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革命与反革命》，作者：王奇生，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

20年代中共与青年团的关系亦值得关注。中共中央规定，团员与党员的年龄大致以25岁为分界，但年龄在25岁以上而在CY工作者，可加入CY；年龄在25岁以下而在CP方面负责者，得加入CP。《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会议记录》(1925年9月1日)，《上海文件》乙1，第135~136页。上海区委要求团上海地委“注意将青校同学中之年龄超过者或年龄虽未超过而为较好分子者尽量转入本校，以资扩大本校组织。”《上海区委组织部关于中心工作和组织训练班及群运指导工作计划》(1925年10月1日)，《上海文件》甲3，第40页。上海区委其后又规定，以后不纯粹以年龄为标准而分化，须以觉悟程度为标准。如未觉悟的分子，仍退入团。《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5月11日)，《上海文件》乙2，第107页。这样一来，团的法理定位十分明确：团是党的后备力量，受党的领导，即“中学为大学的预备”；“大学同志应领导中学同志工作，中学同志应受大学同志督促”。《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5月)，《上海文件》乙2，第183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青年团，其实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团与党几乎同时建立，两者的关系更像是兄弟关系《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7月17日)，《上海文件》乙3，第104页。而非父子关系。亦因为此，双方经常呈现一种竞争和竞存的态势。在上海，不仅团员与党员的人数大体相当，而且团的组织效能明显优于党。如团的支部大都能按时开会，开会时缺席的很少。这一点上海的党就很难做到。五卅运动中，党和团的组织都有过一次大发展。上海团地委担心在这次大发展中有“投机分子”混入，曾举行了一次“洗团”运动，先后洗出上百人。《团上海地委工作进行计划》(1926年1月)，《上海文件》甲8，第208页。而上海的党组织从未洗过党。

在1926年以前，上海区委很少注意团的工作。上海团地委也很少向上海区委汇报工作。党与团很少发生关系。《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7月13日)，《上海文件》乙3，第72页。1926年4月，上海区委颁布《关于党与团关系的若干规定》。规定称：党是革命的总指挥，团是在党指导下对青年施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团体。“每年政治运动的方式、主张及策略均须经过CP决定以期统一。在这大前提之下，CY尽可积极发展政治工作。”“CP和CY各级机关及各支部的会议，均须互派代表，藉以彼此熟悉情形。遇有共同行动时，还应召集临时的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之联合的会议。”《上海区委关于党与团关系的若干规定》(1926年4月27日)，《上海文件》甲1，第156~158页。这一规定颁布后，党与团的上层关系开始发生较密切的互动。上海区委委员中，有了团地委的负责人。《上海区委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6月12日)，《上海文件》乙2，第237~238页。

在上层，党与团的关系逐渐密切，但在基层，CP和CY之间一直存有门户之见。《上海区委关于党与团关系的若干规定》(1926年4月27日)，《上海文件》甲1，第156页。按理，团员转为党员，是一个团员政治上“成熟”、“进步”和“觉悟”的表征，应该乐意为之。而实际情况却是团员多不愿转入党。由于团内青年学生较多，能力较强，而党员多为工人，才能往往不如团员，加之团的组织比党的组织严密，因而出现团员瞧不起党员的现象。《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6月17日)，《上海文件》乙2，第259页；《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7月17日)，《上海文件》乙3，第104~105页。在团员看来，“大学支部喜欢指导中学支部而无能力”。有些团员自以为能力比党员强，不愿服从党的命令。“有的地方中学负责人比大学强，就形成中学指挥大学，就发生纠纷。”《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7月17日)，《上海文件》乙3，第97、104页。尤其在学校学生方面，党的支部组织不健全，不仅不能指导中学支部工作，而且一切问题，大都由中学支部先讨论，实际上是中学支部领导大学支部。党方称此为“大CY主义”。《团上海地委关于青年运动与今后团的工作方针》(1927年1月)、《团上海地委关于一九二六年十一、十二两个月工作报告》(1927年1月)，《上海文件》甲8，第403、414页。

其次，团内女青年较多，在她们眼中，党内女同志多是“老太婆”。“小姑娘因姊妹关系，不愿入CP，又不愿与老太婆合伙，又过去男女问题使他们害怕。”《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7月13日)，《上海文件》乙3，第77~78页。所谓男女问题，乃指党内常常闹恋爱纠纷。

同样，在党员眼中，团员还是一帮幼稚的小孩子，也难免存在“轻视中学”的观念。大学说中学是小孩子，中学即骂大学为老头子，因此而影响到实际工作。《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7月17日)，《上海文件》乙3，第104页。

有的工厂中，女工多为团员，男工多为党员，党、团之争几乎成为男女之争。而在学校，如上海大学附中，党员多是教员，团员多是学生，党员往往以先生的姿态对待团员，团员则以“考试太严”而怀疑党员故意刁难。《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7月17日)，《上海文件》乙3，第98~100页。

另外，团方批评党方散漫，无计划，不能按时开会，纪律不严，做事不与团方商量，只是单独去做，又做不好；而党方则批评团方只注意开会，没有注意实际工作和深入群众。《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7月17日)，《上海文件》乙3，第101~103页。

1926年7月的《团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况》中这样描述党与团的关系：“CY同志说CP同志压迫CY同志；CP同志说CY同志胡闹；CY同志不愿到CP去。彼此攻击，互相标榜。”《团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况》(1926年7月)，《上海文件》甲8，第293页。

实际上，党与团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组织竞争的态势。在这种竞争态势下，团不愿把好同志分化给党；对党方面调走团的同志，团视为“拉夫”。在发展新成员时，党与团竞相介绍，团方有意隐瞒年龄，而党方则增加年龄。《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7月13日)、《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7月17日)，《上海文件》乙3，第75、97页。

在一般的认知中，青年团一直被笼罩在中共的强势组织结构下，不具有独立的个性。早期的情形其实并非如此。由于团在人才和组织效能方面均优于党，导致党团之间构成一种竞争乃至颉颃的格局。这大概是中共历史上党团关系比较特殊的一个时期。

一个政党的产生和发展壮大，自有其时代背景、成长环境和内在动力。如孙中山的同盟会之以海外为根据地，借助华侨的经济支援和留学生的人才优势，避开统治集团的高压环境，均是其成长的有利因素。中共在1920年代的崛起，其内外情境又截然不同，如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治经济支持，与国民党合作的策略运用，中央政权的弱化与地方政权的分化等，均是其成长的重要助力和契机。

五四时期有一著名的口号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中共成立后，将这一口号改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1924年5月14日中共中央的报告称：“我们政治的宣传，自一九二三年起，即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个口号。在一九二二与一九二三年间，‘反对军阀’已成了全国普遍的呼声；到一九二三与一九二四年间，列强对华进攻日急，全国知识阶级中进步分子，已采用‘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最近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等处，已渐渐有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发生。”中共中央强调，“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军阀还要注重”。

在中共的大力宣导下，仅一两年时间，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便很快为知识精英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所接受。表面观之，“打倒帝国主义”与“打倒列强”似无区别，其实大不然。清末之际，革命党人将中国的一切病根归咎于帝制。而“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魅力，则在于它将中国的一切贫穷落后都归咎于帝国主义，故而具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和民族主义煽动性。吴国桢在晚年回忆录中谈道：“那时将中国的灾难全都归罪于外国经济和政治渗透的观点，确实对年轻人几乎有普遍的号召力，因此当共产党创造出‘帝国主义’这个词时，他们确实掌握了进入年轻人头脑的钥匙(中国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这个词有中国式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在打动年轻人方面，没有多少影响，但‘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则有。”

这意味着中共并没有严格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条。20年代上海区委的文献显示，党组织对普通党员其实很少进行共产主义理论教育，以至于不少工人党员“不但不很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而且不很能明了布尔什维克是什么”。《方子山关于前段工作意见及下步工作安排》(1926年8月11日)，《上海文件》甲4，第173页。为了追求“群众党”的发展目标，上海党组织也没有恪守其“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的组织规程，其组织手段灵活多样，或借助私人感情，或以“封建”帮口为媒介，甚至采取“拉夫”式的吸纳和来者不拒的公开征求等，其“宽松”的实际运作与其“严格”的党章法理判然有别。

不过，中共对“学生”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颇为在意，其“学生很危险”的认知，妨碍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吸纳，也导致党内知识人才的结构性欠缺。工人党员因文化程度低而影响对“主义”的信仰，又因生计所迫，而无暇参加党的组织活动，以至上海的三四千党员中，从事实际工作较得力的仅数十人。

帮口是上海工人的传统组织。中共对帮口并未因其“封建”属性而拒斥，而是利用其组织网络作为动员工人的媒介，并转化其组织能量为党的目标服务。但帮口并非完全听命于党的操控。帮口首领由“封建”式的工头，摇身一变为现代“工人领袖”或党的支部书记后，利用工会和党组织所赋予的新的政治身份，反过来控制和压迫工人，并在党组织与工人之间上下其手，既挟党的权威以令工人，又借工人的名义胁迫党。这意味着中共在利用帮口的同时，也反被帮口所利用。工头介乎党组织与工人之间，实际隔断了党组织与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

20年代上海的党员80%以上是工人，工人党员80%又集中于纱厂。上海工人运动几乎成了纱厂工人运动。党的组织触角所伸展的范围其实十分有限，尚未广泛深入到普通市民群众中去。当然，20年代中共的政治力量与组织力量并不完全相称，如工人党员虽然只有两千左右，而在中共组织影响下的工人大约有10万；学生党员只有一两百人，而实际受中共党、团号召的学生则有五六千人。五卅运动中，中共有过以一两百个党员组织领导数十万工人罢工的辉煌纪录，并于1927年3月成功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故中共自认为“组织力量弱，政治力量强”。

五卅运动的成功发动，使中共感觉到革命动员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难。然而五卅有两大支撑不可忽视：一是民族主义的精神基础，二是巨额捐款的物质基础。张国焘回忆说：“也许有人只知道五卅运动的蓝图是中共所预拟的，但我却认为民族主义的影响，即对中共本身说来，也是超过一切的。”张国焘：《我的回忆》(2)，第30页。五卅使中共积累了丰富的工人运动经验，但也遗留下一些令中共十分头痛的“恶习”。五卅期间多达300万的巨额捐款，使一般工人养成了罢工依赖救济的思想，也使“工人领袖”养成了从中“揩油”的习惯。而且这一“罢工要发救济费”的观念，实际上也得到了中共的某种认同，以至于罢工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救济费的有无或多少。这无疑给中共增添了相当大的经济压力。

在一般的认知中，青年团只是中共的后备军，不具有独立的个性。早期的情形并非如此。团与党几乎同时建立，而且早期团的组织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两者的关系更像是兄弟关系而非父子关系。由于团在人才和组织效能方面均优于党，导致团与党之间构成一种竞争乃至颉颃的格局。

20年代的中共在不同的地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如农运方面，湖南比广东激进，而工运方面，则上海较汉口温和。上海区委明确表示，上海工运不希望蹈汉口的覆辙，采取改良行动，避免幼稚行为；《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12月17日)，《上海文件》乙5，第117页。既要使工人不太消沉，也要抑制工人过分嚣张；《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7月9日)，《上海文件》乙3，第38页。在后期还一度与商人资本家以及帮会头目建立联合战线。1926年底上海区委的报告反映：“工人群众都太信任蒋介石。”《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12月17日)，《上海文件》乙5，第116页。“一般工人群众把蒋介石当做‘万家生佛’看”。罗亦农：《最近政治党务的概况及今后上海工作进行之方针》(1926年12月25日)，《上海文件》甲2，第123页。这提示我们，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镇压工人运动，并非因为上海工人运动如何激烈反蒋，而主要是蒋对中共政治组织力量的恐惧。

早期中共各地方组织形态不尽一致，在都市和乡村的遭际和应对更是不同。过去学界更多地关注中共高层决策及其“共性”的一面，而对中共地方组织的差异性关注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