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画作《孤山图》

       1909年夏，苏曼殊与好友刘三避暑于杭州白云庵禅院，意外收到一封匿名的恐吓信。大意是，革命党人早就看出苏曼殊形迹可疑，与叛徒刘师培、何震夫妇（他们都是替两江总督端方搜集革命党人情报的密探）瓜葛甚密。

　　此事惊动了章太炎的大驾，他赶紧出面为苏曼殊辩诬。其词为：“香山苏元瑛子谷（苏曼殊在俗时又名元瑛，字子谷），独行之士，从不流俗……凡委琐功利之事，视之蔑如也。广东之士，儒有简朝亮，佛有苏元瑛，可谓厉高节、抗浮云者矣。……元瑛可诬，乾坤或几乎息矣。”后来大家才知道，这封令人迭足屏息的恐吓信是南社成员雷昭性所写，他怀疑曼殊与刘师培夫妇同流合污。

　　1913年7月21日，苏曼殊以个人名义在《民立报》上发表了词锋凌厉的《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完全撕下了嗜血恶魔袁世凯的画皮。其词为：“……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操屠刀，杀人如草；幽蓟冤鬼，无帝可诉。诸生平等，杀人者抵；人伐未申，天殛不逭。况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泉，新造共和，固不知今真安在耶？独夫祸心愈固，天道益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极，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魂！尔谛听之！”这篇宣言更像是檄文，正是它为苏曼殊赢得了“革命和尚”的美誉。

　　天生的多情种子，天生的风流才子，别有伤心之处。“天生成佛我何能？幽梦无凭恨不胜。多谢刘三问消息，尚留微命作诗僧。”他毕竟不是百分之百的革命家，在铁血交飞的年代，他身上多有革命家所少有的脆弱性和哀悯之情，也不喜欢流血，无论哪种形式的流血他都不喜欢。在尘世与庙宇之间，是否另有一片乐土呢？

　　1904年春，苏曼殊以玄奘、法显为榜样，万里投荒，去泰国曼谷朝圣，在玉佛寺拜乔悉摩长老为师研习梵文，为期不久，却大有收益。然后他又独身前往锡兰（斯里兰卡）菩提寺驻锡，开筵讲经，很受欢迎。初夏时，他途经越南回国，以当地烙疤的方式再度受戒。

　　他与异域诗人拜伦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两人均有伤及自尊的缺陷，拜伦跛足，而曼殊是私生子；其次，两人均具有自由不羁的叛逆精神，永不餍足的激情，沦骨浃髓的厌世感，且与旧道德格格不入；其三，两人均是多年漂泊异域，同样深爱着异邦的美女（拜伦爱雅典女郎，曼殊爱日本的百助枫子），同样是具有唐璜好色如狂的毛病，同样是用艺术创造力去平衡内心的风暴。但他们又有不同的特点：拜伦敢于释放内心的魔鬼，并有勇气与之周旋，他的浪漫是从肉欲到精神的双重浪漫，比唐璜更荒唐；曼殊则一心想与魔鬼媾和，在肉欲方面顶多打一打擦边球。这种七折八扣的东方式浪漫（谓之意淫更恰当）显然带有自惩和自虐的倾向。他在女友雪鸿所赠的《拜伦遗集》扉页上题写过这样一首诗：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篇吊拜伦。

　　词客飘零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

　　曼殊与拜伦都是热爱自由、追求浪漫、崇尚革命的诗人。两人同样英年早逝，一个三十五岁，一个三十六岁。

　　苏曼殊的朋友圈子很大，多数是后来震荡了历史风云的人物：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邹容、陈天华、廖仲恺、何香凝、陈独秀、冯自由、章士钊、刘季平（即刘三）、何梅士、赵声、于右任、柳亚子、陈去病等。

　　苏曼殊一生著述甚多，诗歌、小说和译文，还有绘画等，但因为用的基本是文言文，所以就影响了流行。现在我们知道的最有名的一首诗，也最能反映苏曼殊心境的便是这一首诗了：

　　春雨楼头尺八箫，

　　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

　　踏过樱花第几桥？

　　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最初刊登于南洋爪哇的《汉文新报》，没有什么影响。1912年3月，苏曼殊从爪哇返回上海，将书稿交《太平洋报》再次发表，结果轰动一时，苏曼殊声誉大增，跻身于名作家之列。这部小说也被誉为“民国初年第一部成功之作”。 接着，苏曼殊又创作了5部文言小说，即《天涯红泪记》、《焚剑记》、《绛纱记》、《碎簪记》、《非梦记》，加上《断鸿零雁记》，合称“六记”。"六记”出版后，风靡一时。据现代作家施蛰存回忆，他年轻时非常痴迷苏曼殊的文字，当时的文艺青年无不争相阅读苏曼殊。甚至有人说，苏曼殊是“那个时代最为流行的文化符号”。

　　晚清时候，西风东渐，翻译盛行，中国要寻找强国之路，必须从翻译开始引介西方文明的各种精神成果。在各种文体中，诗歌因为翻译难度大，很少有人尝试，苏曼殊偏偏在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译介上独树一帜。他与严复、林纾一起被称为清末三大翻译家。

　　《拜伦诗选》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本外国诗歌翻译集，苏曼殊也因此成为系统地将拜伦、雪莱译介到中国的第一人。这本诗集包括《哀希腊》、《赞大海》、《去国行》等40多首抒情诗。

　　文学史家张定璜曾认为，苏曼殊对西方诗歌的译介，是对中国文学的一个“确实不小的功绩”，“是他开初引导了我们去进一个另外的新鲜生命的世界”。他还说，虽然在那之前也有人译介中国文学，但是“唯有曼殊才真正教了我们不但知道而且会悟……唯有曼殊可以创造拜伦诗”。原因很简单，这与苏曼殊本人的浪漫性情最相符合。

　　1910年，苏曼殊曾就中西诗人的高下给出了自己的评判。他认为，拜伦足以比肩屈原、李白，雪莱则相当于李商隐、李贺，而莎士比亚、弥尔顿等人，“只可与杜甫争高下”。在苏曼殊看来，杜甫的成就在二李之下，因为杜甫与莎士比亚不过是“国家诗人”，比不了拜伦、二李这样的“灵界诗翁”，这无疑流露出他重内在性情和浪漫气质的诗歌价值观。

　　苏曼殊一生豪于饮而雄于食，过于贪图口福，尤其喜欢饮冰水，吃糖果和五香牛肉，朋友们戏称他为“糖僧”和“牛肉大师”。他的观点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于精神毫无妨碍，我空，人空，宇宙空，今日之美食，不过是异日之尘埃，不吃白不吃。然而暴饮暴食损坏肠胃，最终要了他的命。

　　“舞低楼心杨柳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吃花酒要的就是这般情境和气氛，别人多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曼殊却不仅仅满足于秀色可餐，而是放开肚量，将各种美味吃到盘碟见底。柳亚子回忆道：“君工愁善病，顾健饮啖，日食摩尔登糖三袋，谓是茶花女酷嗜之物。余尝以芋头饼二十枚饷之，一夕都尽，明日腹痛弗能起。”曼殊对性欲的控制力堪称天下第一，对食欲的控制力则堪称天下倒数第一。

　　他写信给柳亚子，信中谈及自己病中贪食，颇为诙谐：“病骨支离，异域飘零，旧游如梦，能不悲哉！瑛前日略清爽，因背医生大吃年糕，故连日病势，又属不佳。每日服药三剂，牛乳少许。足下试思之，药岂得如八宝饭之容易入口耶？”

　　在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他也将自己那副老饕相活写如画：“月饼甚好！但分啖之，譬如老虎食蚊子。先生岂欲吊人胃口耶？此来幸多拿七八只。午后试新衣，并赴顺源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他明知多食伤身，仍然对各类佳肴欲拒还迎，照单全收，这真有点“瘾君子”不怕死的劲头了。

　　有一次，曼殊去易白沙处作客，宾主相谈甚欢，到了吃饭的时候，易白沙用中餐款待他。好家伙，曼殊真是肚量惊人，总共吃下炒面一碗，虾脍二盘，春卷十枚，还有许多糖果。易白沙以为曼殊手头拮据，多日挨饿，才会这样狼吞虎咽，便邀他明天再过来坐坐。曼殊连连摇头说：“不行，吃多了！明日须病，后日亦病。三日后当再来打扰。”

　　鲁迅对苏曼殊的诗文评价很高，对他的个人生活则不表恭维：“黄金白银，随手化尽，道是有钱去喝酒风光，没钱去庙里挂单。”曼殊去世前一两年，在东京十分落魄，有时竟会典当掉剩余的衣服，赤条条不能见客。这种有钱时饱撑一顿，无钱时饿瘪数天的生活方式，简直就是玩忽生命，调侃死神，结果折腾出大病来，终于医药罔效。

　　对于曼殊的贪吃，陈独秀有此评说：“人家也都引为笑柄，其实正是他的自杀政策。他眼见举世污浊，厌世的心肠很热烈，但又找不到其他出路，于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在许多旧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

　　1904年3月，苏杰生沉疴缠身，奄奄待毙，他托同乡往香港寻苏曼殊，规劝其回乡，希望临终前与儿子见上一面。但苏曼殊借口囊中无钱拒绝回乡。3月15日，苏杰生去世，曼殊拒绝奔丧，而是择道直奔上海。

　　1918年5月2日，苏曼殊在上海广慈病逝。逝前的苏曼殊，早已将衣物典质一空，囊空如洗，他又先后在海宁医院和广慈医院就医，欠下医院不菲的医药费。汪兆铭等人具名在上海报纸发布曼殊大师圆寂的讣告。孙中山先生闻讯，对苏曼殊的英年早逝惋惜万分，并直赞他的“率真”。孙先生指示汪兆铭，曼殊所有的医药费、丧葬费均由革命党人负担，其后事则由汪负责主持料理。

　　5月4日，汪兆铭等人将苏曼殊的骸龛，从广慈医院的太平间，移到上海西侧临苏州河的义冢地——广肇山庄寄存。

　　苏曼殊圆寂后，曹洞正宗第四十六世传人圆瑛大师承认他是阿罗汉；革命团体光复会追认他为“文化导师”；柳亚子这样哭他：“鬓丝禅榻寻常死，凄绝南朝第一僧。”一位南社诗友在挽联中这样对他进行概括：“曼殊本是多情种，一领袈裟锁火焰！”

　　苏曼殊的老友陈仲甫在北大得知苏曼殊的噩耗，沉痛地说：“曼殊眼见自己向往的民国政局如此污浊，又未找到其他出路，厌世之念顿起，以求速死。”

　　自此，一代奇僧苏曼殊的骸龛在破败寥落的广肇山庄，孤独而寂寞地搁了整整六个春秋。

　　旷世奇僧，自然不宜长久寄骸于荒郊义冢。入土为安，这是每一个生者必须对逝者履行的承诺。必须尽快为曼殊选择一处墓地安葬，以告慰大师的在天之灵，这个话题在1924年的夏天到来时，又重新苏曼殊的朋友们提上了议事日程。

　　苏曼殊一生居无定所，四海漂泊，杭州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故乡，他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6年他由日本归国，一生前后到杭州十余次。苏曼殊在上海辞世前的1917年正月，他还曾到杭州，一度隐居在西湖雷峰塔下的白云庵，并留下了“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的绝句。    湖山毓秀、风月无边的杭州西湖，自然是大师长眠的首选之地。在杭州的徐自华得知柳亚子、陈巢南们正在为苏曼殊寻找墓地，便主动捐出了西湖孤山北麓的一块地，以安顿大师的英魂。

　　孙中山先生听到消息后，捐出千金，用作苏曼殊的迁葬之资。社会各界闻知信息后，也纷纷捐资相助。墓地和葬资的问题解决了，柳亚子、陈巢南等人便决定动手将苏曼殊的遗骸从上海迁葬于杭州西湖。

　　1924年6月8日清晨，柳亚子、陈巢南和苏曼殊的一干友人，坐车来到上海西郊的广肇山庄，将曼殊的骸龛从安乐园中抬出，焚香祭拜后，打开骸龛，由捡骨师将曼殊大师的骸骨捡出，包入一块红布中，装进一具涂着黑漆的檀木灵柩里。当天下午4时左右，装载着苏曼殊大师灵柩的火车到达杭州站。柳亚子、陈巢南、徐自华等曼殊大师的故友和杭州各界人士，将一代奇才苏曼殊大师的英灵，从火车上迎了下来。

　　6月9日正午的杭州，绿风拂柳，湖光粼粼。曼殊大师的朋友们和杭州各界人士，在西湖孤山北麓、西泠桥南堍，为曼殊大师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杭州幸甚。西湖幸甚。它秀美的湖山，又收留了一位优秀儿女的毅魄。自此之后在西湖的文化记忆里，又增添了一处靓丽的景致——明月夜，曼殊坟。朋友们还在大师的墓前，矗起了一座石塔，上面镌刻着六个大字——“曼殊大师之塔”。苏曼殊大师栖息处，与南朝名妓苏小小墓南北相对，与鉴湖女侠 秋瑾墓隔水相望。

　　曼殊大师的英灵在孤山之阴安眠了整整四十年。由于岁月风雨的剥蚀，到了1964年夏天，曼殊墓墓壁坍塌，大师的遗骨被再次迁至杭州西南侧的鸡笼山安葬。不久发生十年浩劫，大师墓被毁，遗骨不存。现今在孤山南麓原曼殊大师葬骨处，徒余一根石柱，上镌“苏曼殊墓遗址”六字，提醒游人，此处曾是大师的葬身之地。

　　曼殊大师身后得于与 苏小小和秋瑾的芳魂相伴，自然为他的传奇故事平添了一笔异彩风流。正如诗人刘半农后来在他的诗歌《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访曼殊塔》中所赞：

　　残阳影里吊诗魂，塔表摩挲有阙文。

　　谁遣名僧伴名妓，西泠桥畔两苏坟。

　　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岁月里，苏曼殊度过了传奇而短暂的35年人生。他以卓越的才情、识见及特立独行的个性，尽显才子风流。在那个时代，他已成为“最为流行的文化符号”，即使是今天，我们这些后人仍然无法将他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