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及私立南开大学迁往湖南长沙，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翌年1月迁往云南，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并于5月4日在昆明复课。1946年5月4日，三校重返京、津故地。

随着时间的流逝，联大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校歌歌词的作者到底是谁，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

学术界便争论不休。直到台湾学者翟志成的考证文章发表，才使各种不实的说法式微。

1980年4月27日，清华大学迎来69年校庆(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与游美肄业馆迁入清华园，正式改名为清华学堂，同年4月29日开学。此后，清华大学便以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为校庆日)。在唱校歌时，联大师生选择了当年曾传唱了无数遍的《满江红》：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岛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此歌唱罢，校友在交谈时提出疑问，这首流传了几十年的校歌到底谁是真正的词曲作者呢?关于歌词作者的说法有罗庸、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蒋梦麟等数种；曲作者亦有马约翰、沈有鼎、张清常等之分歧。有人建议去请教原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时年85岁的冯友兰。据冯友兰回忆，当几人说明来意后，冯认为他们找对了人并说：“现在我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因为1938年联大制定校歌校训的时候，设了一个委员会主持其事。我是五个委员之一，并且是主席。现在其他四人——闻一多、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都不在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并且还没有失去记忆力。有人来问，我就凭我的记忆说是我作的。”

此言一出，张清常首先向冯友兰发难者。

1980年11月1日，张清常在《北京晚报》发表《西南联大校歌的作者》，声称自己是联大校歌谱曲者，《满江红》歌词真正作者是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庸而非冯友兰，冯所作的是一首“现代诗体的歌词”，与罗同时应征，但没有入选。罗词张谱被定为校歌，“曾铅印分发给历年入学学生”。

冯友兰于同年11月23日在《北京晚报》刊文反驳。冯友兰表示：“我亲笔书写的歌词原件，现存西南联大档案。”张清常所说“现代诗体的歌词”，是后来应张的请求，特别为张个人创作的《西南联大进行曲》所写的几句白话诗。冯还说：“西南联大结业北返时，曾在昆明立纪念碑一座。碑文是我写的，碑文最后的铭词大部分用校歌的词句，可谓一稿两用。”碑文有“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句，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

冯友兰列举的证据显然比张清常的多得多，有些证据还保存完好，如西南联大档案与纪念碑，就完好如初地保存在清华档案室内与昆明联大旧址。但这引来新的质疑之声。署名“联大一校友”的作者于同年12月29日在《北京晚报》发表《西南联大校歌作者究竟是谁?》一文，认为冯友兰根本就不是校歌的作者。文中对冯极尽挖苦、嘲弄之能事，并有“死无对证”、“剽窃别人成果”等激烈言词掷出。

对此，冯友兰开始寻找证据，并终于找到朱自清儿子朱乔森所藏的朱自清日记。日记中关于联大校歌的记载有三条：

1938年10月30日

下午大学校歌委员会开会，我们接受罗庸先生的词，但不是曲(按：后来出版的朱自清日记原文为“但未通过曲”)。

1939年6月14日

下午开校歌委员会，听校歌演唱会，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马(约翰)、杨(业治)、沈(有鼎)负责修正。

1939年6月30日

大学校歌委员会下午开会，接受张清常先生的乐谱，三人喜欢张的歌词，大多数人接受其乐谱胜过其歌词，他们同意接受冯的歌词(按：后来出版的朱自清日记原文为“开会讨论张清常曲，三个委员同意张的曲子。他们认为曲调比歌词更重要，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朱自清全集》卷九、卷十，朱乔森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据这三条记载，罗庸有一首校歌的稿子，并且带有谱子，曾一度为校歌委员会接受。所以，有人说联大校歌是罗庸作的，也是事出有因。此外还有冯(友兰)、马(约翰)词及张(清常)词，但是校歌委员会最后决定用冯词。校歌的谱子原来有三种，有沈(有鼎)谱、马(约翰)谱和张(清常)谱，校歌委员会先建议用沈谱，常委会据以公布。常委会先公布的是冯词沈谱，后来又改用冯词张谱。这就是后来的西南联大校歌。

冯友兰的证据一出，把对此事的评论者实实在在地震了一下。在清华大学校史办公室工作的黄延复致函原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就校歌歌词一事进行询问。王力在复函中认为作者应是冯友兰。1981年5月15日，原联大哲学教授沈有鼎公开具函清华大学校史办公室，证明冯友兰是校歌歌词的真正作者。冯友兰认为有了如此“铁证”，足以堵住众人之嘴。在出版的《三松堂自序》一书中(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冯颇有些得意地把自己关于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一段回忆，作为一个附记放于书中。然而，此事并没有就此了结。

1987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刊发了号称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张源潜的署名文章《西南联大校歌制作经过》。该文以张清常的说法为主要依据，并辅以清华大学的档案材料，颇具规模地构建了联大校歌制作经过的历史现场，得出了罗庸才是联大校歌《满江红》真正作者的结论。1988年10月，由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南联大北京、昆明校友会，以及云南师范大学合编的《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专辑》对该文进行了全文转载。

此文出现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冯友兰及冯的女儿冯钟璞(宗璞)、女婿蔡仲德，都未对此作响应，从而给外界造成冯家老小已经默认的印象。一时间，中国内地几乎所有出版发行的报刊中，在提到联大校歌问题时，众口一词地说是罗庸。如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与侯菊坤合编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姜建、吴为公合编的《朱自清年谱》，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刘家莹编《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等，皆把联大校歌歌词作者的帽子戴到了罗庸头上。同时，蔡仲德在其所编的《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中，对联大歌词的作者问题，也未作决断而予以回避了。

2001年1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的《中兴业 需人杰》一文。杨说：“‘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之初，冯友兰教授写了一首校歌。他一生很得意此校歌歌词，晚年时候写《三松堂自序》时还将歌词录了进去。”又说：“校歌是一首词，词牌是《满江红》。冯先生显然觉得宋朝的南渡和当时的西迁有相似的地方，所以不但用了岳飞的《满江红》词牌，还做了许多对比。校歌第一阕开头几句是：‘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我于一九三八年秋考入西南联大，今天还记得当时唱此校歌时悲愤而又坚决的心情。”

2001年7月4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桂苓在《中华读书报》撰文指出：“此为杨振宁教授记忆有误。——当时冯友兰先生也写了一阕较有影响的佳作，最终入选的却是中文系教授罗膺中(罗膺)用《满江红》词牌所填写的歌词，由联大教师张清常谱曲。”又说：“冯友兰教授在抗战胜利联大即将北归之时，受全校师生委托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碑文后缀以歌词，时人往往将此词与联大校歌混淆。”

面对如此局面，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学者翟志成放下正在撰写《冯友兰传》的工作，开始涉足联大校歌悬案。他经过反复推敲冯友兰与黄延复、张源潜的说词及其提供的证据，求证于清华、联大的档案材料，最终证实了冯友兰才是真正的联大校歌的作者。在长达四万余言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考辨》中，翟志成采取正向和逆向的双向思维考证法，对搜集到的证据进行考证与辩难。

1968年，冯友兰被“文革”造反派打翻在地，几乎每天撰写回忆自己的“反动历史”。其中有一份材料涉及到校歌问题。材料原文如下：

关于联大校歌的问题

1939年联大要定校歌，常委会叫我起草。我用《满江红》调写了首词。其中说：“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待恢复旧神京，还燕碣。”稿子提到常委会，有人觉得形式太旧，不像个校歌的样子，但终于通过了。通过后，我找哲学系教授沈有鼎作谱。谱成以后，就正式公布，成为联大校歌。国文系有个教员张清常(现在内蒙古大学)，作了一个西南联大进行曲乐谱，把校歌谱子也收进去。他把乐谱稿子交给我，我没往外拿，因为联大没有乐队。

我只记得校歌的一部分的词句。但就这一部分词句看起来，它表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愿望，我企图用校歌的形式，把这个愿望灌输给青年学生，使它们成为反动派的接班人。“中兴业，须人杰。”这个“中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中兴”，这个“人杰”就是为这个“中兴”服务的“人才”。这六个字明确地说明了国民党反动派给西南联大的任务。“待恢复旧神京，还燕碣。”就是预先就有的“下山摘桃”思想。碑文吹捧这个校歌，并将其改写为碑的铭文，现在看起来，校歌和碑文，标志着西南联大的始终。校歌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为联大所作的工作总结。

而张清常宣称他是从朱自清来信中，获知罗庸为联大校歌歌词作者，却始终拿不出朱自清的信件原件证明，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另外，在对朱自清日记的解读应用上，黄、张二人进行了歪曲、割裂和删改。

翟志成在文章的最后说：“我从正反两个方面层层加以考述和论证，从而推翻了黄延复、张源潜的结论，否定了大陆学界的定论，证明了冯友兰是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真正作者。相信日后即令有新材料面世，也只会加强本文的证明。——本文的结论，已经是整个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争论的定案了。”尽管此言颇有点自负色彩，但也不能不佩服作者深厚的考证功夫和文章中施放出的足以摧毁反对者的巨大威力。

翟氏的文章于2001年12月在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发表后，又陆续在香港等地发表，并被多家报刊转载。此结论一时成为定案，学术界莫可驳之。

1980年，冯钟璞重返昆明，在西南联大旧址，看到其父撰文的联大纪念碑，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小诗：

那阳光下极清晰的文字，

留住提炼了的过去，

虽然你能够证明历史，

谁又来证明你自己?

1981年10月20日，86岁高龄的冯友兰过杭州谒鄂王坟，想起岳飞那首传唱千古的《满江红》，不禁悲从中来，遂赋诗一首以志其事：

荷去犹闻荷叶香，

湖山终古获鄂王。

“冲冠”“怒发”传歌久，

何事闲人说短长。

在经历了世间的风风雨雨之后，冯友兰不仅不能阻止“闲人”前来说长道短，最后连“证明自己”所写的一首歌词都变得如此艰难，甚至到了有口难辩的凄凉境地。这固然有“闲人”做祟，障蔽了历史的真相，但正如台湾学者翟志成所言：冯友兰在八十年代初期，可谓集天下之攻谤污辱于一身，真正是积毁销骨。如果宣称自己为联大歌词作者的人是梁漱溟，自然会片言折狱一锤定音。若是换成大陆学界普遍尊崇的陈寅恪、汤用彤，或者是金岳霖，他们的遭遇也将会和冯友兰完全相反，这是毋庸置疑的。——围绕歌词事件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人心所向。西南联大校歌悬案，显然与人的行为、人格、道德文章等等有重大关系，这一事件不仅对冯友兰而言是个教训，对日后的所有学人同样是值得深思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