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洋务运动及后来的戊戌变法为何没能成为“小日本”的明治维新？

　　一、中国思想文化与日本的不同轨迹，而这才是清朝变法维新失败的更深层原因。

　　简单说来，号称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背负沉重的思想文化包袱甩不开。在当时清廷统治阶层典型的主流观念中，泱泱大中国才是代表文明世界的“天朝上国”，外部世界不过是一些欠开化的“蛮夷之邦”。统治阶层唯我独尊的夜郎自大心态比比皆是。

　　这种久远历史传统形成的僵化思维模式呈现异常强大又顽固的惰性和惯性。即使有两次鸦片战争血淋淋的惨败，仍然难以唤醒中国这头东方睡狮，导致统治阶层骨子里仍然极其抗拒向西方“蛮夷”学习。极少数有远见卓识的精英和开明进步人士也只能限于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类。甚至有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应允和光绪皇帝的支持，洋务运动以及后来短命的戊戌变法依然应者寥寥，仍无法撼动庞大腐朽的整个清廷官僚阶层，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日本则不同，作为生存发展空间局限性很大的岛国，其忧患意识与生俱来。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历史文化中，就有久远的向外部强者学习的传统，最典型的当属“汉学”。明治维新主张西学或“兰学”(荷兰传入)，这在思维模式上与此前的“汉学”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向强者学习的对象转换而已。因此，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文化阻力和包袱要小很多。这是容易引起中下阶层广泛响应，并最终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大清作为满人少数民族统治人口巨大的汉民族，其政权危机感无时不在。从“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这样的文字狱即可见一斑。在其长达两个半世纪统治中国历史中一成不变的最大国策就是“以汉防汉，以汉制汉”，更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之说。在这样一种政治生态中，在体制内寻求任何可能的变法维新之策必然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即不能危及满清对汉人的统治!而这也正是 孙中山举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大旗的根本原因。

　　因此，体制内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只能弄些皮毛性质的改良，不可能奢望根本性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变革。事实上，几十年洋务运动的主要成果也基本限于军事、工业等有限领域。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康梁的不少主张正是犯了满清统治的大忌，被保守派拿住了口实，抨击变法维新是“保中国不保大清”。百日维新被突然采取行动的慈禧太后扼杀于摇篮，以康梁逃亡国外，光绪帝被囚于瀛台，以及戊戌六君子被诛杀的惨痛悲剧收场。

　　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有根本性区别，这个岛国尤其不存在民族问题。维新派充分依靠广大中下级武士、商人等阶层的庞大力量，同时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类似策略，打出拥戴天皇的旗帜，一举推翻了几乎与中国清朝历史同样长久的德川幕府统治，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条件和无限可能性。一句话，明治维新首先是一场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然后才是科学技术与工业等领域的西化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