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解放前夕，华北地下党考虑到解放后需要人才，因此当务之急是把教授们留下。每个地下党员都接到了游说任务，每个教授身边都有几个学生或教师在暗中斡旋。

1948年12月，危城之内，每一个人都被推到十字路口。当时，清华老师们见面，互相打听“走不走”。除个人抉择外，在国共的大对弈中，教授争夺战也成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试金石。国民党正在为败逃做准备，他们列出一份“抢救”名单，准备把大知识分子一网打尽。

12月上旬，南京政府派青年部部长陈雪屏到北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请他吃饭，约了些清华教授作陪。饭局的目的，大家都已心照不宣。吃饭中间，陈雪屏果然宣布，南京派了一架专机，来接诸位先生，如果愿意去，就可以同他一起出发。“在座的人都相顾无言，不置可否”。

1948年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梅贻琦率领，到达南京。梅贻琦一下飞机就抱怨“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似为不能多载几人而惋惜，其实，清华大学除外文系主任外，没人愿意随行。

被列入“抢救”名单的人，大多不愿跟国民党走。有一天，蒋介石派了5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反而是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回家探亲。飞机还剩了不少空位，连北大教授袁同礼的老妈子也跟着来了。后来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到机场接人，本以为会有许多“忠于党国”的教授下来，等了半天，却发现飞机上都是不相干的人。蒋介石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抢救”。

最终，除了梅贻琦等几人离校外，清华269位教师留校等待解放。留下的教授们，草拟了一份《对时局的宣言》，在宣言上签名的清华教授有张奚若、曹靖华、李广田、费孝通、钱伟长、张岱年等3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