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来自全国27个省区市的751所中学的2079人走进清华园，进入12个系的33个专业学习。由于在1965年毕业，他们被称为“5字班”。

“5字班”的毕业生中，走出了胡锦涛和吴官正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产生了三位部长——城乡建设部原部长叶如棠、水利部原部长汪恕诚、司法部原部长张福森，还有不少人成为各领域的专家，其中有三位中科院院士和四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88岁高龄的清华大学原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认为，当时清华的成功，除了得益于师资、管理，蒋南翔的教育思想至关重要。 “5字班”是幸运的一届，他们前未遭遇1957年“反右”和1958年“大跃进”，后躲开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整地接受了六年本科教育，成为贯彻蒋南翔教育思想最完整的一届。

蒋南翔早年是青年运动领袖，曾是“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在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中喊出了华北学生的共同呼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52年12月，蒋南翔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风潮也吹进了大学校园，当时的报刊宣传中，强调大学生要做普通劳动者。蒋南翔却说，“做普通劳动者指的是精神状态，而不是培养目标。学生要劳动，但还是要学习书本知识，不能走出课堂。 ”当年的校文工团干部郑小筠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在《党的教育方针就是好》的大合唱里有这样一句歌词：“立志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蒋南翔看后指出：党的要求是要大学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要有高人一等瞧不起工农的思想，并不是国家每年花上几千元，就把你们培养成扫马路工。他建议把歌词改成“有觉悟、有知识的劳动者”或者是“又红又专的劳动者”。

蒋南翔通过一系列具体办法来落实“又红又专”的教育路线。其中就包括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

政治辅导员制度始于1953年。解放前的学生运动中，一些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地下党员很有威信和影响。蒋南翔提出要从政治觉悟高、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党团员中挑选学生政治干部。

1963年这一制度建立10周年时，蒋南翔指出，这是为国家培养党政干部的有效途径，将来在清华的毕业生中会出现一批部长、省委书记、副总理。

据《蒋南翔传》统计，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每届都有9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清华学习期间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而在十六大选举产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政治局常委中有4人曾在清华大学学习过，其中3人担任过政治辅导员。

在“5字班”毕业生的回忆中，清华园的6年，健康而温暖。

“同学们，体育锻炼的时间到了。走出宿舍，走向操场，去参加体育锻炼，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这是当年清华园里熟悉的口号。为了让学生参加锻炼，学校一到特定的时间就关闭教室和图书馆，让学生不得不走向操场。

“5字班”的毕业证书是独一无二的，上面有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第一副校长刘仙洲、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三人的共同签名。

“这是蒋南翔经过慎重考虑后做出的决定，”刘冰回忆说，1964年春节，中央召开座谈会，会上，毛泽东批评了教育工作。 1964年底，文化界批判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作为高教部部长的蒋南翔敏感地意识到，可能会有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发生，并波及教育界。他对刘冰说，教育部一旦出问题，他首先要承担责任，如果他不在学校了，清华的工作要由第一副校长和第一副书记担起来，不能停顿。

“这张特殊的毕业证书体现了校领导希望保护和传递清华教育的良苦用心。”建5班(土建系)的赵军说。

另一件事令赵军终生难忘。 1964年5月底，赵军被抽调为半脱产政治辅导员。年底，系党总支的老师通知她和同班的另一位党员郭振华到校档案馆，清理本班同学档案。学校要求，全面仔细阅读全班同学的档案，把思想汇报、大辩论、清理思想时写的总结、行为检查等材料，统统从档案中抽出来，另行封存，不得随个人档案走。

当时赵军对此不解，直到“文革”十年才恍然大悟，“学校领导确实有政治远见，是保护学生、对学生负责到底的。否则，在那无事生非、捕风捉影的年代，谁知道那些本是出于忠诚的文字，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灾难和厄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