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慈(1186-1249)，字惠父，我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被称为“法医学之父”，西方普遍认为正是宋慈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法医鉴定学”。他早岁习儒，入仕后经历十余任地方官，多负刑狱之责，终于广东经略安抚使。一生经办案件数不胜数。逝世前两年(公元1247年)撰成并刊刻《洗冤集录》五卷。此书是其一生经验、思想的结晶，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法医学专著。它比意大利人佛图纳图·菲得利写成于公元1602年的同类著作要早350多年。

宋慈出身在一个朝廷官吏家庭，父名巩，曾做过广州节度推官。宋慈少年受业于同邑吴稚门下，吴稚是朱熹的弟子，因此，宋慈有机会与当时有名的学者交往。宋慈二十岁进太学。当时主持太学的真德秀是著名的理学家，真德秀发现宋慈的文章出自内心，流露有其感情，因此，对他十分器重。宋慈早年的师友，对于他学业的进步与后来的思想当有相当的影响。

宋慈一生二十余年的官宦生涯中，先后担任四次高级刑法官，后来进直宝谟阁奉使四路，也是“皆司皋事”，可见宋慈一生从事司法刑狱。长期的专业工作，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法医检验经验。

当时州县官府往往把人命关天的刑狱之事委之于没有实际经验的新入选的官员或武人，这些人易于受到欺蒙；加之其中有的人怕苦畏脏，又不对案情进行实地检验，或虽到案发地点，但“遥望而弗亲，掩鼻而不屑”，因而难免判断失误，以至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冤狱丛生。

宋慈平反冤案无数，他认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 (出自《洗冤集录》序)，坚持“审之又审”，重视现场堪验，还指出“凡验妇人，不可羞避”，“检妇人，无伤损处须看阴门，恐自此入刀于腹内”，如死者是富家女，把女尸抬到光明平稳处，“令众人见，以避嫌疑”。

身为刑狱之官，宋慈在听讼理刑过程中，则以民命为重，实事求是。他说：“慈四叨臬寄(执法官)，他无寸长，独于狱案，不敢萌一毫慢易心。”这一表白，确是他多年为刑狱之官认真态度的写照。他尤为重视对案情的实际检验，认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曲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意思是说，“大辟”即杀头是最重的刑罚，这种刑罚则是由犯罪事实决定的，而犯罪事实必须经过检验才能认定，所以检验的结果往往是生死攸关的。唯其如此，对待检验决不能敷衍了事，走走过场，而必须认真负责，“务要从实”，一定要查出案件发生的真实情况，“贵在审之无失”。而要做到这一点，宋氏认为当检官员必须“亲临视”。无论案发于何处，也要“躬亲诣尸首地头”，“免致出脱重伤处”。否则，应以失职罪杖处之。即使案发于暑月，尸味难闻，臭不可近，当检官员也“须在专一，不可避臭恶”。

宋氏的求实求真精神还表现在对尸体的具体检验方面。检验尸体，即给死者诊断死因，技术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难于为活人诊病。不仅要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而且必须具备深厚的医药学基础，把握许多科学知识和方法。儒者出身的宋慈，本无医药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知识。为弥补这一不足，他一方面刻苦研读医药著作，把有关的生理、病理、药理、毒理知识及诊察方法运用于检验死伤的实际；另一方面，认真总结前人的的经验，以防止“狱情之失”和“定验之误”。在多年的检验实践中，力求检验方法的多样性和科学性，在此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仅从流传至今的《洗冤集录》一书来看，其中所载检验方法之多样、全面，其精确度之高，都是前无古人的。这也是书中科技含量较高的、最精彩的内容。

宋慈在法医学理论上和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唯物主义倾向。在其传世名著中非但没有空洞的理学唯心主义的说教，而且大力提倡求实求真精神。程朱理学认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而人心之体又体现了理或天理，“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这就是说，心中什么理都有，无须外求。如按此行事，根本不要了解外界现实情况，只要苦思冥索就可以了。而宋慈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朱熹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的“格物穷理”之说，变成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不是向内心“穷理”，而是向实际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