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心武在4月11日《羊城晚报》上撰文回忆了一段丁玲平反复出前后的往事。现摘编如下。

1978年，我在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参与了《十月》杂志的创办。编辑部的人们都四处积极组稿。

那时候听说丁玲也回到北京，住在友谊宾馆，为自己政治上翻身努力活动。我找到友谊宾馆丁玲住处，跟她说我是《十月》编辑，是来向她求教，跟她约稿的。她怀疑地望着我说：“我的东西你们能发表吗?恐怕落伍了吧?”我说：“哪能呀。《十月》的读者如果见到您的作品，不知道有多么高兴呢! ”她就说：“我倒是有现成的一篇。不过，给人家看过，人家不愿意发表。”我说：“怎么会不愿意呢?您拿给我们去发吧。”她犹豫了一下，打开书桌抽屉，拿出一篇稿件来，却没有马上递给我，仍然说：“我怕你们年轻编辑看了，觉得我这种东西老旧。”我说：“就给我们拿去发吧。”于是她把那篇稿子递给了我。

回到家，我展读。那篇散文叫《杜晚香》，写一位北大荒的女劳动模范。从题材上和叙事方法上看，确实属于“文革”前看惯了的那类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但丁玲毕竟是丁玲。她的文稿有着并非刻意而是自然流露的个人风格。那以前的这类作品往往以激情洋溢取胜，她这篇却非常冷静，似乎拙朴，却颇隽永。于是当晚我就在家里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看了《杜晚香》的感受，认为这样的作品在《十月》上刊登是非常合适的，读者也早就期待着她的复出。第二天我到了编辑部就跟“领导小组”其他成员汇报了情况，大家都很高兴，我就立即编发。那一期(应该是《十月》的第二辑)的稿件基本上审定，过两天就可以送往印厂付印。

就在这关口，忽然出现了戏剧性的情况。一天晚上，我当时所住的那个小院门口忽然开来停下一辆小轿车，里面下来一个人，进院就问：“刘心武住在哪屋?”邻居指给他看的同时，我也闻声迎了出去。来的是刚刚恢复活动的中国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葛洛。葛洛也不及进屋就问我：“丁玲的《杜晚香》在你手里吗?”我说：“我已经编发了。稿件现在在编辑部。”他气喘吁吁地说：“那就快领我们去你们编辑部。”我莫名惊诧：“编辑部早没人了呀。什么事这么急?明天再去不行吗?”葛洛严肃地说：“明天就晚了，必须今天，现在!走，你坐上我的车，咱们边去边说。”就这样，我跟他上了那小汽车。

车子行驶中，葛洛告诉我，几个小时前，中央给中国作家协会来电话，说已决定给丁玲平反，书面通知随后会到，但现在必须立即安排丁玲复出的事宜，就是火速在即将出版的《人民文学》杂志新的一期上，刊登她的作品。而丁玲本人表示，她现成的作品就是 《杜晚香》，而《杜晚香》前两天被《十月》的刘心武拿走了，还收到刘的信，说已安排在《十月》刊发。葛洛说，丁玲复出首发作品，必须由《人民文学》发行，这是中央的指示。他连连叹息，说其实他们杂志的一位编辑在我之前去过丁玲那里，丁玲把《杜晚香》给了她，没想到她很快退稿，说质量不够，要丁玲有了质量高的作品再给《人民文学》。“你看，把事情弄成了这样!”葛洛的口气很懊丧。我说，丁玲复出首发作品由《人民文学》刊登，这我理解。但这事光跟我说不行啊，需要通知《十月》总编甚至出版社总头才行啊。我一个人怎么能就把编好待发的《杜晚香》抽出来交给你们呢?他说你今天的任务就是让我们拿到《杜晚香》，其他的事情我们自然会跟你们出版社领导乃至北京市协调。

车子开到出版社门口，发现还有车子等候在那里。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严文井也来了。原来他也得到通知，中央决定为丁玲平反，他们出版社也要赶编赶印丁玲的书，书里也要收入《杜晚香》。我就领他们进入出版社楼里，取出了已经过技术处理的《杜晚香》原稿。葛洛与严文井如获至宝。

第二天不待我汇报，出版社的诸领导都说已经知悉来龙去脉，“没什么好说的，丁玲复出国际关注，自然轮不到 《十月》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