，终于发展之日矣”(1917年10月18日)。虽然远未透露出要吴虞到北京大学教书之意，但说明吴君毅自己刚立足，就在为说服堂兄北上教书做好相关的铺垫和努力了。不特如此，吴君毅一直关注吴虞在四川的境况，勉慰有加，要他全身远祸，外间有人传他已逝，“嘱余此后寄信勿谈政治”(1917年11月13日)。吴虞所寄的诗作《秋水集》到京后，吴君毅即告知他分赠了哪些人，其中便有高一涵、胡适。“日前，章行严、胡适过谈，盛称兄学术思想不似多读旧书者，弟拟荐兄主讲中国文学于北京大学。不审老兄有出山之意否也?”(1917年12月27日)说明吴虞到北大，直接与吴君毅有关，但也与胡适等人的从旁助张目甚有瓜葛。吴虞第二天即给吴君毅回了信，当然想急切地摆脱困境，不过估计他不抱太大的期望，因为他已经有七年没教书了。

吴虞此时刚遭丧妻之痛，他还未从1911至1918年长达八年的、被成都教育界的“围剿”中解脱出来，教育界对他的排拒一如既往。直到1918年5月16日才有四川法政学校校长熊小岩准备请他教法制史课提议，使他喜极欲狂。他认为请他上课的熊小岩“不可谓非知己”，并且惜香祖不及见，大为恨耳”，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变相说明四川教育界对他的排拒，打击实在不轻。既然到北大教书还处于望梅止渴的等待阶段，本着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的古训，能率先在成都冲毁不准教书的禁令，尤其撕开那种令人窒息的排拒氛围，此种胜利于吴虞来讲，实非言语可以形容。但在四川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吴君毅特别为兄长担忧，“四川武力专制，恐无言论自由。闻《星期日》出版，一禁一喜一惧，愿吾兄善处乱世，不可过于放言高论也”(1919年8月8日)。吴虞多久决定想到北京教书呢?日记里并没有明确的答复，但有一条确可以佐证他早有北上教书的心，可是也要等到两年后才能行。“吴六庄来函言，顷商之视学，拟聘请女公子回县充女校校长，改良一切，兼担任高小文科一班，本期薪俸生洋八十元外舆费四千文，如能俯就，明岁薪俸再议增加”云云。予作函复之，言暑假后拟随同大小女往北京华和女子大学，否则当在家预备中学一年，不能往也。”(1919年8月13日)吴虞于其祖籍新繁县的事情，并不十分热心，他也不想女儿为这个成都郊县去服务桑梓。重要的是说明，他在内心已经着好了去北京教书的准备，只不过北大那边还未定，所以不便透露给外人他要到京教书。

自从堂弟给他通报，欲在北大给他谋个教职的想法后，吴虞增加了主动了解北大的频率。“在少荆处借回《大学纪念册》，朱谦之年二十岁，陈独秀字仲甫，今年四十二岁，此册有其像，右眉甚高而立”(1919年8月24日)。朱、陈二位都与他有文字往来，那时出版印刷东西比较自由，此为北大自印的“大学纪念册”才能如此流通稍广。三天过后，他又记下“北京文科大学各门学科关于中国文学门”的课程，“主课：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四库集部提要汉书艺文志注补隋书经籍志考证御批通鉴各种纪事本末西国文学史外国科学史世界史中国历代法制史外国语文”(1919年8月27日)，大约他在从中考虑自己适合教哪一门，以便作相应的准备。后来凡是北大的事，多所关心，阅读《北大学生周刊》三册(1920年4月10日)、《北大周刊》十册(1920年10月27日)，可见其对北大学生的学业、师资等情形多做研究，以免将来到北大教书时准备不足。

从1917年11月底吴君毅刚到北大兼职做讲师，欲从中运作将堂兄吴虞弄到北大教书开始，到1920年11月底三年时间，到北大才有个眉目。可见得吴君毅对北大各方面关系比较熟悉，吴虞名声更大，能够协调更多关系后，才有被聘之可能。“言北京大学有聘予教授文学(国文部)之议。北大教授马幼渔(名裕藻、浙江鄞县，曾留学东大文科选科)君，曾来君毅处言及，嘱为致意，不知予有意否，见信后，乞速赐复。束脩大致为一百五十元，多则贰百元，假定北京教育不即时破产，以现在财政状况之下，将来薪水恐亦不能按时给发。予如借此出游，未尝不可，如带家眷，则恐不能维持生活也。如得予允就之信，当再向前途交涉，事定后，当有聘书寄上也”(1920年12月20日)。吴君毅将其间情形谈得很清楚，意谓他当一个人赴京，也算开阔眼界，讲课兼出游。吴虞当然也有自知之明，深知北大高手不少，学生的水平也有很不错的，“言模范文、学术文之类，予即能讲，高深之学，则不能胜任”。然后便问教授钟点，改作文否?到京川资是否学校出。吴虞将信给二三友好看，其中陈正刚与北大教授与讲师之异同，并言教授薪金率二百八十元，并“谓予担任恢恢有余”，所以吴虞将陈的话告知其弟。由于前信未达，中间吴君毅还催过一次吴虞，请其快作信予他，以便回复马幼渔(1921年1月5日)。1921年1月24日吴君毅自北京来信，终于将吴虞到北大教书事弄妥搞定：

今日过马幼渔处，接洽兄事，知已通过北大聘任委员会，以教授聘任。月薪至少一月二百元，(通常到北大当教员者，须试讲一年半载，不发生问题者，始可升任教授，亦有竟不能任教授者，兄开首即任教授，实异例也。)聘书日内即可送来，当由弟处转致。路费大约为贰百元，有此数目，沿途至重庆可带人伺候矣。兄到北大，将地步站稳后，再可向别校兼钟点，一二年内，政局稍定，教育经费有余，便可将家眷迁出。以兄之节俭，即令人多，二百五十元，可勉强敷衍矣。四川局面狭隘(成都尤甚)，非吾弟兄久处之乡，争名争利，须在此间。而名胜之多，各界人才之众，生活之美，亦非此间不能按洽领略也。至北大功课，闻限于文学(本科)方面，尽可放胆教去，不必顾虑。……北大是全国文化运动中心，(内容姑不论)将来蔚成一种势力，吾兄入是间后，可竭力将事，待弟二三年由欧归来，以便互相提携也。……兄到京后，对人待物，务以和平为主，(至于文字论辩，当然在此论外，弟所言者，只限于交际)消极可以免许多是非，积极可以增加朋友之谊也。……(1921年2月11日)

吴君毅在到英国留学之前，仔细写信叮嘱堂兄诸多琐事——从生活到教学，从教学到将来打算，以及四川与北京的比较等——因为他深知吴虞的脾性比较倔强好斗，所以劝他与人相交以和平为尚。不特如此，还在信中按排同乡陈惺农(北大政治科教授)、王兆荣(北京法专教务长，后来首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来接站，并且请陈惺农为其联络北大诸多人事，正如他后来切嘱吴虞所注意者，“北大党派复杂，初到此间，若不悉其内容，恐动辄得咎。来京可细询惺农，便得其详”(1921年2月26日)。此信另纸特别再介绍了马幼渔，“……章太炎弟子，与弟颇好。此次兄被聘事，渠最尽力。俟聘书到四川后，可与渠通信也”。聘书两天后即到，由代理校长蒋梦麟盖章签发，聘书号196号，并寄来了教员详细履历表和教员延聘细则各一纸。

在等待北大汇路费来的同时，他于华阳书报流通处取阅《北大纪念册》一本、读《蔡孑民言行录》，并请对北大比较知情的刘明扬再介绍一些北大教书方面的事，可谓准备充分。刘明扬“又言初到北大主讲，所任学科钟点均宜少，以使切实预备，威仪也须郑重，数月后站稳，则渐近自然矣。初到则乃最紧要之时，故尤不宜应酬致分精力”(1921年2月17日)。其实在我看来，到任何一所学校教书均需如此，不特到名校讲授为然。3月8日，“北大会计课由邮局汇到路费生洋贰百元”——吴君毅告知他路费要用从的工资中逐月扣除，但他的月工资是260元，“又为异例也”(1921年2月26日)——故即于4月6日，中间停歇于重庆数日，于5月7日早晨到达北京。当天“休息少顷，同君毅往中央会园来今雨轩看牡丹。晤马幼渔、马寅初、蒋梦麟，茗饮久之。幼渔、梦麟意见极反，而外面周旋，仍丝毫不露，足见江浙人之有心也。”其实这不仅是浙江人有心，而且是把私见私谊与公事能做分开之处理，或者说坚持己见仍不妨在许多事情上的合作，这对像吴虞这样过于用传统方式处理人际关系的人来说，可能是比较新鲜的经验。

二：北大诸同事

吴虞不少北大同事，由于交往或者记录较多，如胡适、郁达夫、马幼渔、林公铎、马叙伦等，已经有专文写来。那么留下一些交往不多，记录偏少，但的确对于了解近现代学人多有帮助，而这些材料舍弃委实有些可惜，故再拣其中记载和交往稍多的人加以梳理，以利人们对吴虞所在时的北大，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

钱玄同与吴虞交往比较多，曾应胡适之请替《吴虞文录》做新式标点，此中详情我已在《吴虞与胡适》里详述，大家可参看。彼时能把新式标点弄得比较清楚的人并不多。曾经盛传说胡适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林纾时，作为专用名词加了下划线，惹得大怒。这样的事是否真实当然重要，但它变成轶事本身就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大家对新式符号的不熟悉程度。何止只是林琴南，鲁迅刚写《狂人日记》也不会用新式标点。钱玄同会使用新式标点，那是因为他是语音语法乃至标点符号的专家，他能者多劳，在新式标点刚流行那会儿，他难免被“抓夫”，替朋友做些打理书稿，做添注标点符号的“笨”功夫。

钱玄同的狂和大嘴善说，这是对新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承认的。深通中国旧文化，却激烈地反对中国旧式文化，已是那个时候许多著名文化人的标志性身段展示。如钱玄同说线装书可丢在毛厕里烂大粪，四十岁以上的人可杀等耸人听闻的激烈言辞。当他四十一岁生日，于是收到了朋友胡适谐谑的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该死的钱玄同!怎么至今未死?”从吴虞记录来看，钱玄同的确是口不择言、好臧否他人，有话直说的人物，也算喜欢传播那些给他带来麻烦的评价。如对同门师兄黄侃，“黄季刚口作礼学名臣之言，身为流氓之行”(1921年21日)，处时他刚与吴虞认识不到半月，就作如此交浅言深之臧否，可以想见他是胸无城府的人。一般人都拒口不言同事之高明与否，学问浅深如何，但钱玄同偏偏喜好直说无妨。“黄晦闻、张孟劬、刘子庚、吴瞿安皆旧，且寻常。朱逖先、单不厂旧学好。朱有意趋新，单则论伦常最真，伦明之流勿数可也”(1921年6月24日)。说黄、吴诸人，大抵是说这些人要在诗词上有些功夫，所以钱有轻忽之意，而朱、单则小学功夫均不错，说朱趋新则从他的学问中没看出来，但从吴虞记他有多处房产来看，朱希祖或许有生活上的“趋新”。而对伦明，他们的评价好像都不高，不入钱玄同诸人的法眼，吴梅更是指陈其借书不还的做人瑕疵。“十时下课，晤吴瞿安，谈云伦明取图书馆书甚多，均未还，计赔款罚该九百元。教习如此，人格扫地矣。”(1921年10月20日)。伦明自己开有古旧书店，名通学斋，聘后来著有《贩书偶记》的孙殿起打理店务，所获颇丰，著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等书。原来这么有名的藏书家、版本学家竟有如此打学校起发的举动，宁愿赔钱也不愿还书，以他对古旧书市场之熟稔也不免让人展开想像的翅膀，难怪吴梅对他有恶评。

虽与吴虞交往较多，但钱玄同由于比较耿介的性格，好臧否人物，不免最终臧否到与他交往较多的人，吴虞就是其中之一。吴虞刚到北大时，还有许多同事往来请客，学生也有许多选他的课，但这一切新鲜感过后，他就感到一种没有家庭生活的落寞。像他这样五十岁的人，没有家庭生活就有一种没有根的感觉。加之他与在北京的女儿一直处理不好，他们一家人的脾性似乎都过于刚直而不无法互相迁就，因此只有自己独处。读书也常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写东西更不用说提不起兴致，有一种英雄老暮之感，因此难怪他要去狂八大胡同找娇玉等妓女寻乐子。逛八大胡同对于此前的北大老师与学生来说，也许已成习惯，但蔡地培来了，又组织了进德会，当然对此相当的要求，陈独秀离开北大不能说与他个人行为的相对不检点没有关系。吴虞逛了八大胡同，不仅大张旗鼓，而且写给娇玉的诗发到报纸上，还印来送朋友(胡适等北大同事都收到有)，这就有犯忌之嫌。古代的人写点艳诗，中国人都是宽容乃至纵容的，还有可能说你风雅，但在有新气象的北大一至如此，惹得像钱玄同这样操行比较好的人，难免要发杂音。当然是不是真的系钱玄同到《晨报》写文章批评他(见拙文《吴虞与周作人》)，恐怕还难完全断定，因为根据只是郁达夫的“告密”。至此吴虞与钱玄同交恶，就再也没有往来，见面也只是礼节性的点头。回到家中，吴虞在日记里还要悻悻地记上一笔：小人!

吴虞是个喜欢暗地里道人之恶的人，他的日记里很少记载他人的好话，对北大同事也不例外。即便是对他之好的胡适、马幼渔，他都记载有他人对他们的不利评价。但对顾孟余为数不多的记载中，却倒是赞赏有加。“今日《北大日刊》有顾孟余先生一信，纯然学者态度，予甚佩之。”(1922年1月11日)不是所刊信为何，纯然学者的赞赏，且“予甚佩之”，是他对任何人都没有的态度。后来顾孟余曾痛诋善后会议邀他参加的事，“孟余无似，未至化豚，岂能伴公等入豕牢耶”(1925年2月25日)，记此一笔也是为了间接地批评胡适。其实吴虞与顾孟余没有直接的交往，选评议员似乎也没有选他，所记顾孟余言行者也仅此两处，却皆嘉言懿行，这在吴虞的日记中是少有的。而对教社会学的陶孟和，吴虞及其堂弟吴君毅他们两弟兄，却有很苛刻的恶评。吴君毅从伦敦来信，“渠极称陶孟和之为人最鄙吝，又谓其头脑不清楚，所讲社会学，毫无条理。孟和，君毅曾与共事，观其所作文字，可以知其头脑不清。北人大概吝啬，不独孟和为然。至所谓京官老爷(各省人欲以北京为生活根据者)用钱尤极斟酌，真经济学所谓经济人也。”(1922年1月8日)吴君毅与吴虞都曾在日本学过法律，似不应对社会学如此无知，陶孟和不可能如他们所说，这完全是不着边际的评论，不知观其所作，“头脑不清楚”的评价从何得来。吴君毅说陶孟和鄙吝，吴虞还因此上升到北人皆如此，不独北人如此，南人到了北地久居京城，也会如此鄙吝，这完全是一种情绪上的发泄，而非多少具有证据的话。吴虞在北大四年，请他吃饭的同事固然不少，就是居京城的四川人也不多，尤其是邓守暇相对比较殆慢，颇让其生出久居京城的川人也颇鄙吝的恶感，其实有不少川人特别是北大同事陈惺农(曾代理教务长)一家待他是不薄的，后来他也因子女之事而与之疏远。

吴虞不太喜欢主动去访看哪位同事，有次他约广东籍学生李沧萍一起去访看黄节。“作字约李沧萍来，同往前门外黄晦闻先生于高井胡同八号，梁漱溟先生于瑛子胡同十六号。在黄处谈稍久。梁因将结婚，日内颇忙。予询《一切经音义》，梁言不合需要。《翻译名义集》、丁福保的《佛学词典》比较尚有可用。佛经名辞难解，止可熟看，此外别无办法。看佛书总以看佛所自说之经为要，他人说的，便非佛意。佛经最好是《成惟识论》，但止看《成惟识论》不够，必看辅助之书。如《成惟识论述记》、《唯识别钞》、《唯识料简》、《唯识了义灯》。漱溟送我《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本，《成唯识述义》一本。请我先看他哲学，是最近思想。客室中多李文田、王壬秋、翁同和诸人与漱溟尊人巨川先生所书之墨迹。”(1921年11月11日)吴虞经父子之仇、家庭之变、儿子之死、夫人早殁，以及诸多守旧势力对他生活和问学的阻扰，在来北京之前即已开读佛书，可是他好像并不得法，只是兀自读来，进展不大。到了北大，他当然不会错过向梁漱溟请教的机会。梁虽然比他小二十岁有余，然在当时以无学历的年轻之身被蔡元培特邀至北大讲印度哲学，其声名之盛，远在同侪之上，所以吴虞不耻下问，问得如此之仔细，近乎一个虔诚礼佛的学生，以后来吴虞在佛学上的精晋不够，恐负“学生”之名。

吴梁此后交往其实并不多，但间接承接他们后续交往的，而他们二人之间或许并没想到，而这个承续者就是吴虞的学生范朴斋。吴虞与范家可谓有通家之好，范朴斋的祖父范蕊生常给吴虞的家人治病，因此交往不少。范蕊生著有一书《圆明语》，还请吴虞作了序，虽然他在日记里对这书评价不高，但他在给此书写序时却大谈医理。范朴斋在《吴又陵先生事略》里说：“余在髫龄之年，先大父蕊生公命束修奉挚从吴先生又陵学为诗古文辞”(《吴虞集》P483)。在他老师与梁漱溟交往二十多年后，他当中国民盟中委，与梁漱溟有不少的交往，记载于现仅存的范朴斋日记中(见黄承勋著《沸兀斋残稿》P132至160，2007年内部自印)。之所以不惮将这些琐屑之事公诸于世，是为了给那些想对梁漱溟、吴虞等人有更多研究的人，提供一点相应的线索。

吴虞是个看重他人评价的人，任何稍好之评价必录之于日记中，可谓细大不捐。从这些方面来看，他的自信未够，当然往深了说是为了更了解别人言论下的自己。他听说“徐旭生在哲学社讲礼是什么(礼教果能吃人吗?礼乐果能代宗教吗?)术伯往听，不知作何讲说也”(1922年1月20日)，他的学生术伯去听了后不知所云，但还是派术伯去听，因为据说他要讲到自己。“术伯听徐旭生讲礼是什么，归述其大意云，吴先生有《礼论》一篇，《吃人与礼教》一篇，周先生有《狂人日记》一篇，此二人皆学者所作之文，非同文人之文，最有关系者也。吴、周见解是一致。梁漱溟先生主以礼乐代宗教，恰与吴、周二先生相反，然则礼究竟是什么，是否有存在之价值，我们不可不大家一为研究”(同上1月21日)。学生术伯的转述，从其理解能力来说，未可尽信。但也可以从未可尽信中看徐把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看成学者之文，是受彼时小说还未受到后来那样的高看之故。鲁迅既是文人亦是学者，此说明文人在学者心目中的地位并无提高，当然后来文人写的文章有场后，此种看法有所变化。至于吴、周、梁之间的不同，从这转述里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这个记载好像刚要讲他们三者异同的开场白。

吴虞熟谙世故，难以轻易许人。但他在初次见浙江学者邵瑞彭(字次公)后，即来一个很陡的高评：“其人坦率喜谈，予至京所见，自胡适之外，有益于予者，当推次公矣”(1921年11月13日)。要知道帮助他的人甚多，与他交往的人亦不少，但一谈即“谈约三时，归家已五时后矣”，恐怕也应该有让他折服之处。让我们来把该日他与邵次公快谈的相关文字照录于后：“饭后，沧萍来，同至宣外椿树二条十六号访次公，谈极畅。次公以所作词诗示予。词第一，诗次之。其计不为宋派，云偶作宋派诗酬应，却不存稿。近年讲考证，颇多心得”，“次公名瑞澎，浙江淳安人，现治《管子》、《盐铁论》，言戴子高《管子校正》，乃陈硕甫之书。洪欧煊校《管子》，与王念孙同时，洪书先出，然终以王氏书为上。又言校勘古书，所得不过一二错误之字，多无关宏旨，其实古书重要之处，错误固不多也。以有用之精力，一二日中，或止校得一二错字，殊为不值。其见尤卓。”看来邵虽然也喜考证，但其学宗宋不宗汉，而其诗宗唐不宗宋，同为南社诗人，当然要与“老大”柳亚子“保持一致”，而这两点也与吴虞十分合拍，故极苛之吴虞不惜高看他。戴望的《管子校正》也算研究管子的名著了，至少被指为陈硕甫的书，惜无人学胡适研究《水经注》重在为戴东原“辩冤白谤”，或许因邵氏此说尚未从私议耸动成公论有关吧。

邵氏在北大教书似乎乏善可陈，其所著之《泰誓决疑》等书也只有非常专门的研究者，才偶有提及。倒是他1923年公然反曹鲲的贿选之壮举，峻拒5000元支票，为时人所褒扬，亦为后人所乐道。同年其辗转回乡受到空前的拥戴，乡人书以“揭发五千贿选，先生万里归来”的对联来欢迎他，可谓盛极一时。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无法解释吴虞为何如此推崇他，其有益于他仅次于胡适。难道是指点他不要皓着于故纸，他感恩不尽吗?吴虞的学问根柢真要皓首起来，恐怕资本也是成问题的。“一二日中，或止校得一二错字”，固然让那些自以为有发覆之见的人不耐——有多少人何曾有什么发覆之见，多为稗败抄摘而已——但在有无数校本之后，“一二日中，或止校得一二错字”真是那么容易的么?

三：北大评议会

吴虞到北大来，当然要与像马幼渔、胡适等人往还，同时要与主系政的马幼渔讨论所教课程，但要让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却须积极参加北大评议会和教职员会议。北大评议会的起始、渊源、历史，我没有做过专门研究，似乎也没看到过方面的专门研究——在网上看到一篇署名陈翔的《沈尹默与北大评议会》的文章算是例外，但还是稍歉粗疏，对一些北大学人如胡适、周作人、吴虞等人的日记均未见利用——但北大评议会对北大的建设和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影响非常大，它的设置甚至可以说对中国高等教育走上现代化的轨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因如此，我特别提撮出《吴虞日记》里有关评议会和教职员会议的内容，再辅以一些他人的看法，以见北大在教授治校方面所作的具体的建设性努力。

在一帮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名教授中，沈尹默是1913年就到了北大的“老北大人”，1966年他83岁的时候，写了一篇《我和北大》的文章，回忆他与北大及诸多人物，包括与彼时的敏感人物陈独秀、胡适的关系，明显看得出来他在回忆与陈、胡的关系上，有一些被逼的选择性失忆与歪曲。耄耋高龄与不自由的环境，虽然不能苛求，但我们对他的回忆要持一份谨慎的态度。蔡元培一生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居功至伟，创制甚夥，但他却几乎不提及自己这些功劳，其功不自揽的圣人境界，令人景仰。关于评议会的创制，我觉得蔡元培的功劳肯定是非常大的，但我们先看看沈尹默自我陈辞：“我建议您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你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因此我主张您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我和北大》，见钟叔河主编《过去的大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沈这三点都有事关北大学校建设的制度化，这三点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核心议题，特别是学校经费保障问题，曾经是北京八国学校共同讨要的问题，而最后一点，其中就有刘半农从北京大学被派到法国留学，也受到旧派的指陈。这三者中尤以北大评议会对北大制度建设和精神成长的影响最大，正是教授评议会开创了教授治校，以及延伸出来的学生自治精神，使得蔡元培“兼容并包、自由精神”的办学理念，得到了制度上的切实保障。

吴虞第一次参加北大评议会评议员的选举，是在1921年10月29日，他记录得非常详细，可以作为北大评议会非常好的史料。翻检同期的胡适和周作人日记则未见记载，可能是他们已参加了第三次，见惯不惊之故。“北大来启云：本校评议员，现届改选之期。兹特印奉全体教授名单一份，请于名单中选定十六人，于其姓名上加圈为志，并签上大名，于十一月二日下午三时，加封送校长办公室，以备汇齐检计。又附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评议会议决评议会选举法一纸，(1)不分科亦不分系，但综合全校教授总数互选五分之一。(2)此外加入教务长，庶务主任，图书馆主任，仪器室主任，但无表决权。外名单一纸云，凡暂不在校教授课，及约定暂停教授权利各教授，均未列入。教授计七十八人，予所选者陶履恭、朱经农、谭熙鸿、马裕藻、周作人、沈兼士、钱玄同、吴梅、胡适、朱希祖、陈启修、李大钊、顾孟余、钱振椿、沈士远、刘文兴十六人也。”

教授评议会从1917年开始，开始是校长和各科学长为当然评议员，加上每科两人，共19人，但此种评议员的组成，难免有官本位的意识。经过1919年后的改组，才真正成为教授评议会，每五人选一人，共十六人。其成员皆出之教授，而非各科的行政长官。不分科选评议员的好处是，让有名望且热心公事的人入选，参与学校建设；再者让教务长、庶务主任、图书馆主任、仪器室主任列席评议会，既让他们与评议员有良好的沟通，同时又有效地限制了行政权力的滥用。这里面没有沈尹默和刘半农，是因为沈此时在日本进修，而刘在法国留学，正是秉着“约定暂停教授权利各教授”均不作为备选评议员列入。从吴虞这十六名的名单来看，当然文科教授居多，那是因为他熟悉，但是所选举者基本是当时北大的一时之选，对学校建设有相当之影响力。吴虞是第一次参加评议会之选举，所以他相当慎重，“与北大送选举评议员名单去“(1921年11月1日)。到了评议会成员选出之当日，吴虞记道：“今日校长启事：本届本校评议员选举，定于今日下午三时，在校长室将票数汇齐。四时在第二院大礼堂开票，教授诸先生均请到场参观，以昭慎重”(1921年11月2日)，可惜吴虞未将具体名单记录在案，不知他所举十六人当选者有多少。

北大评议会因为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每个老师都有关心，因此吴虞不停地有记录。“今日《北大日刊》登二月十一日第五次评议会议决公布案，有三条最重要者，特录于下：(一)教授之聘任与辞退，均须经评议会之议决。(二)凡本校教授，在校外之非教育机关兼职者及在他校兼任重要职务者，须改为讲师，或以教授名义支讲师薪俸。(三)凡校校教授，在他校兼充讲师者，须先经本校认可，并限制钟点。于本年暑假后实行”(1922年2月25日)。不特如此，吴虞还将蔡元培三月十一日发布的二月十五日评议会议决也抄录在案，“(一)凡教授在校五年以上者，虽有兼职，仍得以教授名义支讲师薪俸，但不能享有教授权利，如选举权，优待法等，且限于一次办完，后不为例。(二)凡教授在校外之非教育机关兼职者，右列议决各条于春假中开始实行。(三)凡教授在教育机关兼职者，右列议决各条，于暑假中期开始实行。”(1922年3月11日)不特此也，此后的评议会还定了一条：“凡因兼差，由教授改为讲师者，其后欲恢复为教授时，须于兼差辞去后，在本校继任讲师，满二年以上始得恢复”(1924年3月12日)，此项规定可谓严厉。教授之辞退与聘任最终之决定权在教授评议会，非任何人可以独立辞退与聘任；复次在外兼职不仅只能拿讲师薪俸，而且没有选举教授评议员的权利，且优待法如休假以及公派出国留学等，只能享受一次，再也没有第二次。教授的权利与义务，既有相当的保障亦有不少的限制，可以说是在教授们自身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实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从吴虞所在北大四年来看，评议会的选举及公布大约都在10月底及11月初。“蔡孑民来函，附来分组教授名单，请选评议员，予圈颜任光、丁燮林、王星拱、陶履恭、谭熙鸿、张竞生、李煜瀛、马裕藻、沈尹默、张凤举、胡适、李大钊、陈启修十三人。”(1922年10月31日)吴虞所选有张凤举、张竞生、颜任光没能选上，就连七次当选评议员的沈尹默也未能当选。“昨日选出之评议员名单，谭熙鸿四十二票，王星拱四十二票，胡适四十一票，顾孟余三十票，李四光二十九票，陶履恭二十八票，马裕藻二十八票，陈启修二十六票，丁燮林二十五票，李煜瀛二十五票，李大钊二十四票，朱希祖二十三票，冯祖苟二十三票。以上十三人当选。”(1922年11月3日)理科、文科、法科均有教授当选，基本上处于一种势力的均衡状态。

就是这样相对比较公平的议会，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在北大上课，晤杨适夷谈，主张评议会议事，以后当由全体教授通过，然后再由评议会执行，不能由评议会少数人垄断，事情失败，又推蔡孑民出，身当其冲也“(同上)。如果评议会的事不由代表而由全体教授通过，不仅事涉繁剧，人数众多，不易召集，且与职员大会重叠，又使评议会名实难副。杨适夷自是从维护蔡元培的角度所发出的善意，其实正是评议会在存在，使得北大在没有蔡校长的日子里也能相对完成教学任务，评议会可谓功莫大焉。稳定的制度使学校的运转不定于一人之去留，即便是像蔡元培这样对北大来说的偶像级人物之辞职，都不会使北大伤筋动骨。1923年吴虞按名单选十六名(1923年10月19日)，1924年选十七人(1924年10月3日)，可见北大教授评议会的制度化和时效性都是比较强的，值得研究教育制度和北大精神的人加以深入发掘。

四：教职员索薪纠纷

中国现代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因为制度不良与社会不靖，在不少时段都伴随着教师薪酬的不稳定，以及教育经费的缺乏。就连北大这样著名的学校也不例外，而吴虞在北大教书的四年自始至终都伴随着索要薪酬的问题，虽然最终都得到了解决，但费时费心不少，对教育影响兹大。但即便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不靖的情况下，教师索要薪酬都能通过正当的讨要、罢课、示威等手段，媒体不停地公开报道，来追索回自己的薪酬，最大程度地保护教师自己的利益，也从某种程度显示了“为个人争就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的一分理念。虽然消极地看，影响了学生的学业，但积极的看，只有能维护自己权益的教师才能教出真正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而斗争的学生，并使其之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

索薪之事，在吴虞未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所以吴君毅给他说倘使将来北大的薪酬比较稳定后，就是你全家搬来，稍为撙节开支，也是可以能够维持得走的。吴虞深知此点，依旧也要北大，一是在成都他受到教育界的相当围剿，虽然在其北上之前，已有改观，但令其不快的氛围，以及樊孔周、钟书船这样的老朋友接二连三被军阀杀害，他作为一个当地的出头人物，也怀着一定的恐惧。再者，当时四川政局不稳，军阀混战，教育薪酬也不稳定，所发薪水也是时有时无，或者总是被拖欠。两相对照，彼时成都方面的生活环境带给他的威胁与不快，显然远胜过北大给他带来的不稳定。换言之，北上的直接收益不比在四川低，何况其间接收益更是四川不可比拟的。北大的名声以及其间他将遇到的一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骨干，都是他排孔非儒这一大方向上的支持者，可以藉此互借声势，推动社会的进步，而个人声望的增长和学问可能精进的期待，都是他可能北上的潜在因由。

吴虞是1921年5月7日抵达北京的，5月3日胡适的日记里即记载了一则无报名与日期的剪报，其标题为《北大教职员捐俸建筑图书馆胡适教授的提议——已得多数的赞成——出于罢工运动之后——尤足表示教职员之勇健纯洁》。此说明索薪的浪潮早已开始，后来陈独秀还来信批评胡适等人索薪罢课一年，还没有把事情解决，胡适也在日记里他批评得实在对，可以想见此次索薪潮在北京各大学及社会的影响。但即便如此，索薪之教师也并完全只是为个人考虑(为了个体之利益也值得尊重)，但个人之困穷却是有目共睹的，连胡适这样薪酬和稿费比较稿的人，都要等米下锅了，“今天亚东又筹了乙百元给我，更不愁过节了”(1921年6月9日，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版)，可见彼时欠薪对普通教职员的影响了。

吴虞就在这种索薪浪潮的背景下进入了北京大学。1921年6月3日的索薪事件，吴虞记道：“午后文光归，言今日教育界往国务院请愿，马夷初、沈士远，被兵打伤甚重，已抬入首善医院。学生派四穆任代表往慰问。闻教育部，自次长起全体辞职，风潮扩大矣。”而胡适的日记里是贴了一份《北京社会新报》报道的《呜呼中华民国之教育》的剪报，甚为详细地转载了此中情形。次日，吴虞“十一时，雇车过宣武门外大街首善医院，看沈士远、马寅初。晤沈兼士、钱玄同、王弘实。玄同言蒋梦麟、马幼渔并未受伤也。”而胡适当日则是《八校教职员呈国务院文》、，八校教职员通电》、《八校辞职全团体教职员宣言》三份通电和宣言的剪报，于我们后人来讲，其现场感和历史感当然更显强烈。而周作人因生病则在家中养疴，故其日记里面既无存也无论。同在北大的诸人如果大家都记日记的话，互相之间一定有所不同。五、六两日吴虞已经偃旗息鼓了，没有丝毫之索薪潮之记载，但胡适完全不同，有北大教职员开联席会，首善医院不从探视，马夷初被监视最严，6日他还与柯乐文合译了《全国报界联合会严厉谴责政府》的新闻给西洋报纸。由此不难看见，胡适自身的权利意识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都不是他人可以比拟的。

虽然教师薪酬不能按时拿到手中，但因为吴虞刚到北大，有不虞之困难，这说明北大即便在混乱的时刻也有相当的灵活性解决职员的急需。“北大黄幼轩君，令人送来六月脩金五十元，下欠六十元。犒来人银元一元。六月款尚未发，以予远来，故优待也”(1921年8月15日)。黄幼轩在北大会计处供职，乃蔡元培的郎舅，大约吴虞有所不知，但他还是感谢黄给送优待的款来解燃眉之急。除了北大自身对一些“特殊”职员的救急外，教育总长范源廉与彼时的国务院商定，“由政府筹拨价值二百万元之证券等，存放银行，为京师学款之准备金”(1921年7月29日)，同时用盐款和因关税款来增长八校教育经费(1921年12月21日)。但即便如此，教育经费的稳定拨发到1923年底也仍未解决，“今日《顺天时报》，载绥远边境之五当抬(即庙街之称呼)，有荒土二千余顷，原归绥远都马福祥直辖。蒋梦麟等，于前次马福祥来京时，极力与之交涉，结果，马允提拨一千顷，以充八校基金。并由某财政家，损(捐)现款五万为手续费。将来开辟后，即此一端，足维持八校经费，绰有余裕云。”(1923年12月16日)每每看上去要解决问题了，但了犹未了，“北大来通知：由教育部领到七成五经费，于会计课发给成薪俸，如二月份俄国赔款，于本日领到，即随同按成补发。过北大领薪银贰0八圆正。”(1924年2月4日)本国教师要领薪，却要等着俄国人发善心退还赔款，最终也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既然教育经费，难得完全之满足，于是诸种招数都有人说出来以备用，最后结果当然不得而知。“《民生报》载昨日阁议，向银行团商借一百万元，充作维持八校之用，当经决议照办。”(24年3月16日)

几年间北京八校经费始终未能切实解决，而教职员对薪酬之取得，在其间也存在许多争论与起伏。北大教职员也开会数次，教师在上课与罢课之间互相争执不下(1921年8月22日)。不特此也，在每月应扣薪水上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又教职员昨接联席会议传单，谓每月各人薪水，应扣百分之七十，各教员以未得全体之承认，群起质疑，请取消此议”(1921年8月29日)。1922年5月19日，八校教职员一同到教育部索薪，“到者一百四十余人，举出沈士远、何海秋、高一涵、尹炎武、马幼渔、王星拱为代表接洽。旋由教育部同诸人步至交通部，八校所举代表，同八校校长、教育部次长，同交通部次长交涉，直至下午九时后始签字。允于五月三十号以前，给两个月，众人始散归。”这样大规模的索薪行动，后来不知兑现与否?因为吴虞的日记里并未相应之记载。到后来，“国立八校薪水无着，校长均向部辞职矣”(1924年9月8日)，如此这般，还是没有实质性的起色。后来交通部长叶恭绰也从中支持校费，“交通部为筹措八校经费，实行交通附加费(税)赈捐。即以此款充作八校经费之用。今年二月，已届期满。叶恭绰请将此项附加赈捐，再行展期六个月，并以一次为限。业经政府指令第二百二十号照准办理。”，发了这么多的文件，盐、关税、交通税等都参与了八校经费的筹措与拨给，可以想见彼时军阀之间办教育出现的扯皮现象有多严重。吴虞日记里历年事涉薪酬之记载，据我的记载达四十多次，多像挤牙膏一样拿薪酬。即便在此境况下，也弦歌未绝，斯文未坠。不过，苦况也的确可堪怜悯，“午后至三时，在北大上课，薪水尚不知如何。叶浩吾止有钱六十枚，刘子庚止有钱四十枚，家中且无米矣。教育界现象如此，尚可为哉?”(1925年5月25日)。吴虞这种教育“尚可为哉”的浩叹，真是跟随了他北大四年的始终，可以说北大薪酬不稳定也是他绝意告老还乡的一个理由。

五：演讲与学术研讨

吴虞在北大的四年，虽然充满了不少教职员的索薪纠纷，但北大毕竟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自由精神下，播撒了不灭的思想种子。其撒播自由思想种子和培养高深学术研究情趣的方式之一，便是不时举办各种演讲，而这些演讲尚不包括新进的教授的例行演讲，进北大就能当教授，当然是彼时思想学术界的一时之选，其隆崇威望有他人不及之处。吴虞并不所有的演讲都去参加，即是参加的，他也未必有较详细记录，如梁启超到北大的演讲，他就只是随手进行事务性的记录而已。但有限的几次较详细的记录——其中还包括他并未亲临而有详细抄录者——还是可以看出彼时北大朝气蓬勃之一斑。

吴虞在北大四年，除了在北大新教授之例行演讲和同乡会上有演讲会，就是一次在非宗教大同盟上的演讲，“过北大三院，非宗教大同盟演讲大会，听众二千余人，外国人、女生、老人都有，张耀翔、李石曾、李守常讲后，予继之，鼓掌声如雷，蔡孑民因病未到，萧子升代表读其讲词，四时毕，摄影而散。”(1922年4月9日)非宗教大同盟在彼时非常有影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巴蜀书社还重印了罗章龙编的《非宗教论》，就是非宗教大同盟的一个成果，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文章选集。吴虞的演讲我猜主要谈的可能是孔教问题，因为他一生非儒排孔，从未曾改变过。当然吴虞的演讲是否因此而“鼓掌声如雷”呢，我觉得应该存疑，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因为他的日记里总是对自己的成就和别人对他的表扬记载太多，好像专等后人来阅读一样。两天过后，“《晨报》今日登有周作人文，内有数语关于予之演说者。予之演说无稿，恐听者记忆错误致失予意，因将关于约法信教自由一条草出，往西老胡同交郑仲澥，略谈而归。”(1922年4月11日)我查了一下周作人的文集，一时半会儿没翻到他谈吴虞演讲的这篇文章，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对宗教的态度宁有不同，但对非孔教应该并无不同。

吴虞的演讲中如果有缠夹不清问题，最大可能是因为他的四川官话。至于其观点是否引致误会，则殊难查考。但吴虞也是很注重他人演讲技巧的，比如他对汪精卫用演讲所出的书评价就比较高。“北大送来汪精卫著《国际问题决议草案并理由书》，极好，可作为讲演稿及中学教科书，此书予每日皆当阅之，终而复始，作为常课。”(1925年6月19日)吴虞的日记一般说来一天记多件事，记一件事的时候相对较少，而此日只记汪精卫此书的事，而且评价如此之高，在他都是罕有的。北大为何要送汪精卫此书，他没有什么交待，不知出于什么背景?汪此书我也没有读过，因此是否若吴虞所言，只有存疑。但他说此书可作演讲的范本，乃至可作教科书，这就说明其可教可学程度之高，应该具有一般大众演讲性质。至于他说每日阅之，终而复始，倒也不必太过当真，因为吴虞在道德感上究竟离曾文正是有距离的，何况曾文正灵魂深处闹革命似的自我道德审查——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的原因，毛泽东的“进步”在于，他将其推而广之用在普通大众的道德审查上——是否属表演性质大可疑问。

知道可能到北大教书，而未到北大之前，吴虞就对北大的许多事情有所关注，其中一次便是美国诗人持滨拿氏到中国的演讲，这段话的内容有少可解读之处，特单独全录如下，以利分析：

“美国著名诗人披持滨拿氏在北大演讲云：‘上年江亢虎(江西人，现代美国大学教员)为译唐诗三百首读之，因知华诗温柔敦厚之旨，远胜西诗。嬉笑怒骂之音，欲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此正师资也。常怪贵国少年，辄以一言抹杀前贤，曰是贵族文学，不足法。予亦社会学家，自信不腐，敢断言曰，社会人类平等，文学美术不嫌华贵也。’”(1921年2月19日)

披持滨拿氏其实就是今日通译的维特.宾纳(WitterBynner，1881—1968)，宾纳作为诗人在汉语世界并不十分著名，但他与江亢虎合译了第一个英译本《唐诗三百首》。这《唐诗三百首》的英译本的中文名字叫《群玉山头》(英文为TheJadeMountain)，其译法是江亢虎给宾纳解释诗的意思(因为封面署名为“TranslatedbyWitterBynnerfromthetextsofKiangKang—hu)，然后让宾纳将其译成英文，最后由他们共同定英文译文。此书自从二十世纪二十年开始到1945年，已经连续出了六版，在英语世界有较大的影响。对这第一英译本的《唐诗三首》介绍者甚少，以笔者眼界不宽，只见过周振鹤一则短文《〈唐诗三百首〉的第一个英译本》(见周振鹤《知者不言》P194—196，三联书店2008年版)。据周振鹤介绍此书翻译得还不错，书前有两篇介绍，一篇是宾纳的《诗与文化》，一是江亢虎的《中国诗歌》。宾纳坦言自己以前只知希腊和希伯来文诗歌的美，后来与江亢虎合作才对中国诗歌的美，有非常直观生动的认识。

宾纳说他因为与江亢虎合作译唐诗三百首，“因知华诗温柔敦厚之旨，远胜西诗。嬉笑怒骂之音，欲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此正师资也。”对自己的研究和翻译对象美言几句，几乎成了西方汉学家的惯例，因为他们在许多方面已经领先了中国，当然在文化的久远的封号上愿意奉送他的研究国——中国，一来可以藉引别人对自己研究内容的重视，二来也可以藉免低看民族主义兴起的中国民族之嫌(罗素谈中国问题恐怕也不免有这样的毛病)。因此宾纳说华诗在“温柔敦厚之旨”上，“远胜西诗”也只是聊备一说，把别人的客气，当成一种可以藉引的确论，不怎么高明那是明显的，何况中西诗歌能否像宾纳这样来对比，还应存疑。温柔敦厚固有诗风柔和醇绵之理，但在中文语境下，更多是一种道德评判，对诗歌作道德评判并非完全不可，但究竟有几分切合诗歌本身之情感和欣赏态度，那还很难说。用“闻者足戒”来评价唐诗究竟不怎么高明，那是一定了的。正如清代诗评家贺裳评孟郊《游子吟》使出最狠的道德吹捧，其实于诗歌之理解何增一毫：“孟东野最为高深，如‘慈母手中线……’，真是《六经》鼓吹，当与退之《拘幽操》同为全唐第一”(《载酒园诗话又编》)。转若飞蓬的道德评判，怎敌人类共同情感之源远流长。

尤其可堪玩味的是吴虞所记宾纳演讲的最后一段，“常怪贵国少年，辄以一言抹杀前贤，曰是贵族文学，不足法。予亦社会学家，自信不腐，敢断言曰，社会人类平等，文学美术不嫌华贵也。”不知宾纳演讲时，是否有挑战新文学大本营北大诸学人的意味。虽知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无论是主张保守还是革新，都会不知不觉中借重西人的阐释以扬己说。好在秉着兼容并包的自由精神，北大不怕输入这种变向反对新文学的声音。宾纳这个演讲直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因为他们都主张放弃贵族文学，提倡平民文学。白话文与平民文学是互为表里的，因为白话文是平民文学的载体。但吴虞详细记录宾纳这样的演讲，是否有深意藏焉呢?吴虞在非儒排孔上是胡适、陈独秀的同党，但在白话文与古文，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这一点上，并非同道。五四新文化时这样新旧掺杂，同中有异，异同互现，是一种常态。这就像比较趋新的柳亚子，初时对胡适主张大话文也大不以为然一样。

与宾纳合作翻译第一本英译本《唐诗三百首》的江亢虎，在二十世纪尚属风发卓厉的人物，吴虞有幸与其相并有些交往。吴虞在北大教书时，刚好遇着江亢虎主政南方大学，而吴虞堂弟吴君毅从中引荐，因此江氏聘吴虞在南方大学兼课。“南方大学校长江亢虎送教授聘约二纸来，一自留、一签名存校”(1924年9月7日)。三天过后即到南方大学参加开学典礼，“至南方大学行开学礼。晤江亢虎、车盘尘……诸人。学生数十人，教员无甚出色者，而有杨寿璧，亦妙也。学生到者不及百人”(1924年9月10)。吴虞并不想在南方大学长期教下去，只是托不开人情，所以跟江亢虎并没有太深的交道。江亢虎出生名门，祖父两代都中了进士，他是个相当传奇的人物，如在京师大学堂任过日文教习，后来创办中国社会党而成党魁，见过列宁，在美国加州教过七年书，但最终因堕落成汉奸，而声名自是不彰。一生有这样的传奇，且英译过第一本《唐诗三百首》，而世上知之者并无多，可谓良有以也。

北大三院看来比较大，是演讲的好地方，有不少的人如梁启超(“梁任公在三院大礼堂，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当往听之，特记于此”，见1922年3月2日)、爱罗先珂(“九时至北河沿第三院，听盲诗人讲演”，见1922年3月5日)等都在此演讲过。“四时过大学三院，听美国女士山格夫人演讲生育制裁方法可行者，海绵三寸，橡皮帽，独油熬化者。”(1922年4月19日)吴虞所记载的这次演讲，之所以值得一说，是因为讲计划生育在彼时的中国，可谓新得不能再新的议题。因为多妻多妾在当时还是主流，多子多福就更不用说还是社会习染所向。同时这次演讲是胡适趁时任美国节制联盟主席、节育专家的山格夫人路过中国时，请他来演讲，胡适以蔡元培的名义撰“校长启事”(载于4月18日北大日刊，4月19日胡适全文抄在日记中)，并亲任山格夫人的翻译(还有性学专家张竞生陪同)，由李小峰、矛尘笔记，以《生育制裁的什么与怎样》为名，刊于《晨报》，至此对中国社会的人口素质、生育理念、妇女解放等方面产生极生的影响，其演讲影响之深远堪比几乎同时到中国中国来的罗素、杜威等人。胡适要求山格夫人不以高深理论来作学术之报告，而且主要介绍许多实用的避孕办法，所以我们才好理解吴虞日记里为何如此记载。胡适将山格夫人介绍蔡元培、赵元任及其夫人杨步伟，后来杨步伟在《杂记赵家》里还有记录。杨步伟说他们一些学者夫人请山格夫人来主要是谈一些实际的避孕办法，“每一个有钱的出钱，可带三个穷人来”(杨步伟《杂记赵家》岳麓版)。后来杨步伟还译有山格夫人所著《女子应有的知识》由商务印书馆在1926年出版。

至于老师所组织的学术研究会，吴虞似乎参加得不多，他的日记中记载得也比较少。从本性上讲，吴虞并不是学术中人，只是个知识的贩卖者而非生产者，是个教书的人而非真正意识上的研究者。这也是他在北大因“只手打孔家店”，初时会引起轰动，久了便归于岑寂的内在因由。由谭鸿熙、马叙伦、蒋梦麟、李大钊、燕树棠等于1921年8月17日发起“国立八校员太平洋问题研究会。并定于十九号午后二时，在前京畿道美术学校开成立大会，凡八校同人，均请出席”，而吴虞并没有出席。吴虞一生爱读书，但并不真正热爱研究学问的人，他原创性不够，小学功夫也不高，所以他除了在思想界有短暂的轰动外，不能造成承其学的学生与派别。换言之，能承其学的学生稀有，更不用说创造什么派别，故今天的人们只有在提起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时，才会对他略有提及，并非全是凉薄势利所致。

六：学生与老师

北大的老师固然是些名震学术界的老江湖，但北大学生也不是省油的灯。在蔡元培掌校之前，许多学生是世家子，带着仆人带着烟枪来上学，充满老爷气。至于逛八大胡同，也是寻常之事，完全是家常便饭，根本没有什么可忌讳的。到了吴虞来北大教书的时候，林公铎还告知他学生染花柳病的人数还有上升的趋势，但我认为林公铎主要是为了发泄不满才这样说的。那蔡元培主政后，学生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像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那样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不用说是学生中的厉害角色，这样的厉害近乎众所周知，不劳我来饶舌。我更记得另外的厉害，当胡适到校一反常态、截断众流地中国哲学史时，许多学生准备不满他的账，想给他难堪。顾颉刚告知傅斯年，傅斯年来听了后就说，这老师虽然年轻，但的确不是乱讲，大家应该好好听。后来胡适还回忆起学生傅斯年——后来他们一对“死友”，不过傅斯年却一直对胡适执弟子礼——对他刚教书时的“护驾”，那份情感哪是一般师生关系所能形容?不能旷古未有，也是稀有罕见。

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是何等样的人物，我们现在已然分晓。但当时他们就如此卓尔特出，的确是令人心折。还未到北大前，吴虞在成都就像读《新青年》一样，几乎每期都由傅斯年等学生所办的《新潮》，他们的观点与文章，有时比《新青年》还清厉激越，但又不乏理性。才到北大不久，吴虞就在日记里记下了章太炎的弟子、史学家朱希祖对刚毕业的傅斯年的赞美之辞。“去年署假，国文科毕业，如傅斯年诸人，颇多佳士。今年暑假，国文科毕业者殊不佳，如朱毅之徒皆是”(1921年8月17日)。“傅斯年诸人”当然还包括顾颉刚、罗家伦等人。当时用朱毅与傅斯年对比说不定有人还会用“未必”来存疑，但以傅斯年在近现代学术文化史上杰出工作，他与朱毅之佳与不佳，何用多说?

北大因其师资力量强，且有兼容并包的自由传统，所以莘莘学子无不以考进北大问学为荣。但考进去非常不容易，所以有许多人一直做旁听生，一堂课看上去听众甚多，但有几个是正选且来考试者就只有天知道了，不然张中行关于北大“负暄琐话”一些内容就得重写了。但有些做旁听生的目的，是为了明门正进地考到北大去当他们的学生了，但旁听生考北大也不是没有非议。朱希祖说：“旁听生转入正科，及其他大学生转入北大者，现均截止，因流弊多故也”(1921年8月17日)。旁听生考北大和外校转入北大的流弊，我倒是没有感觉出来，因为所谓大学的自由应该包括这一项，否则自由即有所欠缺。当然在高等教育资源比较稀缺的时代，还权衡各方面的关系，的确煞费苦心。因旁听生招收有限，所以马幼渔在自己可以许可的能力范围，还是给吴虞给了应有的方便。“今日《北大日刊》，旁听生揭晓，国文系取四人，术伯考上”(1921年11月1日)；‘“下午晤幼渔，言术伯系因予特取”(1921年11月3日)。北大是难考，但由于时局的原因，南方的一些学生就怕时局混乱而不报考北大，“北大在上海招考，报名者止一人，时局混沌，殊令人闷闷“(1921年8月19日)。1921年整个上海只有一人报告北大，不知所记属实否，如是，则可谓空前绝后。

北大的学生也不都是好学之辈。吴虞五十七岁当天，七时半到北大讲课，“尚无人，八时上堂，十时下课归。今日国文女生亦至，而男生尚多未起，可叹也”(1921年12月17日)，“七时起，八时至校，上教室人数尚不多”(1922年1月12日)。其实来听课的多寡，固然与讲得好坏与否有关，但更与北大学生自由散漫的传统有关。“杨寿璧来，云马夷初讲《庄子哲学》，听者十余人”(1923年10月9日)、不特如此，你如果稍有加重，还有些学生反弹，“学生谓予引伸过多，盖全不知学之竖子耳”(1922年1月20日)。所以还是在北大教书多年的沈尹默比较懂北大学生的习性，即北大学生自由学习的欲望与能力稍强于其他学校。“尹默言，当使学生自行注意看书，教习预备好上讲室发问，令学生自讲。欧美、日本大学，皆是如此。”(1921年7月22日)的确如此，大学不是中小学，自由学习自我学习才是大学的主潮，而非填鸭式灌输。

下课了，吴虞跟学生往来并不多，学生来向他请教的也比较少。但他还是主动将《吴虞文录》十五册，《秋水集》三册发送给学生(1924年5月10日、12日)。同时，他偶尔也在课余指导学生的读书会：“北大一年级读书会常开会，杨晶华提出《苏东坡之生平及其作品》，王峰翔提出《韩非子》，请予于星期三下午二时半在第二院指导。予因草《苏东坡之生平及其作品略述》。”(1924年11月18日)这样的指导趣味不够，研究也尚待加强，不过增加读书的兴味倒是很好的。吴虞在北大四年出了几次考试题，都太旧而没有新意，他虽然读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但他似乎未受到西方研究学问范式之影响，也可以看出他只是个有非儒排孔思想的旧式学者。他所出的考题，就是放在科举考试之前，也不算有什么新意，兹录一次，他给一至三级年所出的题为例，也见一斑。“一年级试题：(一)书李斯上秦始皇谏逐客书后。(二)拟宋玉对楚王问。二年级试题：荀卿非宋鈃寡欲说申论。三年级试题：(一)书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文后。(二)拟刘伶酒德颂。”(1922年5月9日)说实在的，这样的考试从题式题型上看，都缺乏新意。

学生除了读书，还有他们自身的权利保护问题。本着胡适的教导，一个人要想为社会作贡献，就是首先要把自陶铸成器。陶铸成器当然有许多方式，其中学生最重要的一种就是读书，但读书是为了明理，明理了是首先学会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现在的学生很难理解因为发放讲义的原因，学生会闹起风潮，那是因为现在只有统一教材，很少老师各自为教、各有己见的讲义，其实这大大地影响了老师的创造性和学术自由。“七时过西老胡同，始知昨日因讲费事，风潮扩大，校长及各系主任，均停止办公。予同术伯至北大一观，见诸人宣言，又见学生告白。午前九时，在三院大礼堂开会议办法，明日再开教员学生全体大会，以求解决。学校经费支绌，风潮时起，此后银钱，不可妄用，以免受窘求人。”(1922年10月19日)。因为学校其他经费无着，教育部、交通部等方面拨给北大的费有限，因此学校想收一点学生的讲费来补充不足，但学生因为享受免费的老师讲义，久已成为传统，乍一收费，没有谁能够对此“不当”支出无动于衷。吴虞这人有时还是比较实在，看到学生闹事，想到的却是不可乱花银钱，免得自己无法领到薪金而左支右绌。本来第二天是要上课，但马幼渔、周作人、沈尹默、吴虞、朱希祖等人同情学生，亦主张暂时停课，弄得蔡元培要辞职，后来在大部分教师学生的挽留下，10月24日北大送来蔡元培复职的启事。学潮好像是近现代中国大学的一个保留节目，也是学生社会参与的表达方式。因章士钊欲合并八校，“午后一时过北大，门外警察多人，荷枪而立，学生游行，约二万人，遂无人上课。予以《书目》一份给游国恩而归。&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