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16日傍晚，第三届女排世界杯的决赛开始，中国队对东道主日本队。在主场球迷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中国姑娘以3:2艰难获胜。

最后一个球落地，姑娘们抱头痛哭。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的中国人更是血脉贲张。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彻夜高呼“中国万岁，女排万岁!”

比赛颁奖典礼未毕，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单位的贺电已至球队。贺电还转达了高层将授予女排为“全国新长征突击队标兵”和“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标兵”光荣称号的决定。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这两个荣誉的分量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第二天，国内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都在渲染女排夺冠。《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中国赢了》写道：“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体育比赛的胜利，上升到了激励整个民族精神的高度。

这些民族英雄从日本荣归故里时，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万里、习仲勋、杨静仁亲自到机场迎接，荣高棠等体委的领导人都只能挤在接机队伍后排。

到了后期，媒体开始大力宣传“学习女排要落实到行动上来”。诸如“某工厂女工看了女排的事迹之后，每天早来晚走，精心操作，班产量天天超额完成计划”；“某煤矿工人看完女排比赛之后，自觉加义务班，日日超产”等。为此，《人民日报》还开辟了“学女排，见行动”的专栏。

“我扣球的形象都上了邮票，女排的集体照做在了日历上，还有纪念币、纪念章，像民族英雄一样。”郎平的自传《激情岁月》这样描述那时的情形，“逼着你只能上不能下，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帜。女排的气势，振兴了一个时代，她是80年代的象征”。

此后五年，中国女排每逢重大比赛的决赛都遭遇东道主，但总能上演大逆转，屡屡获胜。她们迎来了“五连冠”，中国社会对于她们的崇拜一次甚于一次。

“当时女排出国访问，所到各处都有警车开路，这对其他队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体育报》资深排球记者黄志文回忆。

女排的影响也波及到了海外——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女排奋勇夺得 “三连冠”后，回国途径香港、新加坡。“队伍未到，邀请女排吃饭的餐厅已排起队来。”黄志文说。在香港，霍英东将整支队伍带到自己的超市，让代表团成员每人随意挑选一样东西。在国内物质尚极度贫乏的时代，谁都没见过那么大的超市。女排姑娘们都不约而同地挑了绒毛玩具，这在当时内地还是从未见到过的稀罕物。

到了后期，女排以及教练袁伟民已完全被舆论神化。袁伟民的执教之道，多年来，一直被排球界称道。“如今看来，当时的宣传的确有些过了。”黄志文说。

女排比赛时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大比分落后，袁伟民叫暂停或换人，一下子反败为胜。当年不明就里的观众会把这样的临场指挥，看作为袁伟民的神奇招数。

国人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女排决赛。预赛中中国队输给美国队，由于美国人赢得了心理优势，决赛之初势不可挡。当第一局打到14:14的关键时刻，袁伟民换上侯玉珠发球，第一球直接得分，第二球破对方二传进攻得分，拿下——这奠定了全场最终胜局。国人大悦，只道是袁伟民最后时刻拿出了“秘密武器”。这两球被奉为经典，侯玉珠也因此 “两球成名”。

多年之后，袁伟民回忆起当年的那场比赛时说，“其实当时就是没办法了，想换侯玉珠上去试试。”而侯玉珠则坦言，自己发球的时候，紧张得连球网在哪里都看不见了，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美国队一看换人发球，以为有什么奥妙，自己先乱了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