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前的清明，那是一个风雅的祭日，也是一个令群芳翘首的盛会。自打柳树初绽新绿，杏花初放红蕊，京都艺伎们便翘起纤纤兰花指，掐指计算时日，直待清明这天，众粉黛倾城而出，洗尽铅华，缟衣素鞋，逶迤来到郊外的一座孤坟前，然后你放笛，我吹箫；你轻舒广袖舞姿翩翩，我高展歌喉天籁声声；你呈一坛好酒，我备一桌佳肴，唤一声“柳郎”，桃腮泪落如珠，但见落英缤纷，天地动容……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清明歌不同。

这座孤坟所埋何人，不见亲族祭奠，却引得无数佳丽竞折腰?所埋之人，正是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每年清明节，歌伎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也叫“上风流冢”。

论风流，当属躺在黄土下的柳永。

一代词人柳永，究竟因何缘由，遭弃庙堂之外，而处江湖之远，与一代艺伎和谐相处，惺惺相惜，生而备受青睐，死后将清明之祭延续成一种风尚，一种风情?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永(约987-约1055)，崇安(今属福建)人。北宋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

少年柳永以“勤”字诀勇攀书山路，以“苦”精神航行无涯学海，遂“少有文名”。少时游武夷山文锋初露峥嵘：“六六真游洞，三物外天。九班麟稳破非烟，何处按云轩?昨夜麻姑陪宴，又话蓬莱清浅。几回山脚弄云涛，仿佛见金鳌。”少年柳永的文采犹如春草般勃发，如云雀般轻盈地一飞冲天。为人风雅，更兼巧工词章，青年柳永遂博得“金鹅峰下一支笔”之美誉，朱熹的老师刘子晕对他也青眼有加：“钧章棘句凌万象，逸兴高情俱一时!”似锦前程，遥遥地向柳永招手；幸运之神，似乎已向柳永露出半边笑脸。

柳永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叔叔，哥哥三接、三复都是进士，连儿子、侄子都是。与众多“芝兰玉树”相厮守，耳濡目染，如众多儒家子弟一样，柳永的心头也大书着“兼济天下”的横幅标语。但命运好像总是捉弄柳永，功名和他捉起了迷藏。柳永第一次赶考，呼声极高，却惨遭落榜。公元1017年，宋真宗天禧元年，朝廷举行大举，不甘沉默的柳永慨当以慷，辞别故人，再度远赴京城赶考。正如幸福都是孪生的，祸患也从不单行，才华横溢、心比天高的柳永自以为金榜题名犹如探囊取物，然事与愿违，他又一次名落孙山。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柳永患上了躁郁症，一怒之下，挥笔写就一阕《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亨、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好个柳永，不以落榜为羞，倒将牢骚泼洒得铺天盖地。时人竞相吟诵传抄，竟流传到了寿春郡王赵祯案前，赵祯吟咏之余，不禁对这个名叫柳永的词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忍把浮名”诸句，牢牢地嵌在了心灵屏幕上，怎么也抹不掉。天禧二年，即柳永赴京赶考的第二年，赵祯被立为太子，乾兴元年(1022年)即位，是为仁宗。当时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死，始亲政。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柳永的一生几乎都攥在了仁宗的手上。

柳永毕竟是青年意气，一味为情绪寻求宣泄的出口，根本未曾想到，他一不留神泼出去的牢骚再也不能收回来。牢骚过后，柳永照样做着仕途美梦。几年后，柳永又一次自信满满地参加考试，富有戏剧意味的是，仁宗皇帝在名册簿上看到“柳永”二字，陡然想到当年读到的那首《鹤冲天》，不禁大摇头：柳永啊柳永，当年你信誓旦旦不要功名，怎么又来凑热闹?随即提起朱笔旁批：“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仁宗无疑是有幽默细胞的，不过，对柳永来说，这绝对是黑色幽默。仕宦美梦就此一笔勾销。怨谁呢?柳永追悔莫及，只怨当年那首牢骚词，竟风化成石头，时隔几年后直砸了自己的脚，完美的仕宦美梦就此砸得粉碎。

虽遭晴天霹雳，却也只能自食其果。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有“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美之文”之说，将仁宗勾除柳永名归结为赵祯不喜欢艳俗之词，不喜欢柳永的放荡行径。后世有人视此举为仁宗泄嫉恨，究其根源都是《鹤冲天》惹的祸，柳永公然挑衅，放弃科举，遁人烟花柳巷，挑战了赵祯对文人墨客的忍耐极限。赵祯一火，后果很严重：拒绝了柳永的投奔，柳永久叩庙堂大门而不开，狂妄词人理当受此惩罚。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赵祯看到这首词时是一位青年郡王，尚未被立为太子，他当时未必就知道自己是后来的天子。我以为，他纯粹是从诗词审美的角度来欣赏这首词的。如果要说赵祯对此词和作者印象深刻，那只能怨柳永文采太好，以致赵祯过目不忘。

仁宗早年生活在养母刘太后的阴影之下，作为一个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性情文弱温厚，其武功谋略不及太祖、太宗，他便格外讲究文治。奉行“恭俭仁恕”的仁宗知人善任，也想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他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如范仲淹、司马光、晏殊、苏东坡、欧阳修等诸多俊才，算得上是文人的伯乐，也是一感性有余、理性也足的儒皇。其在位时期名臣辈出，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

身为一国之主，谁不想延揽人才?想当初，唐太宗李世民高居城楼，看着前来应试的儒生，仰天长笑：“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恨不能用一麻袋，将天下人才一股脑儿装了，随身提携!垄断文脉利于治国，仁宗收罗了好一批文臣干将，未必就容不下一个柳永。“且去”，姑且去吧，是威严天子对才子词人的语气，是理解的、将计就计的、带点儿高智商的捉弄，温柔敦厚的表情，温暖的眼神，不乏爱怜的意味。“何要浮名”却是世事历练后的沧桑，是一种看破官场的劝慰。我一厢情愿地将仁宗此言视为对柳永的真正认识与关爱。在龙椅上坐久了，仁宗难免有个职业审美疲劳期，对官场潜规则，有了警惕与反思，“招揽文人入朝幸也不幸”这一类想法必时不时在心底冒泡。朝廷不缺一个文人，而民间教坊却不可无风流才子。或许纯粹出于对一个词人的爱护，或许正是从柳永的《鹤冲天》里采撷的灵感，仁宗轻掩上政治门户，让心高气傲的柳永一径飞往另一片广阔的天空。

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天下咪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柳永在教坊呼声之高，可见一斑，仁宗对柳永，毫无轻觑之心。拒绝柳永入朝，可能正是他出于爱惜柳永文采吧。

还有一铁证，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柳永终于进士及第，仁宗特地召见了他，对悍然打着自己名号“奉旨填词柳三变”一干事忽略不计，“宠进于庭，授西京灵台令，为太常博士，皇祐中，又迁屯田员外郎”，可见仁宗未曾嫌恶柳永。柳永仕途无建树，没多久就被罢官——这些恐怕皆在仁宗意料之中。两相对比，我们不能不佩服仁宗敏锐的洞察力，他知道柳永最适合做什么。

上天关了一道门，却打开了一扇窗。仁宗给柳永指明了另类发展的方向，宋词上真正的“才子词人”、“白衣卿相”闪亮登场。柳永这只鹤没有冲上意想的天，无奈坠入“地狱”。事已至此，柳永倒也不再做无谓的纠缠，索性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反高潮，也是情非得已：的自我解嘲。

赢得青楼薄幸名

烟花柳巷，迎来了浪子柳永。柳永显然不甘心这种自我放逐，他走向茶楼酒肆的脚步声多少带点负气。但，他本人也没有想到，他的脚步声，千百年来，竟在历史深处訇然作响。

混迹市井，柳永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这种生涯，对一位屡考屡败的儒生，其实也是某种程度的皈依。

柳永便无所顾忌地开启划时代的“恁偎红翠”的风流岁月。

那是柳永生命史上的艳阳天。

“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比朝天椒还热辣的话语，全给了柳永。在这儿，柳永是白马王子，是红衣教主，是大家的；而皇帝是那么微不足道，成了一个备受嘲讽的符号，艺伎的生命系统，欣然接受另一种形式的主裁。柳永，才是艺伎们甘心膜拜与臣服的精神领袖。

世态炎凉，人情寡淡，怀才不遇，命途多舛。柳永一走进市井杂巷、勾栏瓦合，便流连忘返。他以一位词人特有的敏感抚触市井平民及青楼女的生活百态，哀其不幸，识其疾苦，慰其欢情。两袖清风的柳永，给不了物质钱财，只能倾其所有的同情、尊重与欣赏。在柳永的才情面前，青楼女视物质如粪土，是柳永提升了青楼女的品位，激发了她们人性中的真与善。

柳永是众艺伎的大众情人，她们对柳永的偏爱之情从俚语里呼之欲出。在柳永那儿，屈身青楼的女子是可堪怜的人，而不是衣冠禽兽的玩物。不期然地街头转角处劈面相逢，心便激烈地跳动起来；帘栊低垂，叫声名字，幸福便漫天漫地；有幸获得柳永亲填一词，那更是巨大的惊喜。潦倒文人柳永，决定了以才相悦人的青楼女的才艺及幸福指数。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想来令人唏嘘不已。

青楼女给柳永欢乐与哀愁，柳永给青楼女深切的同情及词作，文人与青楼女的互动，在千百年历史上是异数，却令后人感动。淤泥深处，方能催生洁白的文学莲花。

或许，正是缘于众多烟花女子以多彩的丝巾作纽带，野史和后人才得以如此宽容柳永。而宋史，却没有柳永的一席之地。

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一直以来，我们将“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单纯地理解为柳词传播之广，受众之多，其实，“井水处”内涵多元。这里有一种市井特有的烟火气，有着明亮的底子，以及特有的温度——令青楼女格外留恋的乍暖还寒的人性春寒的一抹余温，柳词如井水般清明澄澈，汩汩流淌，一路而来，是灌溉市井心灵的文化乳汁和精神矿泉水。

柳永将他的爱情和温情泼给了京都艺伎——自古以来，肯交心并把青春交给艺伎的文人，柳永是开天辟地第一人吧。他将青楼女视为姐妹，视为爱人。所以，柳永之词，俚而不淫乱，俗而不媚。他的心，不染尘埃，是雪莲花般的高贵与索洁，打动了一代青楼女的心扉。他的思维探头，扫描了城市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城市风光，还是羁旅行役，多情别离，总是令人心旌摇荡，柔肠寸断。

可以想象，柳永在这里，是如何得如鱼得水，他的每次闪亮登场，皆引来掌声无数。他的呼声如此之高，受众度如此之广，凝聚力如此之强，使得他的名字在艺伎舌尖上瓣瓣开花，他的笔在美妙如天籁的歌喉间跳舞。这是与功名利禄全然不同的一番天地，一种成功!

笙歌艳舞、锦榻绣被，温柔何曾追寻!

与同代词作者相比，柳永的词作数多且质高。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据说这首《望海潮》流传金国，“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罗大经《鹤林玉露》)。异域入侵，关柳永何事?宋代的积贫积弱，方是外患之根本，但大家津津乐道，可见众人对柳词偏爱之深。

这是柳永一生中最富有的日子，尽管他穷得只剩下词和情。

尽上风流柳七坟

温柔乡里终不能将根深蒂固的仕途情结连根拔起，柳永终不满足“青搂薄幸名”，最后在将近50岁时，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景祐进士，官屯田员外郎”。再续仕宦，终了残梦。

打着风月烙痕的柳永一直不容于主流文人。

张舜民《画墁录》有如下记载：“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宗，吏部不敢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幺?’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词坛领袖晏殊当面出语讥讽，柳永当然很受伤。他不曾辩解，只默默退下。他知道，他与这些人，不同类。

苏东坡在翰林院时，曾问一幕士苏词与柳词区别，幕士回答：“柳词只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儿，手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学士之词则由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哈哈大笑，大概颇为自得。毕竟，关西大汉在气势上比少女要雄壮得多。

与晏殊相比，苏轼自是另一种胸怀，他清醒地看到“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之‘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赵令畴《侯鲭录》引苏轼语)。将柳词举到唐人的高度，东坡是豁达的，而柳永，匹配无愧。

柳词如陈酿，那种醇厚浓郁的意韵须经岁月发酵与浸润，方历久弥香。王灼《碧鸡漫志》云“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戚氏》，即柳词，以离骚来比，可谓推崇之至；张端义《贵耳集》引项平斋之语“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堪比杜诗，也算为柳词讨回了公道。

该了的，似乎都已了结。

柳永晚年穷困潦倒，命运潦倒，生命更潦草。生而何欢，只求速死，“即死，家无余财”，“葬资竞无所出”，一代词人的结局竟是如此不堪。然“群妓合金葬之”，歌伎们集资安葬，这真是一个传奇。冯梦龙“三言”有篇《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载，每逢清明，青楼人空，半城缟素，载酒爻饮于柳永墓前，这是多么动人的一幕。

后人题诗柳永墓：“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

红裙怜才，更怜柳永的情。如云的美女，响彻天际的丝竹与哀恸，这样的收梢，有声有色，华丽至极，柳永有知，当笑傲黄泉。

青楼女吊柳七，吊的是一种情绪，一种合柳永其谁的惆怅。

是柳永成全了青楼女，还是青楼女成全了柳·永?或者，相互成全?在青楼女眼中，柳永是浪子，是才子，也是赤子，是她们的知己。她们，以地母般的

情怀接纳了他，而他，曾慰藉过她们的心。

我们终于可以微笑着说，缺席柳永，是《宋史》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