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日军大屠杀期间始终留驻南京的二十多名西方侨民，除了忙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工作，奋不顾身地救护中国难民，与失去人性的日军暴行斗争外，还冒险用他们的笔与照相机乃至电影摄影机，记录下他们亲见亲闻的日军暴行，然后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与途径，冲破日军的重重封锁，将这些极其珍贵的材料，送往上海与海外，提供给各国新闻媒体；同时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发表演说，进行社会调查等，向全世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这是他们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作出的又一伟大贡献。

在日军大屠杀期间始终留驻南京的二十多名西方侨民，成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奋不顾身地救护中国难民，与失去人性的日军暴行斗争。对他们的这一伟大贡献学术界已有许多论著进行了论述。然而，除此以外，西方侨民们还在新闻宣传方面，在向全世界揭露日军大屠杀暴行方面作出了无可替代的伟大贡献，却至今少有系统论述。

在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并立即实施大屠杀后，留驻南京的五位英、美记者为了迅速向全世界报道这骇人听闻的战争暴行，于1937年12月15、16日相继撤离南京，前往上海。这时，“南京的情况显然更加恶化”，特别是因为日军要在12月17日举行规模盛大的“入城式”，各部日军加紧对中国军民实施屠杀，将大屠杀推向高潮。此后，日军在南京城内外，连续多日搜捕与屠杀中国军民，使南京城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屠场。但因为英、美记者的离开，南京城里再没有除日本国籍以外的任何记者，因而有关“日军暴行的报道就逐渐减少”。在这时，留驻南京的西方侨民们勇敢地承担起向西方新闻传媒提供有关日军在南京暴行真实消息的重任。他们说：“对这种残酷的暴行……是不能沉默的!”西方侨民们冒险用他们的笔与照相机乃至电影摄影机，记录下他们亲见亲闻的日军暴行，然后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冲破日军的重重封锁，将这些极其珍贵的材料，送往世界各地，成为各国传媒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新闻来源，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巨大反响与共同声讨。

向国际新闻界提供记录南京大屠杀的书信、日记、报告

西方侨民的第一种方式，是以书信、日记、报告、文章等文字形式，记录下日军的暴行，然后千方百计以各种方式送出南京，提供给国际新闻界。

日军当局低估了这些西方侨民开展的宣传运动的能力。这些西方侨民，特别是那些各国传教士，美国教授、医生，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特点是，他们在文字技巧方面都受过优良训练。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能言善辩的作家和演说家。传教士们受教育于美国和欧洲最好的大学，他们成年后的多数岁月都奉献于布道、写文章，以及宣扬基督教的巡回演讲；“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的一些教授曾经著书立说。因此，他们都养成了每天记日记和经常写书信的习惯。此外，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和传媒合作也很有经验。在南京沦陷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就已乐于通过南京电台广播讲话或为通俗报刊撰写文章了。

当五位美、英记者将于1937年12月15日撤离南京时，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Bates)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专门写成了一篇新闻稿《南京一瞥》，报道日军进入南京两天来实施大屠杀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文章一开始就写道：“日本军队在南京的声誉异常败坏……整整两天的频繁屠杀、大批的周而复始的抢劫与对私人住宅的肆无忌惮的干扰并对妇女安全的危害，改变了整个城市面貌。”接着，文章记述了日军对中国平民极其残忍的血腥大屠杀：

许多市民的尸体躺在街道上。昨天在城市中心，他们估计尸体布满整整一个街区。死者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13日下午和晚上被枪杀或刺刀捅死的。这一天正是日军进城的日子。任何人由于恐惧或受惊而逃跑，任何人天黑以后在街道或小巷被流动巡逻兵抓住，几乎都会被就地处决。绝大多数暴行都异常残酷。暴行在安全区一如在其他地方，许多案件为外国人和有身份的中国人亲眼目睹。若干刺刀伤害残酷绝伦。

贝德士在这篇新闻稿的最后总结道：“恐怖难以言状，而文雅的(日本)官员演说却宣称：‘唯一的宗旨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向暴虐的中国政府宣战’，简直令人作呕。”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虽然篇幅不长，却是第一篇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目击记录，内容真实，文字精炼，报道迅速，义正词严，极具震撼力与感染力。1937年12月15日，该报告被撤离南京的司迪尔、德丁、史密斯等四名西方记者带往上海。

1937年12月15日，当司迪尔、史密斯发动汽车准备去下关码头乘美国“瓦胡”号炮舰离开南京前往上海时，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的美籍医生、时年31岁的威尔逊(R.O.Wilson)匆匆把几十页的材料塞进一个信封，让他们带走。德丁则带走了福斯特(H.Forster)给家人的信。1937年12月16日，美联社记者麦克丹尼尔乘日军的驱逐舰“津贺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他比其他四位西方记者在南京多呆了一天。他带走了费奇的短信。这些信件都是对日军的暴行的目击记述。

在五名西方记者离开南京后，西方侨民们为了继续不断地将南京的情况迅速传递出去，想了许多办法。《纽约时报》记者阿本德在12月19日发自上海的特别无线电讯中，指出：“(南京)市内的外国人应该已经找到某种与外部的联系手段。”事实确实这样。尽管日军当局严格禁止、拼命阻挠南京的任何信息传到境外，尽管日军当局严格检查来往南京的片纸只言，但留驻南京的西方侨民们还是千方百计地将记载他们亲见亲闻的日军大屠杀暴行的日记、信件、报告、文章等，送往上海，送往海外，并大多获得了成功。这当然要冒极大的风险，同时需要足够的胆识与智慧。

1938年1月初，南京日军当局终于允许极少数的美、英舰船在南京港口停泊。西方侨民立即利用这个机会向外界传递信件。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在1938年1月10日《致朋友函》中写道：“这是在强奸、刺刀刺戮和肆无忌惮的枪杀之间仓促写下的简短笔记，准备通过自日军进入南京、局势变化以来所能利用的第一艘外国船只——一艘为‘帕奈号’从事打捞工作的美国海军拖船——将他们送出去。”

西方侨民当然更希望由自己亲自将这些信息送出去。但由于日军的严密封锁，西方侨民在日军大屠杀期间不可能离开南京。直到1938年1月下旬，由于日军大屠杀准备收刀，留驻南京的二十多名西方侨民才被允许个别人离开南京。这样，他们就可以较迅速、顺畅地将南京的消息传送出去。1938年1月23日，德国商人克勒格尔获得日方当局的允许后，乘军车离南京前往上海。他“是第一个获准离开南京的外国人”。他秘密带走了乔治·费奇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11日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日记，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史迈士致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总会”主席博因顿的报告与信件。1938年1月29日上午9时，费奇获准乘英国炮舰“蜜蜂号”，离南京前往上海。他秘密带走了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日记。

西方侨民在送出的材料中，除了新闻稿与书信外，还有他们向日本驻南京使领馆的多封抗议书，以及他们给“全国基督教总会(NCC)”的多次报告等。这些材料多汇集到设在上海租界的“中华全国基督教总会(NCC)”中。1938年1月23日晚，“全国基督教总会(NCC)”的广播电台广播说：“南京的来信约有100封。信中报道了那里骇人听闻的状况。”

应该指出，西方侨民们提供的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包括书信、日记、报告等，不完全等同于那五名西方记者的新闻报道。首先，那五名西方记者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只待了三到四天，因为急着要发出电讯，不得不提前离开南京，此后再没能返回；而西方侨民们在南京留驻了整个大屠杀的全部时间。同时，西方侨民们在战前就长期生活在南京，与南京人民有长期的交往，建立了各种关系，对南京与南京人民有较深的了解；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们又日夜与难民们在一起，为保护与救助难民而奔忙，可以说，他们与难民同呼吸、共命运。因此，西方侨民们对日军大屠杀暴行的了解，对难民们苦难的体会，要比那五名西方记者更多更深。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说：“关于安全区，则安全委员会的记录远比我的正确。因为我在日军攻占后仅停留了三天，同我相比，他们在安全区停留的时间更长。”

西方侨民们将他们记载亲见亲闻的日军大屠杀暴行的日记、信件、报告等送往上海、海外后，立即被各新闻传媒迅速采用，传遍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在1937年12月15日写的《南京一瞥》，迅速为许多报社、通讯社记者的新闻报道以及各种调查研究报告、外交文书等广泛引用。1937年12月24日，《纽约时报》第7版刊登该报驻上海记者阿本德当日发自上海的报道：《日军大佐未被惩戒》，其中关于南京的报道内容，大量引用了贝德士的《南京一瞥》。上海租界中的《字林西报》在1937年12月25日刊登新闻评论，“据可靠消息，日军在华、在南京已失去了极大的声誉：攻占首都后立即强奸、掠夺”，评论几乎全部照录了《南京一瞥》。

同时，贝德士的这篇新闻稿复印件还被记者们送给了美国外交部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在1938年1月5日向美国国务卿写的秘密报告中说：“随信寄去南京金陵大学的教授贝德士博士(社会学及历史学教授)写的有关日军占领后的南京情况的记录。该记录的复印件是由《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司迪尔亲手交给该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的。”

贝德士的这篇新闻稿复印件也被送给了中国政府。1938年1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金陵大学美国教授贝德士，曾在首都目击去年12月13日日军入城后抢劫私家物品，大批枪杀解除武装之我方军士及难民，并搜挟少年妇女于一处而强奸。该教授曾将目击情形，以书面分送各中外人士，但未署名。”

还有，乔治·费奇(George Fitch)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11日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日记，于1938年1月23日由克勒格尔秘密带往上海，立即广为流传，引起中外舆论界与新闻界的震动与关注。费奇说：“我的故事在上海引起轰动，因为这是首都弃守后有关此处情况的第一则新闻，它被复印和油印并广为流传。”后来他的日记被多家报纸刊登。1938年6月2日，美国芝加哥的《视野》杂志(The Ken)发表报道《南京的浩劫》，以记述乔治·费奇向他在上海的同事约翰·马勒尼所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形式，刊登了乔治·费奇的这些日记。此文后来又经缩写，刊载在美国《读者文摘》1938年7月号第28~31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第一、二章收录了乔治·费奇日记的主要内容。1938年，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在上海编辑出版英文版的《日人战争行为要论》，也匿名收入乔治·费奇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日记的全文。

1938年初，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在英国伦敦将贝德士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写的信件与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抗议信，提交给“英国贸易工会”主席本·提里特。本·提里特读了这些材料后，非常震惊与愤怒，迅速将这些材料编印成小册子，题为《日军在南京的恐怖暴行》，出版发行，寄赠给英国贸易工会俱乐部成员、相关新闻媒体以及其他关注中国人民苦难的人士，向英国与全世界各界人士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西方侨民送出的书信、日记与报告，在国际上各种报刊刊登后，形成国际舆论，甚至对日本当局也产生了一定的压力。1938年1月22日，史迈士致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总会”主席博因顿的信中写道：“从东京传来的消息说，我们发往华盛顿、柏林及伦敦的报告已经有一部分产生了效果。作为我们通过华盛顿转达抗议的结果，东京方面已经下达命令，要求在此的日军重组军队，而且据承诺，这将在三四天内完成。”果然不久，日本当局迫于国际舆论压力，改组了华中日军，召回松井石根等人。1938年4月18日，美国纽约著名的《时代》周刊发表报道称：美国的基督教和犹太慈善组织“上周在美国将南京陷落一个月之内屠杀、强奸的相当完整的目击报道和图片资料集中在一起”，进行揭露。

秘密拍摄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电影纪录片西方侨民的第二种方式，秘密拍摄记录日军暴行的电影纪录片与新闻照片。

新闻照片与电影纪录片是对所发生事件的现场作影像的实录，是更感性的现场记录，常常能发挥文字记录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在日军大屠杀期间，在南京的西方侨民为了记录下日军的暴行与中国民众的苦难，除了用文字写下书信、日记、报告等外，还克服种种困难，用照相机、摄影机拍摄下新闻照片与电影纪录片，提供给新闻传媒，向世界揭露与控诉。

例如，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兼总稽查(警察委员)的美国圣公会南京德胜教堂牧师约翰·马吉(John Magee)、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的威尔逊医生等人，都曾用照相机拍摄了多张遭受日军伤害的中国难民的照片。丹麦史密斯公司在南京“江南水泥厂”的产权代表辛德贝格(Sindberg)亲眼看到，在南京城外，在中国军队为了阻挡日军坦克而挖掘的战壕里，堆满了中国军民的尸体，甚至还有一些伤兵。日军为了能使坦克顺利通过战壕，竟然屠杀附近的无辜居民，用他们的尸体，连同许多伤兵，一道将战壕填平。为了记录下日军这毫无人性、惨绝人寰的暴行，辛德贝格设法借来一架照相机，拍摄了许多现场照片。最值得称道的还有约翰·马吉，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南京“安全区”内的鼓楼医院中与其他一些地方，偷偷拍摄了记录日军暴行的电影纪录片。该片后被起名为《南京暴行纪实》，约翰·马吉为它写了引言和解说词。

约翰·马吉说：他像其他西方侨民一样，“这期间从早到晚忙着保护这个城市的居民，或是以某种方式帮助他们，因此偶尔才有时间去摄影”。同时，“还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因为如果让日本人看见，就有被他们砸坏或没收摄影机的危险。因此，他不能直接拍摄处决的镜头，或是拍摄该市几个城区中堆放着大量尸体的场景”。他将拍摄的重点放在金陵大学附属教会医院——鼓楼医院中。他说：“教会医院收治了许多伤员和日本人暴行的其他收害者”。因此，他拍摄的影片只是记录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很小一部分，因为“在成千上万受伤的人中，只有极少数可以被送进医院或是为我们所知”。马吉严厉批判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并深刻地解剖了日本军国主义与法西斯的社会文化根源与背景。他说：

看来日本的军官与士兵都认为，他们有权利对中国人采取任何一种暴力行为，因为中国人是他们的敌人。……在日本士兵身上所看到的这些残忍和嗜杀成性，在一个今天还崇尚“剖腹自杀”陋俗和让儿童阅读残暴好杀故事的国家里，也许是难以避免的。

约翰·马吉指出他拍摄此影片的目的，说：“把这些场景拍摄下来，并不是为了煽起对日本的复仇情绪，而仅仅是希望所有的人，包括日本人在内，牢记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并使他们明白，应该使用一切合法手段结束这场由日本军队挑起的争端。”

约翰·马吉拍摄的电影《南京暴行纪实》经整理后，胶片长达400英尺，分为8卷，放映时间达105分钟。这部记录日军暴行的真实史料，是留存至今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后来胶片中的近百个画面又被翻拍成照片。

1938年2月上旬，约翰·马吉在拍摄的电影纪录片《南京暴行纪实》基本完成后，就设法将电影胶卷送往上海冲印。因为影片的效果很好，许多方面，包括一些西方国家驻南京使馆的外交官，都向他索要该影片的胶片拷贝。马吉拒绝将自己拍摄的影片用于商业目的。他向上海柯达公司代表处支付了拷贝费用，准备免费赠送给需要的机构。1938年2月12日，马吉请回南京视察的瑞记祥泰木行的美籍经理比舍普立克返回上海时，帮其拷贝一份。当时正在上海采访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对该纪录电影片进行了剪辑，并委托居安·阿若德将胶片带到美国去。1938年2月18日，乔治·费奇第2次获准离开南京时，秘密将《南京暴行纪实》胶片缝在自己驼毛大衣的衬里，随身带到了上海，立即送柯达公司冲印，复制了四套拷贝。乔治·费奇将其中的一套转交给德国驻南京使馆政务秘书罗森；一套交给英国调查委员会的莫瑞尔·莱斯特，让其带到日本东京秘密放映；一套派人送往武汉，交中国政府，向中国民众放映；还有一套由他带回美国放映。他将从上海经香港回美国，“预计和阿若德的胶片大致相同的时间到达华盛顿”。

应该指出，当时西方侨民们秘密携带电影胶片或照片出南京是十分危险的。日方当局对获准进出南京的西方侨民严加监视，尤其禁止他们携带照片文件。1938年3月5日，《大公报》(汉口版)刊中央社香港3月4日电讯，报道说：“沪息，敌在京杭各地，有禁止携带照片文件出境说，对美、法教会牧师往来，尤为注意。”8约翰·马吉冒着危险拍摄的电影纪录片《南京暴行纪实》成为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影像文献资料，迅速在上海租界与中国内地以及美国、德国、日本等地放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京暴行纪实》战时在中国内地因故没有公开放映，只在小范围内对一些记者与官员放映，让他们直观了解了南京沦陷后中国军民的悲惨遭遇。1938年3月28日，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司迪尔报道了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纪实》在汉口等地放映的情况：

[汉口3月28日电]几乎在南京的新傀儡政权宣誓就职的同时，由美国传教士在日本人在那个城市实行恐怖统治时期所拍摄的电影在这里进行了小范围的放映，观众是记者和官员。电影中所揭示的日本人残忍的可怕证据使得南京政府的赞助者———日本人所夸夸其谈的亲善显得多么空洞和滑稽可笑。尽管电影只有一个远镜头显示日本士兵所从事的光荣的勾当，但有许多镜头描述了可怜平民沦为无纪律、残忍、性欲强烈的征服者的牺牲品。

在美国医院拍摄的照片显示浑身是刀伤的妇女和儿童；日本军刀将一位妇女的头几乎砍下一半；一个男人的头和手被火烧得漆黑，他活着讲述了煤油是如何浇在他们身上的，他们是如何被点燃的。最惨不忍睹的一个镜头显示了一个家庭全家被屠杀，躺在他们被发现的地方，女性的尸体被损毁。这部电影的真实性不容置疑。它只是确认了目击者对日本征服中国最黑暗一页的描述。

约翰·马吉拍摄的电影纪录片《南京暴行纪实》也在西方的民众中激起很大的反响。1938年3月，费奇在美国《旧金山记事报》上发表文章《日军在南京之奸淫》，介绍他从南京带回的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电影纪录片。

丹麦史密斯公司在南京“江南水泥厂”的产权代表辛德贝格，在1938年6月3日在回国途中，经日内瓦时，受到正在这里访问的中国劳工代表团的热烈的感谢。在当日举行的晚会上，辛德贝格应邀放映了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纪实》影片。来宾与观众有近一百人，其中有国际联盟的官员与各国记者。晚会后，中国劳工代表团向辛德贝格要求制作这部影片的两个副本，其中一部给国际联盟，一部送交美国。

约翰·马吉拍摄的电影纪录片《南京暴行纪实》甚至在日本的盟国——纳粹德国也引起一定的反响。约翰·马吉亲自向德国驻华大使馆提供了一部他拍摄的这部电影纪录片拷贝。1938年2月10日，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向德国外交部报告，他将把这部电影纪录片拷贝送往德国外交部，并请求将该影片放映给德国国家元首希特勒看。1938年4月15日，拉贝回到德国柏林，曾作了数场关于日军南京暴行的演讲，并向听众放映了约翰·马吉拍摄的这部电影纪录片。据说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观看了这部电影记录影片，并在观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镜头时呕吐了好几次。○20约翰·马吉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甚至被秘密带到日本放映。

西方侨民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其他种种方式

西方侨民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第三种方式，是在世界各地举行演讲报告会，发表专题演说，或发表文章，以自己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亲身经历与见闻，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1938年1月23日，即日军占领南京约40天后，日方允许德侨克勒格尔(Kroeger)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他是第一个获准离开南京的西方侨民。克勒格尔到达上海后，作了几场报告，详细介绍了日军在南京数十天大屠杀的暴行，并同意新闻界公开发表。克勒格尔认为；“即便如此，还是宣传得不够，因为日本人到处煽风点火，矛头对准南京，在那里他们肯定是有企图的。”因此，他主张，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应持续不断地进行报道”，“通过新闻媒介施加压力”。克勒格尔在上海的报告引起了日本当局极大的不满。1938年2月9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福井对拉贝说，克勒格尔的报告非常差劲，克勒格尔的思想很坏。

1938年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南京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乔治·费奇离开南京，经上海、香港，回美国。在归途中，1938年3月1日，费奇应广东省政府主席、平民自治会会长吴铁城的邀请，在广州的一次茶话会上，给广东“扶轮国际俱乐部”和“星期四俱乐部”的成员作了名为《日本兵在南京》的演讲，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各国驻广州的外交使节与新闻记者，包括纳粹德国驻广州的外交使节，参加了这次茶话会，听了费奇的演讲，受到极大的震动。1938年3月16日，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对乔治·费奇这次在广州的演讲作了报道，题为《南京的暴行》，副题为《美国目击者讲述入侵者的放荡，屠杀解除武装的中国人》，从而使得它的影响更为扩大。

1938年3月10日，乔治·费奇回到了美国，直到这年11月离美回中国，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到美国各地作了多场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告、讲话，接受记者采访，会见美国政府官员，还在《旧金山记事报》上发表了题为《日军在南京之兽行》的文章。他的报告与活动成为美国各报争相报道的热点，对美国官方与社会各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侨民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第四种方式，是鼓励、支持、协助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Timperley)编写全面揭露日军战争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长篇专门著作“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China”(《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华暴行》)。

首先，为了扩大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影响，在南京的西方侨民，尤其是几个美籍传教士，鼓励田伯烈编写一本全面揭露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特别是在南京大屠杀中暴行的书籍。贝德士在谈他鼓励田伯烈编写这样的著作时说：“我们感到以积极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种道德义务。”他正是抱着这种崇高的责任感与义务感，在1938年2月初，先通过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总会(NCC)”的干事鲍引登带口信给田伯烈；接着于2月11日从南京写信给田伯烈，动员与鼓励他“写作这本书”，并对其编书的目的、方法与经验深信不疑。

其次，西方侨民向田伯烈提供各种有关资料，为田伯烈的写作出谋划策。在1938年2月初，贝德士让田伯烈去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总会”，找该会干事鲍引登，在教会的图书馆里查看、复制保存在那里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文件，包括贝德士等留驻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写的书信、日记、报告等，以及由其他各地方传教士们送来的大量有关日军暴行的材料；贝德士并允诺将提供南京最新的资料给田伯烈研究与使用；还安排正在上海“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临时办事处”工作的他的夫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教师莉丽娅·罗宾斯协助田伯烈做资料收集复制的工作。

田伯烈阅读这些文件后，于1938年2月17日写信给贝德士，征求他对史料与写作的意见，说：“我真想把这本书限定在这个主题，写成一本个案历史，书名叫《在南京的考验》或其他类似的名字。”贝德士接信后，立即与史迈士、米尔士举行会议，进行商讨，于1938年3月3日给田伯烈回信，就田伯烈所提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贝德士不同意田伯烈将该书的主题与题材仅限定在南京大屠杀上，而认为应增加收录日军在中国其他城市暴行的材料，因为日军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所到之处普遍地实施了烧杀淫掠的残酷暴行，并非南京一地独有，南京大屠杀只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这无疑是个十分高明的建议。田伯烈后来采纳了此意见，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贝德士等人不仅为此书的编写出谋划策，还为田伯烈搜集各地日军暴行材料提供了具体的线索和方法，让田伯烈从其他各地传教士那里得到关于日军在芜湖、扬州、镇江、杭州等地施暴的材料。田伯烈后来正是从各地的传教士那儿获得了日军在长江三角洲各地区暴行的材料。其中，在南京地区的资料，来源于西方侨民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日记、书信、报告等，其中最重要的有：

(1)乔治·费奇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11日的日记。

(2)贝德士在1937年12月15日起草的新闻稿《南京一瞥》，在1937年12月间给日本驻南京使馆的多封抗议信，在1938年1月10日“陈述过去数周南京陷于普遍恐怖状况”的一封信件等。

(3)马吉拍摄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照片。

(4)史迈士签署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处发出的各种报告与案例。

再次，在田伯烈编写完成全书后，贝德士阅读了全部文稿，提出修改意见，并为书籍的出版发行作广泛热情的宣传。1938年6月中旬，“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Terror in China”一书英文版在伦敦、纽约、加尔各答同时出版；接着，此书的中文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于1938年7月在武汉出版，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固然主要是田伯烈的功绩，但谁都不能否认，这里面也有贝德士等西方传教士的重大贡献。此书出版后，贝德士等驻南京的西方侨民始终关注着它、爱护它、宣传它。1938年11月29日，贝德士在前往马德拉斯参加国际会议途经香港时，给友人写信，再次热情地宣传与推荐这本著作。他写道：“南京罪恶的灾难终于真相大白，虽然很少有人了解它的全部意义。田伯烈的书——《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华暴行》是一部很直率的作品。”

西方侨民为了向国际上揭露南京大屠杀，还采取了其他种种方法，进行了各种活动。

例如，进行社会调查，对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及其严重后果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与记录，并将这些珍贵的调查研究材料提供给国际新闻界。

1938年3月到6月，“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委托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美籍教授、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史迈士率领20个学生进行南京地区战争损失调查。这项工作从1938年3月8日开始，至6月15日结束，其成果写成《南京战祸写真：1937年12月~1938年3月》。该成果用近代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对南京城区及邻近的几个郊县进行实地调查，以大量详尽、真实、可靠的史料与数据，展示与论证了日军攻略南京与实施大屠杀的战争暴行，给当地人民造成的惨重的人口伤亡、财产损失、经济破坏与精神损伤，是对日军侵华战争罪行的一份详细记录与血泪控诉。

再例如，以当事人的身份，向新闻界发表讲话，甚至向美国政府与总统上书，就日本的侵华暴行，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与建议，要求制裁日本，支持中国的抗战。他们提出了惩罚与遏制日本侵略行径的倡议——美国应对日实行石油、废钢铁等战略物资的禁运，卡住日本战争机器的动力供应。

金陵大学历史学系美籍教授贝德士在1938年11月29日致朋友的传阅函中说：西方侨民们“连续数日亲眼目睹成百架日本轰炸机群飞过，有些飞机带有美国军事装备，而且几乎全部飞机灌满美国汽油。在江上连绵的日本军舰是用美国汽油驱动的；公路上数以百计的日本军用卡车也是通用公司和其他美国厂家制造的。……难道善意对于他人还有什么胜于强权的实际意义?富国应该为大家的公益作经济调节，而不应以武装的贪婪掠夺他们弱势的邻居。”1939年3月11日，乔治·费奇就远东局势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同样的甚至更尖锐急迫的建议：

我们对我国在制裁发动这场不人道战争的日本的过程中继续向日本出售高品质的汽油、石油、废钢和其他基本原料表示深切的关注甚至是羞愧。我们感到我们继续与日本分担战争的罪责是不可容忍的。不仅如此，我们还感到我们继续向日本提供这些它需要用来制造武器的原料无异于自杀，因为迟早有一天日本会掉转枪口对准我们。

……我们再次呼吁，采取断然措施中断原料和其他物资的运输。因为这种运输使我们成为日本侵略一个伟大、英勇和友好的民族的罪行的同谋，而这个民族正在为了我们立国的原则——自由、正义、民主以及国际条约的神圣性而展开生死斗争。○26乔治·费奇等西方侨民的批评与建议，不仅表现了他们对苦难深重的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同情、声援与极其深厚动人的感情，而且表现了他们为历史所证明的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深刻认识，对国际关系及其发展的远见卓识。

总之，留驻南京的二十多名西方侨民向新闻界提供的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书信、报告、文章、记录电影；他们在世界各地举行的演讲报告会；他们进行的社会调查，对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及其严重后果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与记录等，均成为国际新闻传媒报道与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最重要的材料来源，具有极重要的新闻价值与历史价值。这是这些西方侨民对苦难的中国人民的巨大的支持与声援，对国际新闻事业与人类进步的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