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那年，李商隐9岁。稚嫩地护送灵柩千里迢迢从扬州回到长安老家，守孝3年。这3年中，靠父亲在扬州做官攒下的银两花得也差不多了，12岁的他不得不出去干些零活以贴补家用：或者舂米，或者抄书……一边打工也一边不矢志地自学。长大成人，小才初绽，终于被一位在朝廷当官的伯乐赏识，招至幕下，专事文案工作……待到婚配之时，又被朝廷另一显贵相中，做了富贵人家的女婿。至此，他的人生应该要步入坦途了吧。可是，不——偏偏岳丈大人与伯乐恩师互为政敌，那么，受夹板气的只能是他了。一边是岳丈大人，一边是恩师大人，任谁也不好冷落。何况夫妻情分融洽，也找不着离婚的理由。最后他落得两边不讨好，不但无人帮衬，而且两边都冷落着他。后来，一起读书多年的恩师的儿子坐到宰相的高位，同样也没有将他提拔……

左右两座靠山无坚不摧，他却落得一辈子默默无闻，做着文书的工作，写写发言稿，整理整理材料。尽管惊才绝艳，又能怎样?如今来读他的无题诗，该有多么好，如《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一直把《锦瑟》看成人生之诗，并非狭隘的情诗。这种人生的幻灭以及不可追之痛，被他写来实在隐忍沉痛，可与“怅惘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媲美。能够把诗写到隐忍的情怀，就是好诗了。

许多人猜测他的无题诗是写给情人知己的，但据史料记载，他们夫妻感情一直美满融洽。这就又成了一个矛盾的推断。不过，联想一下屈原赋中层出不穷的“香草美人”意象，大抵就能解释得通——都是假物言志罢了。

假物言志的人很多，比如柳宗元，《永州八记》同样如此。人生不得意，被贬南蛮之地湖南永州，自己盖屋种菜，在小品文里故作逍遥，说是这样很好很开心啊，其实，心里还是有疙瘩解不开。人一旦对自己的处境想不开，便气结郁闷，非常地伤身体，所以，柳宗元只活了四十几岁。而他的好友刘禹锡则大大不同，同样是遭受排挤，被流放到广西，他就通达一些，最后活了七十多岁。

近期多温古诗，犹如翻开一页页古人的日记，却是全新触觉——那些远去的男人，才华出众的男人，几乎没有几个一生都在坦途，白居易除外——而今重读《卖炭翁》，怎么没有了初中老师所宣扬的那般关心民生疾苦之情怀?思来想去，关键在他的两个小妾上。但凡想到白先生左拥右抱的良好生活氛围，就不免对他的平民情怀打了折扣，哪里有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般彻骨沉痛?杜甫一生颠沛流离，看他的《秋兴八首》，竟也如此昂扬，仿佛把所有的悲辛都抛却，在祈望中拥有了重生之气——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

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

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之八)

将凄清、苦楚统统解除，能把哀愁写到这么绚烂的，唯杜甫一人吧——沉痛有很多种，杜甫的沉痛是昂扬的，而李商隐的则是隐忍的。

人们常言，书读多了，难免不入世。但从柳宗元和刘禹锡身上，倒是读出了些许入世的道理，凡事通达，自省之余，不过分地与内心较劲。人生最高境界是不动心。做到不动心也难，那就尽量少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