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吉普车的中国战地女记者胡济邦

众所周知，萧乾先生一直被誉为二战时期欧洲战场中国唯一的战地记者。后有研究者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除萧乾外，还活跃着其他5名中国记者：中国之声(又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陆铿、《中央日报》的毛树清和乐恕人、《新民报》的丁垂远和中央通讯社的余捷元。但他们都随盟军行动，在欧洲第二战场采访，从未去过苏德战场。

此时，活跃在苏德战场上的身影属于胡济邦：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又是女性；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的事迹媲美须眉，称得上巾帼英雄。

年轻时的胡济邦风姿绰约、仪态万方，用当今时髦的话说，是美女外交官，美女记者。但她的名气并非源自年轻貌美。埃德加·斯诺曾评价她：“胡济邦女士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济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这位《西行漫记》的作者，将毛泽东的照片和胡济邦的照片一起印在了书的扉页上。

胡济邦和斯诺是很好的朋友。1941年，斯诺接受《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任务，前往苏联和欧洲，在莫斯科的记者圈子里和胡济邦相遇。“在语言大师中，最‘威风’的恐怕非胡济邦莫属。这位先后为国民政府和人民政府的外交部效劳过的女秀才，正是曾经与世界五巨头笑谈国际风云的唯一的中国外交官呢!”胡济邦“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她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她还会日语、拉丁语……”。

这位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女子，在莫斯科13年(1936-1949)，目睹了苏德战争的全过程，写出了无数篇战地报道，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发表在国民政府情报司(即新闻司)英文版的《自由论坛》周刊和《中苏文化》杂志上。胡济邦凭借其卓越才能，成为莫斯科新闻、外交圈举足轻重的人物。

热血青年成长为地下尖兵

1911年农历9月11日，胡济邦出生于浙江省永康县古山镇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这一天是公历11月1日，武昌首义刚刚过去21天，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诞生，冥冥之中，预示着这个女婴的未来。

1927年，胡济邦16岁，考入杭州法政学校，那一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马日事变，共产党奋起反抗，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暴动，腥风血雨迎面扑来，正值豆蔻年华的胡济邦在此时开始接触革命思想。

第二年夏天，胡济邦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加入反帝大同盟。这是我党领导的爱国群众团体，任弼时、潘汉年等人曾参与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12月，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到达南京，17日，南京、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安庆、苏州、济南等地学生共3万余人，从中央大学出发，举行声势浩大的联合总示威。胡济邦作为中央大学护校委员会13名委员之一，慷慨参与。国民党武装突然镇压珍珠桥《中央日报》社门前的示威人群，30多名学生被剌杀，100多名学生受伤，60多人被捕。史称“珍珠桥惨案”。

1932年夏，因为参加抗日运动，胡济邦被学校开除。21岁的年轻姑娘毫不气馁，立即北上，到北京大学旁听，她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革命活动。

1933年春，在国民党兵工署预算处当会计，深得署长俞大维信任的四兄胡济时介绍胡济邦进入俞宅，教授俞公子英语。兵工署署长是国民党高官，经常参加蒋介石的重要军事会议。胡济邦借此获得了大量国民党核心军事机密。圆融通达的胡济邦，颇得俞大维一家喜欢，俞大维本人也对胡济邦从不防范，常在公务之余，和胡济邦谈论国事。

1933年7月的一天，俞大维从庐山回到南京，对胡济邦欣欣然道：“蒋委员长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进剿共军的详细计划，我看，朱毛红军这次的日子恐怕不长了……”胡济邦认定俞大维一定有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因为兵工署长必须熟悉军事部署，不然，无法向各部提供武器弹药。胡济邦不动声色，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俞大维从庐山带回的一大摞军事文件，都是绝密材料。她用最快的速度一一拍照，将情报送了出去。这件事，胡济邦在解放后任《人民日报》评论员时，于1965年6月填的干部履历表自留的备份上有注解：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汪精卫、杨永泰等均参加。俞大维当时的兵工署长也出席会议。俞带儿往庐山避暑。十月开始第五次“围剿”。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开始大规模围攻，对中央根据地采取重点用兵，以五十万兵力分四路并进，西路何健(一九三四年三月加紧围剿，何健从西路向苏区大举进攻)。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当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红色通讯社刊出这些绝密文件的时候，蒋介石大惊失色，气得差点晕倒。他怎么也搞不明白，共产党怎么竟能把何时行动、各路司令是谁，包括德国顾问冯·塞克特精心炮制的“碉堡政策”、“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围剿、分进合击”的重要战略战术，为配合“围剿”而制定的《封锁匪区办法》、《匪区食盐、火油、药材、电器封锁办法》等详细条文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胡济邦小试身手，就为党立了大功!

二战期间，胡济邦与外国记者在一起

1933年夏，经二哥胡济川和恩师何浩若举荐，又有俞大维和胡济时的说合，胡济邦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国际司五科(护照科)任科员。

1934年春，23岁的胡济邦由卢涛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仑即来找她，请她办几张前往苏联的护照。在白色恐怖下，如果按正常渠道申请护照，恰是自投罗网。故而共产党人往往从满洲里和新疆偷越国境，但那是十分危险的。如果能拿到真正的护照，盖上外交部的大印，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国绕道去苏联了。“县官不如现管”，王昆仑考虑，倘若转弯抹角从上层找关系，牵涉面太广，反而误事，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已经打入护照科的胡济邦。当王昆仑遮遮掩掩地向胡济邦说明来意，聪明的胡济邦嫣然一笑，打趣道：“堂堂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需要几本护照还不容易!需要几本?尽管吩咐。我明天就给你送上。”王昆仑欣喜异常，没想到如此轻而易举就能拿到护照。

16本护照到手后，还要从南京安全送往上海，交到有关人员手中，而此时王昆仑已被军统戴笠列入黑名单，行动受到沈醉的严密监视。形势危急，胡济邦假扮成王昆仑的情人，以去上海度周末为由，结伴而行。沈醉嗅出其中奥妙，即在上海霞飞路霞飞坊王公馆四周布控，来个守株待兔。但王、胡二人更为机警，他们在上海站下车后，根本没有回家，而是让胡济邦入住东方饭店，王昆仑下榻青年会，两人迅即赶往事先约好的接头地点，将护照交与组织。沈醉他们守了一夜，连个人影也没见到!只好以“王和情人在外夜宿未归”电告戴笠复命。一场风波化险为夷。

此事给当年党中央军委书记、总管特科的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当面夸奖胡、王二位：“多亏你们搞到了出国护照!”

1935年，胡济邦被派往国民党驻苏使馆工作。组织上交代她任务：利用国民党大使馆的岗位为党(如客观需要)也包括为苏联党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