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韩国人。他吸收了先秦法家的治国思想，在总结各国治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依法治国”(《韩非子·有度》，下引只注篇名)的策略方针(诸如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赏罚依法、治吏引纲、务力耕战等)，因而被世人称之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归结起来韩非的治国思想有三个境界。

在治国之道的选择上，韩非认为最高境界是依法治国。“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制分》)在韩非看来，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是依法治国而不用人治。依法治国的提出是相对以礼治国而言的。因为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初期，是依靠礼来调解社会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的。但以礼治国并不排斥刑罚，而是以礼为主、以刑为辅；礼和刑分别施予不同对象，“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对宗法贵族施之以礼，对平民施以刑罚，这是礼治最明显的等级性特征；礼治社会没有成文法只有习惯法，且“礼和刑罚秘而不宣”，刑罚的裁决只是官吏根据风俗习惯来判定，呈现出随意性和不公开性。

韩非之所以主张依法治国，其一是因为宗法贵族内部已经“礼崩乐坏”，礼治已经丧失其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需要用具有强制力的法来调整；其二是在靠实力说话的时代，需要用法来明确规定赏罚的内容，以鼓励民众努力耕战进而富国强兵。韩非之所以把依法治国看成是治国的最高境界，是因为：法具有规范性。“一民之轨，莫如法。”(《有度》)“明主之法，揆也。”(《六反》)有了法，臣民会按照法的规定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进而会形成“以功受赏，臣不德君……以罪受诛，人不怨上”的局面(《外储说左下》)。法具有公平性。“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敢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法律不偏袒权贵，无论是宗亲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法具有公开性。“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难三》)法具有强制性。法律是关于赏罚的号令，因而它具有强制性和严肃性。韩非认为“主施其法，大虎将怯，主施其刑，大虎将宁。”(《扬权》)“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饰邪》)在韩非那里，法律的强制性是与道德相比较而存在的，而法制作为治国的最高境界，也是针对德治和人治即礼治而提出的。

在执法过程中，韩非认为最高的境界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故至治之国，有赏罚而无喜怒；有刑法而死无螫毒。”(《用人》)法律是臣民行为的标准，执行法律的最高境界，是有赏赐和惩罚但却没有君主个人的喜怒，有刑法而没有君主个人的狠毒。其一，韩非认为执法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在《安危》篇中，韩非通过对危道和安术两个方面的论述，把严格执行法律看成是关涉国家安危的大是非：“危道：一曰：斫削于绳之内，二曰：斫割于法之外。”“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安危》)他以射箭为例：“释仪的而妄发，虽中小不巧；释法制而妄怒，虽杀戮而奸人不恐。”(《用人》)在他看来，放弃了靶子而胡乱射箭，虽能射中小的东西但不能算技巧；放弃了法制而胡乱发怒，虽然杀了人但奸邪的人不害怕。因而，必须严格执行法律的规定。其二是不能随便赏罚。法律是关于赏罚的标准，严格执行法律就是要恰当地实行赏罚：“夫赏无功，则民偷幸而望于上；不诛过，民不惩易为非。”(《难二》)“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饰邪》)“夫发困仓而赐贫穷者，是赏无功也，论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诛过也。”(《难二》)韩非认为：打开仓库赏赐贫穷者，这就是赏赐无功的人；审查监狱释放轻囚，就是不惩罚有罪的人。其三，使用刑罚的最高境界是“不辟亲贵，法行所爱”。晋文公问狐偃刑罚的极限在哪儿?狐偃说不回避亲人和权贵，对所宠幸的人也施行法律。晋文公说，好!第二天，下令在陆圃围猎，以中午为时限，迟到的人处以军法。这时，文公所宠爱的一位叫颠颉的大臣来迟了，执法官请求按法治罪，文公流着泪犹豫不决。执法官说：请让我执法。于是斩了颠颉的头公开示众，借以证明法律的真实。韩非认为：法律是规定臣民的行为标准，是实行赏罚的标准，如果执法过程依据情理就会丧失法律的度量，法度的丧失，并不是法律本身的失误，而是有了法律之后又兼用智慧的恶果。(《制分》)

法律既是惩治犯罪的工具也是预防犯罪的手段。如何使臣民不犯罪、犯罪后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凡治之极，下不能得。”(《扬权》)韩非以为，治理天下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臣子无机可乘。那么怎样才能不给臣子留下犯罪的机会呢?“饬令，则法不迁；法平，则吏无奸。”(《饬令》)在韩非看来，一是要使法律完善；一是要保证法律规定的内容一定施行。法律的完善，就是法律的制定要从人性好利恶害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可能这样一种现实，而不看重、不指望“自直之箭、自圆之木”(《显学》)和“太上之士”(《忠孝》)，而是“不恃人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显学》)，“不侥幸期望乱臣不欺诈”(《守道》)，在法律制定的问题上，韩非主张“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其法易为，故令行”(《用人》)。法制容易遵守，因此命令得以执行。设的奖赏应该是百姓能够争取得到的，惩罚的举措百姓能够回避。如果不是这样，百姓就不会被驱使和震慑。人们在有法律、有惩罚措施的情况下所以会犯罪，在韩非看来是因为法律和惩罚措施不一定实行，因而人们有侥幸心理。他指出，“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于市，犹不止也，不必得也。故今有于此，曰：‘予汝天下而杀汝身。’庸人不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犹不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则虽辜磔，窃金不止；知必死，则天下不为也。”(《内储说上》)韩非的主张是：要制止犯罪，就要在完善法律和发现、惩罚犯罪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