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胥吏对人说，官场就像一辆车子，我等吏人好比赶车的人，主官和属官好比骡子，我们鞭子一挥，叫他们向左他们就向左，叫他们向右他们就向右。为什么胥吏把官员视作骡子?为何胥吏敢如此蔑视官员?

在古代官场，“县官不如现管”。包括****文书的小吏(即胥吏或吏胥)、差役及其他办事人员在内的吏，是编制外的、数量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编制内官员的庞大群体。表面上，他们地位卑贱有如奴仆，实际上是衙门实权的掌控者。他们越权、窃权、弄权、专权以至专政。朝廷内外、国家上下不可一日无吏，但吏又上欺官，下害民，成为国家一害。以此之故，宋人叶适惊叹：官场成了“公人世界”，即衙役们的天下!清代顾炎武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代郭嵩焘甚至说，本朝“与胥吏共天下”。

高官坐牢方知狱吏之贵

高官勋臣一旦仕途蹉跎，身陷囹圄，不免受狱吏凌辱，所谓“人在屋檐下，哪得不低头”。

《汉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汉初功臣周勃，先后任太尉、右丞相，封绛侯。其长子娶了汉文帝之女。当时的周勃，可以说尊贵无比。然而功高震主，有人摸透了汉文帝猜忌周勃的心理，诬告周勃要谋反，汉文帝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于是周勃被逮捕。

到了狱中，狱吏才不管你原来当过什么官，权势有多大，在监狱这方天地，他就是老大，一切由他说了算。狱吏让周勃吃了一些苦头，周勃领教了狱吏的厉害。为了少受罪，周勃只得曲意巴结狱吏，“贿以千金”。见钱眼开的狱吏在木简的背面写了五个字：“以公主为证。”并提示他：你的儿媳不是当今公主吗?有现成的一条路，为何不走?狱吏教的这一招果然有效，周家的人通过薄昭请出了薄太后。在汉文帝上朝时，薄太后走到大殿上，将头巾解下，掷向汉文帝，责问道：绛侯周勃在平吕禄、吕产之乱时，手握传国玺，统率军队，此时不反，难道居住在一个小县，倒要反吗?汉文帝无话可说，只得答应释放周勃。周勃被释后，感慨道：“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乎!”

据清代刘体智《异辞录》一书记载，曾任侍郎的张荫桓坐牢，狱吏并不因他曾是“副部级”官员而对他另眼看待。不但如此，还因他油水大，向他一天勒索1万多两银子。张荫桓很纳闷：这狱吏的胃口怎么这样大?就问住在隔壁的犯人，一个姓叶的“军门”(提督军务总兵官，地方高级军事长官)：你是不是也要交这么多银子?姓叶的人告诉他：我比你交的少多了，我是享受“优惠”的，每天交6400两银子。狱吏说，本来要收8000两，打八折，减至6400两。二人叹息不已，都说到了牢里，才知狱吏有这么尊贵。

古代贪官不少，贪吏更多，有些吏比官更贪。吏比官富的现象，并非个别。明朝李清在《三垣笔记》一书中写到，刑部一官员说：“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无一介不取之吏。”这位刑部官员，一定是见的多了，听的多了，才会有这样的感慨。

朱元璋为吏殴官而震怒

宋朝李心传说：“近时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不能制吏，而吏能制官，这种极不正常的官场现象，不独发生于宋朝，它在中国古代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小吏不但对百姓专横，对主官和属官专横也是常见的现象。

明朝洪武年间，发生过小吏在公堂公然殴打县令等官员的案件，而且不止一起。此事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震怒。他在亲自起草的《御制大诰》中，专列一章，谈“吏殴官长”的问题：

“各处有司惟务奸贪，不问民瘼，政声丑陋，愚民所耻，所以苏州常熟吏人沈尚等，衢州开化吏人徐文亮等渺视二县官长邓源、汤寿轻等，于厅殴打。罪虽吏当，官何人也?”

苏州常熟县小吏沈尚、衢州开化县小吏徐文亮等人，殴打本县县令，肇事者都受到了惩处，但朱元璋认为，光追究肇事小吏是不够的，还要问问，你们这些被打的官员，是怎么当官的?你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从以上引用的《大诰》内容可以看出，朱元璋没有偏袒被打的官员们，他认为，这类事件，事出有因。被打官员们不是清官，而是贪官；不是忠良，而是奸邪，他们被打，是咎由自取。各个衙门的官员精力都用于做坏事、捞钱，根本不关心百姓疾苦，以致名声很坏，为老百姓所耻笑、怨恨，这样的贪赃枉法官员，怎不招打?

当然，朱元璋是不允许吏殴官这种“犯上作乱”的事情发生的，他在整肃官员的同时，还整胥吏。《御制大诰》及《御制大诰续编》列有数章谈整治吏人的问题。例如《御制大诰续编》第十四章规定：布政司、府、州、县各衙门，今后必须将额定胥吏人数及姓名、职掌写在榜文上，告之于民。榜文写明，本衙门差役几名，姓甚名谁，当房掌文案吏员是谁，等等。在规定名额之外，不许滥用胥吏，不许“容留不明之人”。朱元璋还规定，榜上必须写上这段话：“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簿书者，诸人擒拿赴京。”超过额定人数，非法使用的胥吏，朝廷允许民众将其扭送至京城，交有关衙门处置。

小吏视官员为骡子

胥吏在本衙门的官员面前，无不卑躬屈节，低三下四，唯唯诺诺，一副奴才的样子。然而其内心，未必都买官员的账。在背后，对官员表示不屑的，表示鄙夷的，则大有人在。

清人朱克敬在《瞑庵杂谈》一书中，谈到了胥吏背后的狂言：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恽世临，是清代道光年间进士，曾先后任长沙知府、湖南巡抚。中进士前，他偶尔去北京一家酒馆喝酒，听到一名胥吏对人说，官场就像一辆车子，我等吏人好比赶车的人，主官和属官好比骡子，我们鞭子一挥，叫他们向左他们就向左，叫他们向右他们就向右。恽世临听了，心中暗暗“怪叹”。

不久，恽世临考中进士，由翰林改任吏部文选司主事。文选司掌管官员的任命、调动，是“跑官”的人要跑的一个部门。文选司的官员都是有权有势的所谓“热官”，该司的胥吏们也架子大，贪欲大。他们曲解“选法”，即选拔官员的法规，营私舞弊，敲诈勒索地方官员，因而暴富。

恽世临是个精细之人，他时时记得酒店里那名胥吏讲的狂话，提醒自己不要被胥吏们当作被驾驭的、可悲可叹的“骡子”，遇事都要仔细核查，严防胥吏们弄鬼。胥吏们想舞弊也没有下手的机会，因而也就很难捞到油水。恽世临这位正六品的主事，断了胥吏们的财路，他们“奸不得施，怨之入骨，倒书其名于壁”，只能把恽世临的名字倒写在墙上，以低劣的手段发泄心中的不满，真是可笑。

为什么胥吏把官员视作骡子?为何胥吏们敢于如此蔑视官员?一是因为胥吏们看透了官员，认为他们没有处理政务、公务的实际本领；二是他们相信，官场由他们撑着，官离了吏，便玩不转。连嘉庆帝都说：百官听命于书吏。上自宰相，下至县令，都只会签字画押，不能实际处理政务、公务，都委权于胥吏，因而一日离不开胥吏。胥吏怎能不狂妄?怎能不拿捏官员?

书吏弄权惊动皇上

衙门里抄抄写写的书吏乍看似乎什么权也没有，其实并非如此。他们所抄写的文件，都是机密，是机密就有人要打探，探听的不是百姓，而是官员。于是，不规矩的书吏便将他们抄写的文件内容当作“资源”，奇货可居，待价而沽，跟有关官员进行交易。

清代最高军政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军机处，就多次发生过抄写人员泄密案。事为乾隆皇帝所知，于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十二日上谕中提出严厉批评：“军机处系机要重地，凡事俱应慎密，不容宣泄。今乃有在京直隶、江南、浙江等处提塘，串通军机处写字之人，将不发抄之事件抄寄该省督抚者。朕看此情节，在提塘等微末之人，不过以此博督抚之欢心，在督抚亦乐其不时私递，得闻京师信息。”

乾隆上谕提到的“提塘”，即提塘官，是各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联络官。其职责是传递有关本省的文件，实际还兼有刺探朝廷动向的任务，是地方安插京城的坐探。他们地位不高，用乾隆皇帝的话说，就是“微末之人”，但他们神通广大，无孔不入。各省总督、巡抚视他们为亲信，常依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判断高层动态及政治风向。直隶、江南、浙江等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提塘，买通军机处的书手，将不发至省级的机密文件，抄寄这些省的总督、巡抚。乾隆帝对有关总督、巡抚从处理，免于查究。但对于泄密的书吏，自然要受到严肃处理。

以上军机处书吏为一己之私而泄密于地方官的一连串事件，在古代官场具有典型性。而为出卖情报而泄密的，又何止清代军机处的书吏!

小吏专权为何难以解决

古代胥吏专权是官场一大痼疾，许多有识之士都大声疾呼要坚决铲除这一祸害，但是，直到封建社会终结，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朱元璋在《御制大诰续编》第十三章中说：“天下诸司所用走卒不可无者，持簿书亦不可无者。然良家子弟一受是役，鲜有不为民害者。”他觉得奇怪，怎么好端端的良家子弟，一旦做了书吏或差役，就变坏了，而且很少有不害民的。进入吏的行列，为何好人会变坏?朱元璋没有悟出这是制度出了问题。

古代实行的是“一衙两制”，亦即官员属国家编制，由国家任免，由国家提供的俸禄供养；而吏不进入国家编制，不由国家聘用，不由国家薪金供养。正因为这样，朝廷无法考察、管理和考核这部分人。吏归衙门的主官任用，他们对使用他们的主官负责。一位官员到任，带来一批吏；一名官员卸任，带走一批吏。官员自己聘用吏，难免不沾亲带故，难免良莠不齐。一旦有害群之马的吏出现，因为是官员任用的私人，往往受到官员的庇佑。

因为国家不发薪金，薪金要由聘用他们的官员负担，吏人的收入往往很低。这逼得他们自己找食。古代有过“高俸养廉”，但没有“高薪养吏”。一些素质差、有贪欲的吏，便借机敲诈，中饱私囊。

古代各级衙门用的主官，多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他们熟悉《四书》、《五经》，有的诗文做得很好，但这些跟处理政务、公务毕竟相去甚远。那是另一门学问和技能，官员们没有在吏的岗位历练过，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和经验。这样，就造成官员们“跛足”的现象：他们熟悉的知识不大用得上，用得上的学问他们又缺乏。正如梁启超所说：“官制不善”造成官员们“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只会签字画押的官员们，不得不“委权胥吏”。也就出现叶适所说的“大官拱手惟吏之从”的局面，胥吏弄权就是势所必然了。

胥吏这一行，因为是具体经办各类官府文书和各类公务，需要行政、人事、刑狱、钱谷等方面的经验，需要熟悉朝廷的法规及历来有关谕旨。做一名胥吏，是要经过多年专门学习和训练的，往往父传子，子传孙。因而在胥吏这一行，存在着家族世袭的现象。这也就是叶适说的：“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子，兄以是传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胥吏形成一股势力，“植根固本，不可动摇”。朝廷即使知道胥吏之害，也奈何不得。因为这是制度严重缺陷造成的，而修补制度不是轻而易举的。

“内行”与“外行”的较量

胥吏的地位虽然低，政治影响却大，因为国家事务，尤其是地方行政，实际上是靠胥吏来处理的。进士、翰林出身的“官”们，“学问”虽好，能力却很可疑。他们往往不屑于(其实也未必能)处理繁琐的具体事务。“吏”却是这方面的专门人才。而且，由于胥吏没有别的出路，无法像官那样步步高升，也就更加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专门人才”，并在执法领域“大显身手”。结果，在处理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时，官是外行，吏是内行。外行虽然在名义上领导内行，内行却可以在实际上糊弄外行。要知道，帝国的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则性意见”，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成的，因此是含糊其辞和语焉不详的，具体尺度全靠执行者掌握。官们既然不懂行，则升迁的快慢，处分的轻重，赋税的多少，工程的增减，便都由吏们说了算，或者被胥吏牵着鼻子走。所以，明末的顾炎武，便说当时的情况是“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末的郭嵩焘，也说有清一代是“与胥吏共天下”。一个王朝的政治，如果居然实际上是由一大批永无出头之日的办事员(胥吏)来操纵的，那光景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