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其实就是毛泽东的一个“强国梦”。从毛泽东到许多中国人心里，始终有一个结打不开，即一方面自豪于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和历史，一方面又深陷在上百年来贫弱落后受人欺凌的悲情之中。新中国的成立，使毛泽东等从内心里发出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欢呼，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中国人真要想在国际社会上挺起腰杆儿来，却并无底气。毛泽东搞大跃进，正是这样一种情绪和环境交互刺激的产物。

新中国宣告成立时，中共尚未完全解放中国大陆。1950年上半年统一大陆的作战刚告结束，就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政府突然在台湾海峡部署了第七舰队，使得毛计划中的统一大业无法最终完成，这自然成了毛泽东心中永远的痛。他随后力排众议，坚持出兵朝鲜对美作战，与此恐怕也不无关系。

随着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朝鲜战争迅速停战，苏联新领导层倡议和平共处，基于现实力量对比的考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曾经设想过与美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但是，一年之后，中国外长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受命主动与美国代表团团长接触，遭到冷遇，再度刺激了毛泽东。他明确表示对当初的决定感到后悔，说:我当时指示在日内瓦会议上和美国人接触，这与我自己一贯的想法并不一致，看来还是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因为，这涉及到中国人是否真正站起来了的民族尊严问题。

为了教训傲慢的美国人，在日内瓦会议刚刚就朝鲜和越南停战达成协议后，毛泽东就下令宣传解放台湾，并炮击金门，通过制造紧张局势，给美国人以教训。这一强硬步骤在一定程度上使毛泽东看到了成效。半年多之后，原本拒绝与新中国进行外交接触的美国政府，终于改变态度，与中国建立起了大使级会谈这种外交沟通渠道。

毛泽东在中美两国大使的交涉过程中看得很清楚，如果不使中国迅速强大起来，中国就永远也不要想让美国在台湾问题以及联合国等问题上作出真正的让步。他与印尼总统苏加诺有过一段谈话，清楚地反映出他内心里的焦虑和不满之所在。

苏加诺提出:中国应当早日加入联合国。毛泽东答复称:“慢一点好。”苏加诺表示不解。毛忿忿地解释说:“问题是台湾。”“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一万年也不进去”。他进而赌气地说:“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要让人家承认你，接受你，就只好挨人家的白眼。我们宁肯不加入联合国，也不要这些国家的外交承认。”毛泽东的看法很明白，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尽快收回台湾”，一是“把自己建设强大”。

1956年，全国各地到处敲锣打鼓，宣告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苏联人当年用了12年的时间恢复经济，又用了7年时间才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中国只用了3年时间恢复经济，不到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种速度，再加上此前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创造的种种“奇迹”，使毛泽东越来越看不惯周恩来等人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他坚信中国在经济建设上也一样可以创造奇迹。

1958年上半年，处在推动大跃进的亢奋之中的毛泽东，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决定:第一是全面推动和部署大跃进运动，他公开放言:“我就不信，搞建设比打仗还难?!”要求各地立即发动生产大跃进，赶英超美。第二是改变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免去了主持该方针多年的周恩来的外长职务，其过去的外交政策被定性为右倾保守，在内部受到批判。第三是在周被免职前后，中国外交部受命向美国政府接连三度发出严重警告，最后一次，即6月30日，更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声明，强硬宣称，美国方面除非在15天之内同意恢复谈判，否则由此而带来的一切后果只能由美国方面负责。为此，毛指示军方立即准备再度炮击金门。

大跃进运动发动不过几个月时间，各地上报的粮食亩产几十倍上百倍地增长，极受鼓舞的毛泽东进一步号召在工业上创造奇迹。到1958年5月，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就调整了年初的赶超计划，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赶上美国。又过了一个月，进一步的捷报使他又一次调整了赶超计划。他主张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就应超过英国。进入到9月初，他已经不再注意英国了。他直截了当地要求党的领导人，要有大手笔，要解放思想:“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到1958年夏天，毛泽东的心态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与不同，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