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家陵园共有四处：埋葬朱元璋祖父母的盱眙祖陵，埋葬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埋葬朱元璋的南京孝陵，埋葬朱棣等13位皇帝的北京十三陵。实际上在湖北省钟祥市还有一处，即明显陵，只不过陵主朱祐杬生前没有做过皇帝，死后当上了。景帝朱祁钰的陵墓独座北京海淀的西山，“土木之变”中皇兄、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人掳去后，朱祁钰因祸得继大位，后被废。北京的“十三陵”最有规模，分别是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思陵。其中，有三座陵墓规制比较大，一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二是世宗皇帝朱厚熜的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定陵。

这么多皇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由北京最高层批准同意发掘的是定陵。为什么定陵会被选择?根据目前已解密的相关文件，当年发掘明皇陵的“请示报告”，根本就不是定陵，而是朱棣的长陵。这里面有不少历史谜团，似乎是一种报应，又好似一种巧合，因为定陵开始建筑的时候，就传出“风水不吉利”的声音。

1956年5月19日，定陵最终被确定发掘，确实有巧合。

发掘定陵当初其实并没有专门的文件，而是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从已公开的文件来看，这份报告最早出现在国务院官员的手里是发掘前一年的1955年10月4日，是送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报告下面的签名是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等，都是当时中国大陆身份最高的文化官员，由于事关重大和签名者身份的特殊，报告被及时转至主管文化工作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时文化部文物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闻讯后认为条件不成熟，表示强烈反对贸然发掘，高层形成一场争论(后挖掘事实证明，郑、夏的观点是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当时的“中国一号”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点头后，周才批下了“原则同意”四个字。

长陵是朱棣与仁孝文皇后徐氏(开国功臣徐达之女，原燕王妃)的合葬墓。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徐皇后在南京病逝后，朱棣命礼部尚书赵x(“羽”字旁，加一个“工”)、知县王侃、给事中马文素、江西术士廖均卿、僧人吴永和钦天监的阴阳生等，在北京择地建陵，最后选定了昌平县的黄土山，依朱元璋南京孝陵规制建陵，明朝最大的皇家陵园就这样规划了出来。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五月破土动工。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当时朱棣“车驾临视，遂封其山为天寿山”，而为什么封名天寿山也有来历。朱棣生于元至正二十年四月十七，即1360年5月2日，“临视”这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四年后即1413年，长陵地宫基本完成，徐皇后榇宫从南京千里迢迢移葬长陵。其后，外部配套工程享殿仍在继续，三年后才算结束。整个营建时间前后共用了7年，永乐二十二年(1422年)，朱棣病死于内蒙古北征回师途中，当年十二月葬于长陵，地宫遂永久封死。到1956年，在地宫里面静静躺了534年的朱棣，似乎在劫难逃了，被红头文件确定发掘。

然而，事情偏偏就发生了变化。

当时，身为“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的夏鼐负责发掘的具体技术指导，便让其学生、后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作前期调研。当时去长陵时正好下大雪，赵其昌带着探工赵同海，在长陵转了两三天，也没有找到可供发掘线索。在向夏鼐和最先提出发掘长陵的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人汇报后，几经商讨，决定先试掘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的献陵，积累经验再发掘长陵。朱高炽是大器晚成，与他的后辈朱翊钧等小皇帝不同，他一直到47岁才继承大位，年号洪熙。大概是没有帝王命，仅当了10个月皇帝就死了，谥庙号仁宗，宝地名献陵。由于在位时间太短，其陵也不可能太大，由长陵的规制简化而来，仅有基本的建筑，可以说是长陵的“精减版”。由于宝城前地势逼仄，当时为保证不破龙脉不伤风水，将祾恩殿缩小，陵宫因小山间隔分前后两院。所以，现在大家到十三陵旅游会发现，与他老子的长陵相比，真的太寒酸了，过去《昌平山水记》上仅称献陵所在的玉案山为“土冈”，可见当年献陵选址的仓促或说不严谨。

就在考古人员一心准备试掘献陵的时候，吴晗和夏鼐又改了主意。认为，献陵意思不大，即使开启了献陵，也不可能给长陵的发掘带来多少有价值的参考，吴先是提议试掘嘉靖皇帝的永阮，遭夏鼎强烈反对，理由是这与挖长陵无异；试掘末帝朱由检的思陵，吴晗觉得没有意思，太小了，是妃子墓改建的。后来吴、夏才把目光移到了定陵上。杨仕、岳南合著的《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认为，吴、夏打定定陵主意的原因有二个，“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营建年代较晚的一个，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这样的分析依据是，定陵与长陵在营造规制上不会有太大变化，确实可为以后发掘长陵积累经验。而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当时力主发掘长陵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目的，就是希望掌握第一手史料(这在“请求报告”上也提到了)，后来发掘的事实证明，定陵得到的考古资料确实丰富。

但在这两个原因之外，定陵首遭开掘，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实际上，定陵与永陵是十三陵中的“变种”，规制与长陵变化较大，景、裕、茂、泰、康、昭、德的规制与长陵相同，地宫设计与地面建筑齐全，只是规模、比例变小，是长陵的“简化版”。如果从积累长陵的发掘经验来看，从上面七陵中选择最为合适。可最后阴阳差错，也可以说神差鬼使，朱翊钧的陵寑“中标”了。如果从1956年算起，把时空推到336年前，即公元1620年之前，看看朱翊钧在世时的情况，唯心者们或许会看到某种“报应”。

在朱翊钧执政时期，从上层到民间有一种不太好的现象，现在民间流传“要想富去盗墓”的说法，那时也有人眼馋地下的宝藏。当时有不少大臣痛陈盗墓这种恶行，希望朝廷下令禁止。然而，由于朱翊钧意在借宦官(太监)之手敛财敛物，竟然“默许”此现象的存在，以致于盗墓之事难禁。

从史料上可以发现，朱翊钧敛财有术，颇有经济头脑，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是一名“外向型”领导。开挖矿藏，征收矿税，就是他的一大发明。而默许宦官掘墓盗宝，则是另一种创造。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朱翊钧派宦官陈奉去湖广一带负责采矿征税。在湖北荆州，陈奉及其手下无恶不作，私闯民宅，欺压掠劫。甚至做出把怀孕妇女肚子剖开、将小孩摁在水里溺死的事情，总之是什么事都想干，什么事都干得出，“悉发境内诸墓”，盗得宝物无数。起初，陈奉看到呈报上来的一份告密材料，说是乡民徐鼐等人盗挖了李林甫原配杨氏的坟墓。李林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杨贵妃杨玉环老公、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的宰相。密告称盗贼从杨氏墓盗得大量陪葬品，得黄金万两。对此事也不彻查，陈奉便责罚徐鼐等人将黄金补齐。闻报后的朱翊钧心里暗喜，下旨将这笔黄金全部上缴国库充公。陈奉从这件事中看到了一大财路，于是把荆州境内名臣富豪的坟墓都给挖了，当地官愤民愤极大，甚至有老百姓背后偷偷向陈奉扔砖头，责骂陈奉“该死”。

但陈奉并没有收心，他知道主子心里想的是什么，竟然又动起了位于今湖北省钟祥市境内的一座皇陵——显陵的主意。显陵是朱翊钧自己的曾祖父朱祐杬和曾祖母蒋氏的合葬墓，你想想，如果没有朱翊钧的意思，陈奉敢盯上显陵?恐怕有10个脑袋陈奉也不敢。朱祐杬本为“兴献王”，嘉靖皇帝朱厚熜的老子。风流皇帝、武宗朱厚照在正德十七年(1521年)病死后，无子嗣，便传位给堂兄弟朱厚熜，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俗话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儿子当了皇帝，老子自然有至尊地位，虽死犹荣。于是，在中国帝王史上一场罕见的“大礼制”风波之后，朱厚熜追尊朱祐杬为恭睿献皇帝，王陵改为帝陵。《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太监杨保上奏，“(显)陵殿门墙规模狭小，乞照天寿山诸陵制更造”。从正德十四年(1519年)开始造陵算起，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营造改建显陵前后花去了47年的时间。

显陵在枣阳矿山旁边，陈奉便以开矿作掩护，进行盗掘。当地官员知其用心不良，不同意开采，结果都遭到了陈奉的弹劾。官有怨民有恨，都想弄死陈奉，由此还引发了多起“民变”。朱翊钧却没有“严肃处理”陈奉，仅是召回了事。这样的皇帝，连敢挖自己祖坟的人都放过，昏不昏?罪该万死啊!三百多年后，自己的陵墓被掘是不是遭到了报应?不知道当年吴晗、夏鼐决意发掘定陵有无想到朱翊钧这个“罪过”，由于当事人均已过世，吴、夏当年到底是怎么想的，与朱翊钧的葬式(见前文《万历皇帝棺椁开启后发现的天大秘密》)一样，也已成了历史之谜。

定陵三百年后遭掘，还有一说，就是风水不好，当年择地建陵之初，就发现了不吉之兆，预示以后要出大祸。

朱翊钧是明穆宗朱载垕，即隆庆皇帝的三儿子，他10岁登基继承大位。择地建陵是首辅大臣张居正病逝，并被朱翊钧治罪后的事情，继任首辅、内阁大学士张四维的建议。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当时朱翊钧只有21岁，还是位有理想有抱负雄心尚契的“愤青”天子，便借去天寿山春祭之机，动起了择选万年吉壤的念头。当时钦天监为他择选了几处陵址，朱翊钧都没有看好，风水不佳。如有一处在石门沟，坐北朝南，方向不宜，且堂局狭窄。而其它几处要么位次参差，要么砂水倾倒。但另有两处在风水师看来却都是上佳的风水宝地，一处是形龙山，风水师的评价是主峰高耸，诸山拱抱，河水绕脚，众水来贺，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风阁，明堂开亮，辅弼森严，堪称至尊至贵之地；另一处是小峪山，十分符合风水宝地格局，山脉主势尊严，水星行龙，金星站穴，左右四辅，拱顾周旋，明堂端正，砂水有情。朱翊钧在当年九月九日借秋祭之名，亲自去看了形龙山和小峪山两地，现场初定小峪山，请求两宫皇太后之后才能正式敲定。第二年九月(1584年)，奉两宫皇太后之命，朱翊钧再借秋祭陵之机，正式定下了小峪山，即现在的定陵陵址，并易小峪山为现名大峪山。

当年十一月六日定陵动土，至万历十八年建成。但在开挖地宫时却出现了不祥，风水师定下的将来置放棺椁的地方出现了意外，挖出了一块大石头，宝床下无土，这严重犯了风水大忌。出了这么大的风水漏子，也算当时的“政治事件”了，当初推荐陵址的大臣吓死了。名叫梁子琦的大臣借机上疏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辅臣申时行等人的“罪过”，梁子琦当初也推荐过陵址，但徐学谟、申时行认定大峪山才是真龙穴。梁子琦建议，为了大明的万年江山，赶紧择地重建。当时一心事佛、十分迷信的朱翊钧似乎不信邪，一反常态，竟然作出了让大臣破感意外的决定，称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于此山。并下诏，劝大臣不要再争论了，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不少说大峪山不吉利的大臣，因此还遭受了处罚。据说朱翊钧嘴上虽然不信邪，说得好听，心里还是打不到底，觉得疑惑的，“出事”次年曾带人悄悄看过几处地方，仍不是很理想而作罢，彻底死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但在6年的建陵过程中，官场和民间关于定陵风水不吉利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巧合的是，在三百年后，决定是否发掘明陵，也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一场争论。

史载，万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当年开国功臣、风水大师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廷，仍上疏奏称，“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要知道朱元璋建在南京的孝陵就是刘伯温给选的址，刘世廷的风水理论应该是祖传之术。果然在24年后，李成自攻破了大明的京城，稍后又让关外满人夺走了江山。明亡清兴，就此又是三百年，这是后话了。而更巧合更神奇的是，在三百年后，刘世廷的话再次应验——定陵被新中国发掘了。如果要说报应还真有一点，朱翊钧和皇后的尸骨在“文革”中被同样不信邪的红卫兵拖出了地宫，“破除迷信”后焚烧，大峪山的风水真的有点不吉利。

从当初选址，到三百年后被掘，报应也罢，巧合也好，定陵身上确定有太多的谜团，不由你不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