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早晨，伊朗德黑兰大学核物理学教授阿里—穆罕默德走出家门，正准备开车上班，附近一辆绑着遥控炸弹的摩托车突然爆炸，穆罕默德当场身亡。此人的核专家身份引发各种猜测。伊朗直指幕后黑手是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它们欲通过暗杀破坏伊朗核研究。伊朗的指控并非没有根据。 2009年2月已有传言，说以色列要对伊朗实施“斩首行动”，派遣职业杀手刺杀伊朗核计划高级人员。此前伊朗核科学家已有离奇遭遇：2007年，伊斯法罕铀加工厂的高级核科学家阿尔德希尔·哈桑普尔中毒身亡；2009年6月，另一名伊朗核物理学家前往沙特朝觐时神秘失踪。所有这些不由得让人把目光投向一个特殊的群体——核科学家。

站在科学前沿的核科学家对核武器的超杀能力有着清醒认识，在发展核武时往往要面临道德和良心的拷问。由于性格各异，信仰不同，他们做出了不同的抉择，这也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命运走向。

有些人如“道德的圣人”，他们选择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来审视和思考核武器的价值，向人类发出警告，从而踏上一条孤独呐喊的苦旅。如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在第一次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向《纽约时报》的记者表示，他感到“恐惧”、“不无沮丧”，还说“许多孩子还未成长就面临死亡”。他呼吁人们要警惕核战争的风险，并坚决反对美国发展威力更大的氢弹。这些主张让奥本海默遭到了美国军方和其他一些核科学家的忌恨。 1953年，国会联合原子能委员会执行主席博尔登致信美国联邦调查局，称奥本海默可能是苏联间谍。 1954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就奥本海默的忠诚问题举行听证。在其政敌的操纵下，原子能委员会最终认定奥本海默有安全危险，剥夺其继续接触核机密的权利。此次听证会使奥本海默的职业生涯由巅峰跌入了低谷。他几乎在一夜之间白了头，13年后抑郁而终。

再如苏联的“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他对苏联的氢弹研制有着决定性贡献，在30多岁时就毫无争议地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接连三次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53年获得苏联国家奖，1956年获得列宁奖金。但他在工作中逐渐发现，核试验后果极其严重，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而且爆炸后所产生的核污染要持续几千年。因此，他开始转而激烈地反对核试验。1961年，他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写了一个便条，指出进行核试验是不明智的。这触怒了赫鲁晓夫。但萨哈罗夫没有止步，他注意到苏联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存在的诸多问题，公开发表文章呼吁进步、和平、人权和思想自由。 1979年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后，他三次发表声明，召开记者招待会予以谴责。这种与当局对抗的做法使这位 “氢弹之父”彻底丧失了以前备受尊崇的地位，并遭到逮捕，流放达七年之久，直至戈尔巴乔夫上台，他才重新被允许返回莫斯科，并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有些人像“斗士”，他们选择研制更新、更大、更强的核武器，追逐着权力，追逐着霸权。美国的“氢弹之父”泰勒便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对美国的安全决策有两个重大的影响。一是劝说杜鲁门政府下定决心发展氢弹，二是劝说里根政府发展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计划”)。此外，他还积极游说美国政府坚持进行核试验。为了实现自己制造氢弹的梦想，他不惜中伤持反对意见的奥本海默，他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但却遭到了科学界的鄙视和排斥。

还有人像“商人”，他们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选择放纵贪欲，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地位谋求私利。卡迪尔·汗是巴基斯坦研制核武器的头号功臣。他1972年在荷兰的物理动力研究实验室开始从事核研究，之后，又到欧洲尤伦科核燃料集团公司从事动力研究工作，在那里学到了离心浓缩技术。 1974年，印度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他写信给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称自己掌握核武器制造知识，此后便应布托邀请回国领衔巴基斯坦的核技术开发项目，并创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阿卜杜勒·卡迪尔·汗研究实验室”。在他的领导下，巴基斯坦掌握了浓缩铀技术，并最终于1998年5月成功进行了核试验。此外，他的实验室还成功研制出中程弹道导弹。他因而被巴基斯坦人视为“民族英雄”。但这位“英雄”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他通过一个复杂的跨国网络经营着一个出售核材料生产部件的“核黑市”，覆盖范围包括巴基斯坦、朝鲜、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日本和阿联酋等国。此事经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曝光后，卡迪尔·汗于2004年被解除了职务，并遭到了长期软禁，直至2009年9月才重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