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北京晨报》2012年3月11日A19版 作者：黄道炫 原题为：红军的正规化建设

在第五次反“围剿”准备过程中，红军的正规化建设受到较多的重视。

毛泽东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和正规化建设曾有中肯评价，他认为：“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

根据正规化原则，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红军指挥部对红军编制作了若干整顿，缩小部队编制，这一整顿原则和国民党军一样，都是精简编制，便于部队运动，适合在山地作战。

从国共两军当时的对垒状况看，面对国民党军进攻，有关战报清楚地显示出红军作战能力、素养的欠缺：

“指挥员忘记了运用机关枪，没有指示机枪的射击目标，及阵地机枪在战斗中随便摆在阵地上无人过问，枪口有的还朝着后方(二师)。全师机枪只两支枪带了水，其余均未带水……”

“战斗中自发的勇敢是很好的，开始冲锋是很迅速的、勇敢的，但一遇到敌人较顽强的抵抗时或较有力的火力阻拦时，就在敌前停滞起来了，也不发扬火力也不跃进，大家挤在一堆让敌人最有效的火力射击和遭受敌人手榴弹的掷炸，死伤枕藉。等到敌人的反冲锋到来，敌人走近我们的人堆附近以集束的炸弹投入我们的人丛间，一个炸弹就能炸着我们几个人。”

不可否认，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当时对垒双方的特殊态势，中革军委在坚持运动战总原则同时，对一定程度的防御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客观看，面对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红军从事一定程度的防御战应为势在必行。消极防御的战斗不乏其例，其中原因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体或团体，正如任弼时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谈到的：“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筑堡垒的事情都归之于新路线。”

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屡战不利，从1934年年中开始，中共开始计划撤离中央苏区，为这一全局性计划争取时间，被动防御成为主流。但这种战略指导仍然显得过于呆板，失却了此前红军机动灵活的特点。

同时，这一时期由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个人军事专权严重，彭德怀后来谈道，当时指挥部甚至“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

陈伯钧日记曾记载，军委因按错误的地形图指导作战，影响了红军战斗力的发挥。

不过，彭德怀也谈道：敌人战术因其不愿意脱离堡垒之故，不唯消耗兵力，而且消耗时间，每进攻一次需得停顿三天、五天，有时半月，因为如此便给了我们在纵深地带上有新的筑阵地的可能。