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坠机现场

　　林彪的出逃和256号专机的坠毁，是地地道道的突发事件，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蒙古方面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

　　当林彪的座机起飞后，毛泽东主席和 周恩来总理都不知道他的真实意图和最终去向。周恩来只知道情况有异，问题严重，于是下令打开雷达，严密监视。飞机自北戴河起飞后，开始是向着北京方向飞的，但当14分钟后飞机缓缓转弯，然后向西再向北，情况愈发显得不妙之后，周恩来果断地向空军司令部调度室发出命令：“请你们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就说不论在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春秋出版社1985年版，第291页）然而256号飞机虽然开着无线电，听到了地面的呼叫，但就是不肯作任何回答。

　　 林彪的座机一越出国境，原本已有某种预感的周恩来所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气愤地骂了声“叛徒”，立即从人民大会堂驱车前往中南海，当面报告了 毛泽东。随后，两人决定，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一律停飞。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连夜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宣布林彪叛逃事件，主持研究应付各种情况的应急措施。

　　彻夜未眠的周恩来，亲自给全国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的情况，要求各地坚决听从党中央、 毛主席的指挥。出于保密的考虑，周恩来使用的是经过斟酌的语言：“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当有的受话人一时反应不过来，还要进一步询问时，周恩来马上打断其话语，着急地反问道：“怎么，你还不明白吗？”（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页）

　　9月13日上午，周恩来召集军委和总参有关领导开会，分析林彪外逃可能出现的军事动向，研究内防政变、外防侵略的兵力部署。决定集中3个机械化师、2个坦克师、1个炮兵师、4个警卫师，共10个师的精锐部队，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京北南口，京东首都机场，京南保定以北，是重点防御地区；防空降、防机降、防机械化部队突袭，是主要作战方式。当晚，各部队进入了预定作战区域。

　　中南海内加强了警戒，增加了警卫兵力，修筑了掩体，架设了机枪和防空武器。毛泽东悄悄搬出了中南海原来的住房，来到人民大会堂118厅暂住。

　　9月14日上午，外交部专门研究了外交对策。当时作了四种估计：（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谈话；（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已到达某国某地；（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态。会议分别讨论了在上述情况下的对外交涉和如何表态问题。据说，针对第一种可能，还起草了《政府声明》的稿子，以备急需。（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171页）

　　这一切都说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对林彪的出逃颇感意外，都不知道林彪出逃后会采取什么样的举动，中国所面临的会是什么样的局面，他们作了最坏的打算。

　　最先得知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消息的，是蒙古方面。不过，他们也不知道这是林彪的座机，他们根据飞机失事的残骸判断，这是一架中国的军用飞机。

　　头一周双方外交部门的交涉，事后看来是戏剧性的。

　　9月14日上午8时30分，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紧急约见新上任的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通报说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中国的喷气式飞机失事。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飞机，乘员9人，包括1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他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作出正式解释。

　　许大使闻讯大吃一惊，他不敢怠慢，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国内，请示如何处理。中午12时50分，驻蒙古使馆的特急电报便送到了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手上。正在主持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会议的姬鹏飞看罢大喜，那颗原本极度紧悬的心随即放了下来，向与会者说了这样一句话：“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并立即派人把电报送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正在那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大约14时左右，已连续工作5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刚刚入睡的周恩来被紧急叫醒，首先看到了电报。他顿时异常兴奋，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顾不上换下睡衣，亲自拿着电报快步前往118厅报告毛泽东。

　　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林彪出逃大约36个小时之后，知道了林彪机毁人亡的结局。他们舒了一口气，因为人一死，此前许多迫在眉睫的担心也就稍微可以放缓了。但他们依然决定，在没有拿到林彪摔死的确凿证据，没有完全弄清事实真相之前，对内对外都要严格保密。于是，外交部指示驻蒙古使馆继续就飞机失事原因进行调查和交涉，并把进展情况随时报告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